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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天体物理专业曾将他训练成一个科学主义者，但科学史专业使他成了国内最活跃的“反科学文化人”之一。 刘兵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科学史理论家，科学传播研究学者，著名“科学文化人”之一。 ◆ ◆ ◆ ◆ ◆
□ 江晓原 ■ 刘 兵 □ 刘兵兄，说起来，你我二人都可以算戈革教授晚年仅有的几个朋友之一了。当然我们都是他的晚辈，你对他是执弟子礼的；我虽被他视为忘年之交，但也一直对他执晚辈之礼。自从我认识戈革教授之后，25年以来我一直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少见的才子，而且是一个相当不得意的才子。 我原先打算安排我的博士生吴慧小姐给戈革教授做一个系统的访谈，为这位奇特的人物留下一份口述史料，而且我已经和双方都谈过，戈革教授和吴慧小姐都很乐意。谁知我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想将这份口述史料的出版先落实好，然后一气呵成，结果就拖延了访谈的实施，而等到出版终于已经不再有任何障碍的时候，戈革教授却已驾鹤西游，遽归道山了！每当想到此事，我心里总是很难过。 现在，只好让我们姑且以回忆的方式，谈谈戈革教授，希望能弥补此事于万一！ 或许有读者会产生疑问：这位戈革教授何许人也？他真的值得你们这样郑重其事地来谈论吗？那我可以先举出几点，来证明我们这样对待他是有道理的： 一、他是中国研究尼耳斯·玻尔（Niels Bohr，可与爱因斯坦比肩的伟大物理学家）的最大权威，他的这方面工作在国际上也得到高度承认。他翻译了十多卷的《玻尔集》。 二、他因为对玻尔的杰出研究，而被丹麦女王封为骑士，女王向他颁授了“丹麦国旗骑士勋章”。 三、他曾是当年张伯驹主持的诗社的成员，年轻时和周汝昌（如今的红学大家）等人是频繁唱和的诗友。 四、他的篆刻达到非常高的造诣和成就，钱锺书、李约瑟、于光远等人，都拥有并使用戈革教授为他们治的印。 ■ 真的是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以这种对谈的方式来回忆戈革老先生。 不过，我先要做一点小小的说明。确实，正如你说，我对戈先生是执弟子礼的，或者用戈革先生的说法，因为他曾参加过我的研究生论文答辩，按照以前科举时代的的说法，可算作是我的“房师”。从我念研究生开始接触他老先生，到在做论文时向他讨教，到他作为我研究生论文的评审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再到研究生毕业后在工作期间与他的各种交流，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我与他的关系也算得上是比较特殊了。 例如，在将近20年前，他为拙作《著名超导物理学家列传》（其实此书书名中“列传”二字也是出自他的建议）所写的序，是我所知唯一他给别人的书所写的序。在与戈老先生的交往中，我也确实获益良多。只是近几年，因一些特殊的事情，一直没有再见到他。也正因为这样，我觉得我们现在能以这样对谈的方式来纪念、悼念戈革先生，确实是我所愿之事。 你说到你曾想让你的学生对戈先生做一系统访谈而未果。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十多年前，我也曾动过此念，想以访谈纪录的方式做一戈先生的自传。这一工作在1995年甚至都已启动，戈革先生当时还很认真，从自序和“中国人的姓名”开谈，但甚为遗憾的是，只开了一个头，这项工作也没最后完成，最终只留下了两万多字刚刚讲到他的童年的纪录稿。现在我刚把它重新找了出来。 因为戈革先生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系统的传记材料，我想，如果从这幸运地留下的只谈了一个开头的两万多字的材料中，摘录出一小部分相关材料放在我们这个对谈里，也算是对戈革先生生平的一些早期材料的披露，你以为如何？ 现在我们已经有几方面的材料来源了：一、你说的访谈记录。二、我最近偶尔在网上发现了另一则对戈革教授的访谈，倒是从童年谈到老年的，但只有5千多字，涉及的问题不多。三、当年戈革教授授权我在我们的“科学·历史·文化”网站上发表他的旧体诗词，这些诗词从侧面反映了戈革教授的情感生活和精神世界，我还曾根据这些诗词写作的年份，做了某些考证乃至“索隐”。四、我们两人与戈革教授直接交往中所了解到的情况。 