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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夏瑞虹 来源：《长沙晚报》 2007年10月，一次偶然机缘，湘籍作家徐志频去到湘阴左宗棠故居柳庄参观，他被故居现场实物强烈震撼，决定回去研究左宗棠。
左宗棠是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实干兴邦的内阁宰相，让外国人最怕又敬的中国官员，首富胡雪岩的教父。他习儒通易、明佛悟道，深谙为官进退之术，做人取舍之道，他慎守“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剖析他一生复杂多变的心路历程，予人颇多教益。 在陆续研读完800万字的《左宗棠全集》后，徐志频又将与左宗棠相关历史人物做了详实的比对研究。2013年徐志频完成了传记小说《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日前，新书《左宗棠的正面与背面》在长沙首发，徐志频与读者朋友们进行了分享与交流。他的新作选择用当代眼光解读左宗棠，角度、观点、洞见都十分新颖独特。 “廉”、“干”，衡量官员的“左氏标准” 长沙晚报（以下简称“长晚”）：您的这本新著写左宗棠的“霸道与王道”，具体是指什么？ 徐志频（以下简称“徐”）：简单地说，“霸道”是法家，指左宗棠的治军思想；“王道”是儒家，指左宗棠的安民思想。更个性化地说，左宗棠的“王道”是孟子的“仁政”。法家的特点是刚正，儒家的表现是温情。也就是说，刚与柔，理与情，在左宗棠身上浑然一体，互为正、背两面。 长晚：左宗棠身处晚清社会急剧变革中，他在治吏安民方面，用当代眼光来看，有什么启示？ 徐：左宗棠治吏安民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做书呆子，不死搬教条，而是注意提炼传统的精华，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适当创新，以适应时代需要。我们知道，中国从周公起，就喊“以德治国”，两千多年里见效一直不大，关键原因，“德”的概念太大，“道德”也就容易沦为一顶有名无实的漂亮高帽子。 左宗棠眼光独到，他在晚清时就已跳出了“泛道德”。左氏衡量官员的根本标准就两个字：“廉、干”，即廉洁、能干。 左宗棠“廉”、“干”并重，他认为，贪官的问题绝不会仅仅停留在贪钱，道德品质其他方面往往也跟着一塌糊涂；不贪钱的官员，其他方面往往可取；而纯粹的廉官呢？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往往多庸懦，缺乏实际办事能力。 对不会办事的官员，左宗棠一票否决。他说，贪污固然不行，颟顸更要不得。官员必须同时符合“不贪钱，能办事”两条标准，才是“德才兼备”。 左宗棠突破了前人的观念，“小切口，深层次”，用两条具体标准，跳开了自古以来中国人缺乏精确思维、无法量化的缺陷。 左宗棠以“廉、干”作为衡量官员是否合格的唯一标准，将官德与人格分开，则官员可以做到“官德”与“人性”协调。左宗棠当年按这一观念标准治吏，治下的官场道德生态环境都有所改观，积极作用是看得到的。
倔强、霸蛮，支撑起一种独立精神 长晚：左宗棠最重要的个性特征是什么？您说他奠定了真正的湖南精神？为什么？ 徐：左宗棠从八九岁起，最鲜明的个性特征是倔强，及至1860年创办楚军，表现为“刚明耐苦”，特点是霸蛮。 什么叫倔强？刚强不屈，顽强执着。霸蛮，用左宗棠的话说，是“任人所不能任，为人所不能为，忍人所不能忍。志向一定，并力赴之，无少夹杂，无稍游移。” 今天湖南人也开始纠结，倔强、霸蛮到底好不好呢？事实上，这是一种优缺点并存一体的性格。性格好坏不在性格本身，而看这种性格的人怎么用它，用在什么地方。 左宗棠出色的地方，在他凭倔强、霸蛮支撑起一种独立精神。 左宗棠内心始终激荡一股气，无论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豪气，还是单方面宣布“罢考”的傲气，或是见林则徐时的“天地正气”。 左宗棠将湖南地域性格中的独立精神、倔强、霸蛮意识张扬到极致，是1880年命士兵抬着一口红棺材杀向哈密。有读者朋友跟我说，湖南精神不是“靖港跳水”，而是“抬棺出征”，我以为总结得十分中肯。 长晚：左宗棠几乎完整经历了19世纪，在全球化的文化竞争中，左宗棠的立身之根是什么？研究左宗棠对当代人有哪些帮助？ 徐：左宗棠生于1812年，死于1885年，相对完整地经历了19世纪。 左宗棠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主导国际战争并取得胜利的湖南人。这让湖南的影响随着左宗棠的名字，走进了世界。 美国人类学家奥天柏将人类“人文血型”分为六种：欧洲型、中间型、湖南型、印度满洲型、非洲南亚型、太平洋美洲型。奥天柏所定义的湖南型，包括日本人、华南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系犹太人，人数在3亿以上。 湖南型被当作全球文化人种的一类，主要原因在倔强、霸蛮，有着浓重的独立个体意识。这种意识，与西方尊崇个性、个体、人权的观念，可以无障碍地沟通。左宗棠正是凭这种强烈的独立个体意识，在湖南地方养成士人风骨，知行合一，创下盖世事功，并以精气神影响后世。 今天，社会形态正在改变。在未来的数十年内，受互联网熏陶、在商业化背景下独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独立意识强，个性主见足，逐渐成为社会主流。左宗棠创新儒学践行出来的思想、观念、方法，随着不断深入挖掘，必然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追捧。 风流年代看风流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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