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有大志的孙权缘何难以一统天下？

    首先，我们发现孙权及其江东臣子，为取天下而积极进取者有之，除了孙权本人之外，还有鲁肃、周瑜、吕蒙、甘宁、陆逊等一帮武将谋士，孙权绝非是一人在战斗！黄武5年（226年），陆逊上书建议“宽赋息调”（即减缓赋税徭役的压力），孙权回答道：“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 而鲁肃也曾建言：“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三国第一帅才周瑜则说道：“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 大将甘宁提议到：“今汉祚日微，曹操弥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  而另一老将吕蒙言道：“今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及权为魏称藩，魏使邢贞拜权为吴王。权出都亭候贞，贞有骄色，张昭既怒，而盛忿愤。顾谓同列曰：“盛等不能奋身出命，为国家并许、洛，吞巴、蜀，而令吾君与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贞闻之，谓其旅曰：“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受很多难以选择，不可改变的客观因素所决定，孙权统一中国的志向没有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远大的志向，更多的是背景与现状使然。首先，对于孙权而言，在政治地位上比较低下。既没有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的优势，也没有刘备帝室之胄的便利，不过是钱塘小吏之后，在出身和门阀制度盛行的汉末，这无疑在号召力和行动力上是个劣势。其次，东吴虽有长江之险，但地势低下，仰视蜀魏，且中国文化道统起于中原，旺于北方，自古南北对峙者，北胜南者多，南胜北者少。人和的优势虽略强于蜀汉，但与曹魏仍然难以同日而语。第三，山越屡叛，掣肘北进。孙权未能在曹操驰骋北方的时候及时北进，正是因为有山越在后为祸，难以远征。正如陈寿所评：“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其后诸葛亮欲北伐而首先南征，而且不厌其烦，要“但服其心”，也是同样的原因。 第四、三国鼎立形势形成之后，尤其是夷陵战后，针对蜀弱、吴孤的客观现实，曹魏的战略重点是先吴后蜀，先后于公元222年、224年和225年发动三次针对吴国的大规模战役。234年，吴蜀联合，两路伐魏。魏明帝曹睿命司马懿固守，与诸葛亮相持于祁山，而在东线大打出手，无疑也进一步印证了曹魏首先将东吴作为第一对手的决心。在这种悬殊的对抗下，孙权是很难有所进取的。    
     关于袭取荆州，一直有看法认为是孙权背信弃义、破坏了联盟，只把眼光盯在荆州上，是胸无大志的典型表现。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对于和刘备集团的关系，吕蒙有一句话说得非常之客观：“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日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 面对孙刘皆弱，曹操独强的局势，孙权先于208年联刘抗曹，又于215年中分荆州；相对而言，两次孙权都有所退让，目的无非是以退为进，固两家之好，共同抗曹。但刘备集团错误地将孙权的忍让和蛰伏当作软弱，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两路讨伐中原的“宏图伟业”上，在荆州问题上屡次穷兵黩武，向孙权示威。尤其是荆州守将关羽恃才傲物，作茧自缚，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终有荆州之失，麦城之败。总体上说，孙权虽然袭取荆州得手，但直接引发了孙刘两个集团的大规模火并，使原本处于被动的战略联盟彻底崩溃，使北图中原的战略构想变为梦想，应该属于战略失误。但是我们在分析孙权对荆州的选择是否正确的问题上，既不应站在刘备的立场上，也不应站在曹操的立场上，而是应该站在孙权自己的立场上来加以考虑。    
    三国鼎立是一个相对的势力平衡，对于任何两家而言，另外一家的过度强大都是相当危险的。曹操南下，孙权联合刘备；关羽北上，孙权联合曹操。所有这些，不过是为了维持三家之间的一种大致的平衡而已。对于孙刘联盟的破裂，我们不应只看到孙权偷袭取得荆州，也应看到刘备集团对荆州采取强硬乃至混赖的手段，也应看到刘备从川中出动兵力，对孙权虎视耽耽、摩拳擦掌。因此说，孙刘联盟的破裂，起因于刘备，终结于孙权，两家共同饮下了这杯同盟相残、他人得利的苦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