我想，我们能不能试着根据这些材料，先设法将戈革教授的生平大致勾勒出来，然后再重点讨论一些有重要意义或有趣的问题？ ▲ 戈革先生 简单说来，“其祖上本来住在云南，后来搬到洛阳，后来又搬到浙江，而‘近日’则已散布到江浙各地，包括‘吴江之垂虹桥’。后来，苏州戈家有人迁到了北京，不久又迁到了河间献县一带；而浙江戈家有人辗转迁到了河北景州（今景县）。于是就形成了献县和景州的两个支派。大体说来，后世北方姓戈的人，除个别人外，都分属于这两个支派。” 戈革，则属于献县戈氏。 在“我的童年”这一部分，戈革先生回忆说： “我于旧历辛酉年腊月廾五日（1922年1月22日）辰时，生于河北省献县前南宫村。其时祖父已逝，家中还有继祖母王氏、伯父和伯母周氏，伯父家的两个姐姐（后皆夭逝）和一个哥哥戈本宗、我的父母、我的大哥戈本捷（字足先）。和我的姐姐戈玉清。三年以后，我妹妹戈玉环出生。我大哥乳名“福全”，姐姐乳名“雪”，妹妹乳名即为“环”。我乳名“福聚”，学名原为戈本荣，后改为戈繁荣，字跃先。 “我自幼反应迟钝，性情内向，婴幼时期身体较胖，二三岁时还走不稳路，后又因害痧眼，爱看小说，很快就成了近视眼。因此有些邻人认为我活不了几岁。等我长大以后，他们才把自己的推测告诉了我母亲。 “因为性情迟钝，我自幼得不到父母和其他长辈的喜爱。我有一位远房的叔祖父，他有些学问，交游较广，性情豪爽，见识高超。他对我大哥的评价是‘此吾家千里驹也’，而对我的评价是‘将来当一辈子教书匠’。我很尊重和爱戴这位老人，但是听了他对我的评价也曾暗中颇感不平，认为自己将来不一定就那么没有出息。谁知事有凑巧，至少是在我身上，竟被他‘不幸而言中’！ “我于七岁时入小学。那时的乡村小学还带有很大的旧式私塾性质，老师可以申斥和体罚学生（用戒尺打手心）……我们的家庭在村中被称为‘财主’，而我学习又很顺利，且十分老实（本来就不好动），因此我在小学时期从来不曾受过老师的申斥和责打。我们的课程已经不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而是采取了“洋学堂”的《国文》、《算术》、《修身》等书。第一册《国文》的前几课，每课只有一个字，即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等等。 “当时我们学习的方法全靠朗读。老师教了一课书，学生们就开始大声朗读，一读就是几小时，目标是要能够‘背诵’。读了几小时还不能背诵，往往就要挨打。偏偏我从小不爱作声，因此特别讨厌那种朗读的方式，我只愿坐在书本面前发呆和胡思乱想。但是我永远能够顺利背诵，故老师也不管我。刚开始学《修身》时，第一课竟有八个字之多，即‘夜间早眠，日间早起’，这被认为是很‘难’的。老师看我坐在那里发呆，就走过来问我认不认得那几个字，我说认得，他一个一个地指着，我都正确地读了出来。于是他大为惊讶，认为我很有‘天才’。 “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习字’课，起初由老师写几个标准字，而学生们用薄纸铺在上面一笔一笔地描画。等有了一点点经验，就可以开始写小楷（也用相同的办法）。到了高年级，才能‘临帖’。我一开始‘习字’，便被老师和别的长辈们判了‘死刑’，因为我写的那几个字实在太不像字。他们说，这孩子‘手艺’（即写字的天分）太坏，一辈子别想写得好字！这种评价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但是我因中了旧小说之毒，一生‘附庸风雅’，从心里喜欢琴棋书画之类（‘琴’除外，我毫无‘音乐细胞’），一直喜欢写写画画，并收买一些碑帖书画。现在我写的毛笔字仍很难看，但其水平早已远远超过了所有当年判过我死刑的人了。” 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晚年书房墙上就挂着一幅他自己画的画，画面寄托遥深，题画诗中有“平生一事太遗憾，不信刘郎胜阮郎”之句，暗示此画与他的情感生活有关。 至于他的书法，他晚年有自己手抄诗集《拜鞠庐吟草》一册，是先将一张A4纸对折，然后画上左右各九行的乌丝栏，对折处还有描有燕尾──完全描成旧时线装书的样子，再将这张A4纸复印数百份，接着就在这些纸上手自抄录历年诗词旧稿。事毕，再复印了十几份，赠送知音好友。我这一份前有题记云：“晓原博士得余吟草，有嗜痂之赏，谓将什袭而珍藏之。虽称许过当，亦令老夫有加倍知己之感也。杜工部怀青莲句云：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我非谪仙人，何足以当此乎！呵呵！辛未白露玄天之行前二日古稀叟戈革记于蓟门烟树之北。”意态飞扬，极见个性。他的书法虽然不能算非常漂亮，但显然是很有根底的。 说到戈革教授晚年的书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这间书房的常客，估计你也是不时会去的，但是我们两人好像从未同时出现在这间书房过。 ■ 戈革先生后来在书与画（当然还要包括篆刻）方面，确实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从他的自述中，我们应该是可以看出其童年时所受教育的影响了，说实在的，虽然他自谦地说自己的毛笔字后来还“很难看”，但我们现在的教育，恐怕就完全不可能再有这样的基础训练了。 好，再继续摘一点戈革先生对其生平早期的回忆： “我在初级小学读了四年，应该毕业了。但是我们村中没有‘高小’。父母认为我年岁太小，而且性情太笨，不宜自己出门，因此让我继续在本村小学中多读了一年。然后就送我到二十多里以外一个叫‘沙洼’的镇上去读高小。那地方在‘子牙河’畔，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一条河。在那里，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一日三餐都是粗粮，夜间大家一起睡在土炕上。 “第一次离开家，独自一人生活，我觉得十分孤独和痛苦，每天都盼望快快放假。每到寒暑假，我父亲都来接我。我因不受喜爱，从来就很怕我父亲。但是每当放假他来接我时，我却心中觉得和他十分亲近。这种感情我不敢也不好意思表现出来，只能把自己的学习成绩报告给他。那时我的成绩是很好的，在班上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当时高级小学的学制是两年。我高小毕业时我父亲已经得了重病，当时只说是‘痢疾’，多方医治无效，过了几个月他就逝世了，年仅42岁。现在想来，他的病恐怕是肠癌！ “1936年夏天，我父亲逝世半年以后，我被送到沧县的‘河北省立第二中学’去读书。在那里，我开始受到‘级任’老师的歧视，原因是我不会卑躬屈节地向他献媚。他多次借故在班上申斥我，有一次且对我‘罚站’。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教师们，多数还有些道德观念和为人师表的责任感。他虽然十分不喜欢我，但仍对我表现了一定的关心。当时我患痧眼很严重，他主动地多次带我到医院去治疗，并且向我家中提出，我的眼病必须认真对待。在他的催促下，我大哥和他的几个同学进行了联系。当1937年暑假开始时，他的一位家在沧县的同学就把我送到了北平，到他们的一位医生朋友自开的专科医院中治病。 “父亲最得意的事是培养我大哥上大学。我们平常过日子，一个钱也舍不得花。但是父亲却从每年的家用中提出很大的一个百分数来供给我大哥从中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天津，国立北洋大学机械系）。他并不讳言这是他的一种‘投资’。每当别人恭维他有魄力供儿子上大学时，他就会说：‘现在本钱是下上了，且看将来的结果吧！’可怜的父亲呐，当我大哥即将毕业时，他却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父亲去世以前，当战乱还未开始时，就给我订了亲。战乱来时，家有大姑娘可真是最为提心吊胆之事，因此我岳父那边当然希望我尽早结婚。但是按照当时的礼教，我丧父的孝期未满，而且年岁也太小，所以婚礼不能举行。后来在那种恐怖而席不暇暖的日子中度过了将近两年，实在拖不下去了，我终于在1939年5月结了婚，当时我和妻子都只有17岁。 “婚后一年多，家乡实在呆不下去了，我终于冒了极大的危险，开始了‘流亡’的生活。从那时起，我就基本上脱离了有我童年影迹的故乡，后来只短期地回去过很少几次。” 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在讲到他父亲的去世和他离开家乡之后，这个自述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不过，从这些片断的摘录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戈革先生早年生涯的若干重要信息，这对于理解戈革先生后来生活的轨迹，显然是重要的背景。 □ 非常巧，我所知道的戈革教授的情况，恰好可以从此处衔接下去。 在流亡中他到过河南，后来辗转到了甘肃酒泉去上中学（因其兄在玉门油矿工作）。1945年他考上了西南联大，1946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重新分成原来三个大学，他选择了北大，而当时整个物理班50多人，除了他和另一同学，其余人都选择了清华。他这样选择是因为当时北大没有体育课——他讨厌体育。他后来谈起此事时，又开玩笑地提到当时一个顺口溜：“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据说是当时年轻女子选择对象的标准。 1949年他大学毕业，当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京城。新中国建立之后，他进了清华研究所念研究生，1952年毕业，但当时政策多变，这批研究生没有任何人拿到学位。那时工作由国家分配，他被分配到山东工学院，他学的是理论物理，在工学院没有用武之地，只能教教普通物理。后来他回到北京，一再要求去综合性大学，始终未能如愿，最终在1953年他去了新成立北京石油学院——仍然是工科院校，一直在那里工作到退休。他退休时的单位名称是“中国石油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事后看来，让戈革教授这样的人，长期托身于一所工科院校，确实是一个错误的安排。虽然石油学院对他的研究工作也不是完全没有承认和支持，但是如果他能够托身于比如北大这样的文科、理科传统都很强的综合性大学，他肯定会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也会更容易遇到同好和欣赏者。 说到这里，戈革先生的生平大致已有一个粗略的轮廓了。我们似乎也可以在此背景下来谈谈其他的方面。刚才说到政治运动和戈革先生的性格时，我忽然联想到了另一个我并不认识的人，即那位在前两年很火很畅销的《束星北档案》一书中的主人公，物理学家束星北。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似乎应该不算大，经历的时代也差不多（当然，戈革似乎要稍晚一点点），又都是学物理的，个性又都很强。从束星北的多灾多难的人生经历中，我们恐怕也不难想象出，即使戈革先生能有机会在综合性大学，甚至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因其性格，也很难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吧？ 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从戈革先生早年的经历，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他的性格之形成的一部分因素。至少在我接触他的这些年中，我发现，其实，他与很多人相处得都不是很好，他也非常清高地看不起许多人（尤其是许多学者），在与出版界打交道时，这更表现得很突出，也导致了他的著作在出版上遇到相当的困难。当然，戈革先生是有资本清高的，但毕竟这种不入世、不从俗的为人方式，是其一大特点，甚至在极端的情形下，有可能表现出一些略显扭曲的形式。我们在理解戈革先生时，恐怕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吧。你说呢？ □ 你从戈革教授联想到束星北，真是相当有道理。其实从戈革教授留下的诗词中，我们也很容易印证你的判断。比如“一生不戴乌纱帽，半路常逢白眼狼”、“何须更问阳关道，一线羊肠独自行”、“行遍人间独木桥，阳关大道太无聊”、“此心碾碎成原子，空剩枯颓老病身”、“海雨天风渐相忘，淡烟残月自题诗”、“算来错铸天来大，错认伊人懂爱情”、“只望花荫重遇见，无人行处都行遍”、“平生一事最遗憾，不信刘郎胜阮郎”……，在在勾画出一个怀才不遇、牢骚颇甚、清高孤傲、埋头治学、情感生活也不是十分如意的学者形象。与束星北相比，我觉得戈革教授可能更清高一些，束星北也没有戈革教授那许多锦心绣口的文学才情，以及篆刻、书法等方面的造诣。 戈革教授之治学，也只能在时代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约束之下进行。他是学理论物理出身，但因为工作单位的硬性分配，使得他未能如愿接近理论物理的前沿。据他自述，后来他开始翻译玻尔的著作，“慢慢地我就走上了科学史翻译与研究的道路”。 《玻尔集》中译本的翻译和出版，也是好事多磨。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翻译，已经出版了10卷，第11卷已经译完，第12卷的原版他在2006年拿到，也已经译完。《玻尔集》最初两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改为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如果不是戈革教授自己从丹麦为《玻尔集》中译本的出版找来了资助，如此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要在国内出版，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在中国，毕竟只有很少的人知道玻尔，同意玻尔学说具有伟大意义的人就更少了。这个巨大的学术工程，总算在戈革教授生前得以完成。据说他临终前曾表示：《玻尔集》已经译完，此生已无遗憾。闻之令人感动。 ■ 这里你已经开始说到戈革先生令人惊叹的科学史翻译工作了。我想，就翻译的数量来说，也许国内科学史界再无一人可与之相比了吧。《玻尔集》，除了尚末出版的最后两卷之外，我倒是也非常幸运地得到了前十卷。仅此一项，就足以奠定戈革先生在科学史领域中翻译的经典地位了。更何况，这是以他一人之力完成。当然，其中经历的辛酸，也是旁人所难以想象的。在已出版的十卷中，辗转由三个出版社相继出版，而且，每卷还都要由戈革先生自己找来出版赞助。即使是这样，到最后科学出版社也不肯再继续出了。 而且，如此艰难出版的那些卷，印数也相当之少。生前，戈革先生曾对我抱怨此事，说，起码每所有物理系的大学，总该会买一套《玻尔集》吧，再加上各图书馆，也决不应只印这么少。然而，现实总是与最起码、最正常的预期不一致。如果真能做个统计调查，我想，在国内有物理系（还不用说那些只有物理教研室之类的）学校，能有一套《玻尔集》的，恐怕确实是屈指可数的。我们的学术，就是这样的现状。 当然，说到这里，还会再引出一个问题？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以物理研究和物理教育为业的物理系，当然地需要对这个领域中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玻尔的著作集有收藏，但为什么不呢？除去经费、信息、销售渠道等因素的制约，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对于物理学这样的科学学科在知识之积累和发展的理解上的问题。你想，这种经典文献性的东西，固然与物理有关，但这种关系更是在一种历史的、人文的意义上的关系，只关注最前沿，只关注SCI之类的人，显然是不会对于像玻尔这样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人的著作有多大兴趣了。但这样的后果之一，则是哪怕在物理学本身的范围和意义上，就会变得“有知识、没文化”了。 说到个人的例子，我在先后受赠十卷《玻尔集》后，倒确实曾因此而有某种直接的收获。正是在其中，我注意到了玻尔与超导研究的关系（在通常谈论超导和超导史的文献中，少有谈及此事的），也因此，在十多年前，沿此线索（而且不仅仅是线索，《玻尔集》本身就已经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完成了“玻尔与超导物理学”一文，该文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上发表之后，还曾获得了“大象科学史论文奖”。为此，我也应感谢戈革先生的这套辉煌译作呢！ □ 戈革教授在对玻尔学说的译介和研究方面，确实做出了罕见的努力和成就，要不丹麦女王也不会向他授勋并封他为骑士了。记得当年在授勋仪式（在北京举行）之后不久，有一天，那是在一个多云的午后，在他住宅的书房里，他和我谈起此事，他说：“国内科学史界有些人一直排斥我，这次授勋应该可以稍微洗雪一下我的耻辱了吧？”我说：“不，那些排斥你的人才有耻辱。”当时午后淡淡的斜阳正照进书房中，他说这些话时的音容笑貌，仿佛就是昨天的事。 除了《玻尔集》，戈革教授还翻译了许多书籍，大都与物理学有关。我自从26年前在北京念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时，开始和他成为忘年之交，他有新书出版都会送给我，记得有一天我对他说，我要收全他出版的所有书籍，结果他马上从书架上抽出好几种尘封的旧书，问我见过没，我都没有见过，那都是他好多年前出版的译著。于是他颇为得意地说：你看，你还far from“收全”呢！ 戈革教授除了译著之外，属于“原创”的著作出版得不算很多，这里先说如下几种：《玻尔》，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出版，是“世界哲学家丛书”中的一种。《学人逸话》和《玻尔和原子》，都是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这三种都带有普及色彩。但是他最重要的原创著述，我认为应该是他的《史情室文帚》，此书有中国工人出版社的简体字版（1999年）和天马图书有限公司的繁体字版（2001年）。还有一本《渣轩小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后面两种书中，有许多非常好玩的文章。 当然，他还有至少三种重要著作，尚待出版：《金人谱》（为金庸15部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制作的印谱，凡1200余人，1600余印）、《挑灯看剑话金庸》（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评论集）、《拜鞠庐吟草》（他的旧体诗词集）。 ■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开始涉及戈革先生的翻译和科学史研究工作了。但作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才子，他可以为之自豪的领域，却显然不仅限于这两项。 熊伟，也是出身于科学史而与戈革有密切交往的不多年青人之一，尽管他现在身在国外，已经不专业从事科学史工作了。前些时，他在北京大学科技哲学论坛上发了一个回忆、纪念戈革的贴子，很长，写得很不错。其中他谈到，他对戈革的活动领域有如下排序： 文章，篆刻，诗，翻译，玻尔研究，科学史研究，教育，书法，绘画。 当然，后来又有人对此排序有所争议，但无论如何，至少这表明了戈革的多才多艺。不知你对这个排序有何见地？或者说，按照你理解，还应如何调整次序和增加什么内容？比如，我就想到，在这个排序中，就没有体现出他对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小说）的热爱以致于研究；又如在教育方面，也是应包括物理教育和科学史教育两大方面。我曾当面听戈革说，在科学史之外，他应该有资格带武侠和篆刻方向的研究生，这也表明了他自己在其学术理解意义上对自己的某种评价吧。 对谈到现在，按照戈革本人擅长的领域来说，还有更多没有提及的内容。在这当中，如果按照其本业，也即科学史的学术价值来看，当然应该重点谈其科学史工作（包括翻译、研究和普及性著述），但在此之前，也许我们更应谈谈他那些“不务正业”的爱好，像诗词、篆刻等。在这些方面，你应该是更有发言权的。 □ 熊伟的长文我看了，他的上述排序，我基本是赞成的，可惜我们不能起戈革教授于地下而问之，不知他本人对这样的排序有何意见。不过这个排序，倒是颇有些林琴南标榜自己桐城派古文第一、聂卫平标榜自己桥牌更好的风格。 说到戈革教授的旧体诗词，那是值得大书一笔的。现在有些号称喜欢做“旧体诗词”的名人，连对仗、韵部都搞不清楚，更别说平仄和入声字了，他们随便凑上四句七个字的，就说是“七绝”；凑上八句七个字的，就说是“七律”，也不怕别人笑话。倒还是民间有些真正的旧体诗词爱好者，能做些像样的。 但戈革教授就不同了，他在旧体诗词方面，可以说是惊才绝艳！既有相当大的天分才情，又有足够多的训练造诣，总体达到了极高水准。放眼当代中国大陆，我是没看见能比得上他的人——当然我孤陋寡闻，不敢保证没有比他更高的作者，或许深隐不出，也不作诗示人。不过如果诗人这样隐居，那也就不必计入“当代诗坛”了。 戈革教授的旧体诗词，既能缠绵悱恻，风流旖旎，也能游戏笔墨，打油玩笑。前者如《鹊踏枝·和冯十四首》之十： 记得碧桃花下宴 舞凤歌鸾 绰约人初见 悄送横波回粉面 分明咫尺天涯远 羞展蛮笺重写怨 絮果兰因 欲说情还懒 夜夜玉壶红泪满 十年一别音书断 后者如《登异香楼四首》之二： 小坐时沾荀令香 解衣盘礴貌堂堂 一行作吏难开缺 三载窥臣漫穴墙 照影飞蝇临镜鑑 落汤馋蚋品旗枪 寿山石好高天下 最数田坑橘子黄 他诗词中的《鹊踏枝·和冯十四首》，代表了他在艳情诗方面的最高成就，是他步南唐冯延巳原韵而作，不仅“置之古人集中几可乱真”，在我看来犹有过之──有些篇章比冯作更佳。况且冯作十四首相互之间并无联系，而戈作十四首则一气而成，隐隐构成一个美丽哀怨的浪漫爱情故事。有一次我们闲谈时，我曾就此向他求证，但他笑而不答，只是说：“诗本在可解不可解之间”。 因为我经常由衷称赞他的《鹊踏枝·和冯十四首》，有一次他童心又起，一天忽然给我寄来他新做的仿温庭筠风格的《菩萨蛮》八首，看得出也是精心结撰的风流旖旎之作。下次我们相见时，他问我：你看这八首与“和冯十四首”相比如何？我说你要听真话还是听假话？他说当然要听真话啦，我就对他说，我觉得这八首不如“和冯十四首”。他听后沉吟了一下，说：“我自己也觉得不如。毕竟我老了，不行了。”我安慰他说：做诗也要讲究心境，不可强求的呢。他深然之。 ■ 说实在的，对于古体诗，我真是不怎么懂，因而，也无从在此多做评价。印象中，好像在我们周围的人中，对于他的一首名为《君子兰歌》的作品，多有提及和好评。而你所说的，放眼当代中国大陆，你没看见能比得上他的人，这应该已经是极高极高的评价了。往高了评价不好谈，往低了评价一些人也许反而容易一些，我倒是经常看到一些当代学者，会附庸风雅地诌上几句“古诗”并为之洋洋得意，不过那却往往只不过是“打油”级别而已。古诗与古词的平仄之说，我倒是看过一些书，似乎懂得些，但我见那些不入流的学者所诌的“诗句”，却经常是对此完全不顾，与其那样，还不如干脆写白话诗算了（其实，这并非说白话诗就好写，那样的学者，就算是写白话诗，恐怕也不过是所谓“梨花体”而已）。可是，关于诗之韵，我只懂北方语系在曲艺意义上的“十三道大辙”（这与早年我学写曲艺段子的经历有关），而对那种包括古音考虑在内的韵，就一窍不通了。 说了不少戈革先生的诗和词，现在我们还是得回过头来谈谈戈革先生的主业了吧。这里说的主业，当然是指他的科学史工作。说他的科学史工作，我的排序是：翻译、研究性著述、普及性著述。其中，在最后一类中，也不乏“中间状态文本”（尤其是像他曾发在上海的《自然》杂志上的那些系列文章）。而他即使写研究性的论文和专著，也体现出了他所独有的风格和性格，虽然大多涉及物理学史，但你对此，应该并不陌生，你是否可以先谈谈你的印象呢？ □ 你提到的《君子兰歌》，当时在圈子里确实相当有名。不过在我看来，此诗在戈革教授的旧体诗词作品中，排位恐怕只能在中等略偏下。 说老实话，我虽然很长时间里是戈革教授家中的常客，但我每次到他那里去，从来不谈物理学史（他的专业）或天文学史（我的专业），我们只谈旧诗词、武侠小说、金庸、篆刻、书法、名人轶事等等，总而言之，不谈任何科学史。不过，当他翻译的《玻尔集》开始陆续出版时，应我的要求，他每册都题赠给我，如果这算是涉及了物理学史的话，那或许就是我们交往中唯一的例外了。 这当然和我自己的情况有关。在所学专业和自身兴趣的关系上，我觉得我和戈革教授可能有着某种“同病相怜”的状况。我们天生的兴趣都在文学历史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类的玩意儿上，然而却都有一个纯理科的“出身”——他是学理论物理出身，我是学天体物理出身。我想这种非常特殊的相同之处，应该是使得我们成为忘年之交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见面时之所以从来不谈科学史，不是我们两人刻意回避的结果，实在是因为我们共同的兴趣在那些“不务正业”的方面更强烈、更浓厚之故吧。 关于戈革教授的科学史研究，我的印象是，他对物理学史还是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尽管他在这方面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另外，他因为国学底蕴深厚，所以对别人有些关于中国古代物理学史的穿凿附会之说，颇能够直指其谬。不过，你的研究领域倒是物理学史，我想你更能够对他的物理学史研究作出恰当的判断。 ■ 要准确地评价戈革先生的科学史研究，也还不是一件易事。与他大量的翻译作品相比，他的专著和论文要相对少些。虽然也有给你留下颇深印象的像他对某类中国古代物理学史的评论性、批评性而且文风相当另类的文章，但他更多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玻尔，以及与玻尔相关的问题上。在这方面，坦率地说，戈革先生是颇为自信，而且对于他人涉及玻尔的工作，基本上都不大看得上的。这里面，我想，有其在玻尔的文献方面下了大功夫的背景，也有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其性格方面的因素。他对玻尔的资料确实掌握得很充分，物理功底又好，在对诸多问题的理解上，经常有与常见说法不同的地方，当面对那些水平低劣的科学史“研究”（在这个领域中，就像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中一样，这样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他尤其不能容忍。在国内关于玻尔研究方面，在量子物理学史方面，戈革先生显然是最为权威的研究者。 我想，也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性格有关，在与我交往中，他也经常抱怨，说学界（当然这个说法有些太大了）“封杀”他，这是指他许多文章很难发表出来，当然，这会影响到他主动写论文的积极性，除非有人约稿。而且，即使在约稿的情况下，也还会遇到种种不快和困难，因为他对自己文稿的独立性的要求，经常不满意编辑的修改要求，更反感编辑直接的改动，甚至于对来自出版界那些官方的文字出版规则也不认同而且不肯妥协，经常让编辑们很是为难。因而，我想，这也是他文章发表数量相对少的原因之一吧。 从研究风格上讲，我觉得戈革先生基本上是那种传统的历史研究风格，但与国内最常见的（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领域中最常见的）考据第一的风格相比，他还更注重对史料的理解，注重观念。将近20年前，他在为我的《超导物理学家列传》一书写序时，曾说过，对于搞西方科学史的国内学者来说，其资料条件是远远无法和国外同行相比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和美国同行相同，那就是大家每人都只有一个头脑，而且不分优劣。因此，当大家掌握的材料都很不充分（甚至有一方掌握得很充分）时，在动脑上我们不见得永远推枰认输。我国很少几个在科学史上真正取得了一点成绩的人，大体上走的正是这条路子。”在这里，也许我还可以略有些得意地接着引用戈革先生的话：“请允许我说，我以为刘兵也是走的这条路子。” 另外还可以提到的一点就是，与许多学科学出身后来转向科学史但在知识背景上却不那么宽泛的研究者不同，戈革先生极好的国学修养，在他的研究工作中也有着体现，而且他的学术写作，是很有一些将传统的人文修养与科学史相结合的特殊风格的，但这种风格，恐怕就是旁人所难以企及的了。 □ 你对戈革教授物理学史研究的判断很中肯，我完全同意。 在我们对他的学术成就和人文修养做了这些回顾讨论之后，也许我们还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戈革教授。俗语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戈革教授当然也不是完人。不过，作为一个如此倾慕他的后辈，要我来说他的缺点，还是相当困难的，好像有一点心理障碍。但为了尽量客观地评价他，我还是斗胆说一下吧。 我所见的戈革教授的缺点，基本上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那就是：恃才傲物，牢骚太盛。我相信这多半是性格使然。他绝对是一个性情中人。但平心而论，这八个字确实给他带来了不少困扰。 恃才傲物容易得罪人（毕竟有些时候原是没有必要得罪的），使他的人际关系受到影响。他诗中有“高才自古多沦落”、“常恨乾坤有外行”等句，正反映出他这方面的性情。当年熊伟曾有一个更为直白的表达：“戈革先生就是恨人家没学问”。 而人际关系的欠佳，又会助长他的牢骚——这种牢骚经常反映在他的文章里。我猜想，他的有些文章在发表时遇到困难，可能和文章中某些不必要的牢骚有一定关系，特别是他又极度反感编辑改动他的文章，更加剧了这方面的困难 但是不管戈革教授有多少缺点，和他的才华相比，就都只能是白璧微瑕。 ■ 我很同意你的评价和总结，特别是那八个字，即“恃才傲物，牢骚太盛”，非常准确地描绘出戈革先生的某种性格特点。戈革先生给许多人留下的印象确实如此。但我想，也许这种被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视为缺点的性格，与他的身世、经历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在这方面，也正是所谓文人在“不得志”的情形下容易出现的反应。 当代科学史学科的奠基者，美国科学史家萨顿，虽然也经历了种种挫折，但最后毕竟在哈佛大学扎下根，有了理想的工作职位，有了理想的研究环境。在有了所有那一切时，他曾说： 一个人有个好的位置是件幸事，但当他被一个抱负不凡的目标所激励，例如当一种宏伟的设想捉住他并占领了他的整个身心时，那就是更大得多的幸福了。此时，就不再是一个人找到了一个工作，而是一种伟大的工作找到了一个可敬的人。 由此联想到戈革先生，比如，就玻尔的研究，就对玻尔著作的翻译等，那不正是“一种宏伟的设想捉住他并占领了他的整个身心”，而成为戈革先生更大得多的幸福吗？当然，除此之外，就萨顿这整段话来说，恐怕只有此话后半段，而且是在一种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工作”一词时，才会也有某种适用。因为戈革先生在萨顿所指和萨顿所找到了的那种意义的工作位置这个问题上，是“不幸”的，但如果就物理学史这个学科，就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来说，戈革先生却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这也恰恰应了萨顿在这里最后一句中的说法：“一种伟大的工作找到了一个可敬的人”！
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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