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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那年，我的理想是读理科，考清华。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我把政治和历史课本都扔掉了。第二学期，来了一位历史老师，非常残暴，喊人站起来回答问题，答不上来的一律站上讲台。男生要挨揍，女生虽然不挨打，但要蹲在讲台上，也非常不堪。更让人震惊的是，即使是校长的女儿，也被拎到讲台上受罚，这种“公平”让人发抖。 那时，媒体还不发达，小县城只能看第二天的中青报，如果是现在，历史老师恐怕要上头条了。在计划生育的中国，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少，绝大多数父母都不会再打孩子了。因此，每当媒体上出现老师责罚孩子，或者少数父母虐待孩子的极端案例出现时，都会深深刺痛父母们的眼睛。在这样的背景下，昨天一篇《中小学应该拥有体罚孩子的权力》的文章引发很大的争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虽然落实起来很困难，1952年中央教育部就下发了通知，明文规定“废止体罚或变相体罚”。1986年的《义务教育法》和此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一再表示不能体罚。如今重新呼唤“中小学拥有体罚孩子的权力”，有点回归传统的味道。这种呼唤，中小学校长们估计会感到茫然无措，要知道，他们想戒除体罚还做不到呢。 尽管反对暴力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当下的中国，确实有相当多的父母在怀念“体罚”，甚至有不少父母仍在身体力行。当人们怀念体罚时，他们到底是在怀念什么？一种可能是，如今孩子的教育普遍遇到了问题。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以孩子为中心”了，家长和老师们畏手畏脚，这对孩子的成长可能不是好事。另外，“体罚”是中国传统教育（私塾）中的普遍现象，当人们重拾传统文化时，很容易发现这种体罚具有某种魅力。 体罚和暴力当然是两个词，“暴力”就其字面意思来说完全是负面的，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公然宣称保护暴力。“体罚”貌似是一个中性的词，奖罚分明，挨罚说明有错在先。体罚似乎距离暴力还有一点距离，尽管边界是模糊的，但是人们应该有一个共识，体罚和暴力是不同的。因此上面这篇文章提倡的是一种“适度”的体罚，比如罚站、打手心、打屁股、罚劳动……这样的体罚，似乎对养成孩子的某种规矩具有某种作用。 我们最熟悉的鲁迅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小时候跟着寿镜吾老先生念书，书背不好是要挨戒尺的。胡适小时候贪玩，但他最怕的是他的寡母，被母亲罚跪甚至打骂，是很正常的事。沈从文小时候逃学，被发现后家长和老师都要打他，然后自己搬个板凳到孔夫子像前，俯到上面挨鞭子。成年后，他们回忆起这些体罚，都多少有一种感激，也给人产生一种幻觉，似乎体罚是更有效的教育方式。 1949年后，政府在立法层面取消了体罚的合法性，这是几十年进步运动的结果。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种新的父与子的观念逐渐流行，新观念不再把子女视为自己的“私产”，而是一个和自己平等的人。如果我们把孩子看成是和自己平等的，父母天生的权威就会丧失。做出体罚这样的决定，你必须和孩子商量，而小孩当然是拒绝的，谁愿意受苦呢？但是，父母仍然可以进行适当的体罚，有时也以更科学、更民主的方式，比如事先以平等的姿态和孩子打成某种协议：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作业，就不能吃完饭，如能完成，奖励5分钟的玩游戏时间——这时孩子多半要点头同意。最终，父母会把孩子未完成作业，看成是违背了契约，从而认为他是同意体罚的。这是把成年人之间的相处方式推广到了孩子身上，不管孩子是否开心，反正自己的罪恶感会大大减轻。  在传统社会，父母拥有对子女的绝对权威，小时候可以打骂，长大后可以决定他的婚姻，在这样的道德社会，“不孝”本身就是一种罪名，是否孝顺，当然由父亲说了算。在传统社会，唯一比父亲地位还高的熟人，就是老师了。父母把孩子送到私塾，必须声明甚至请求老师要严加管教。乡土社会，私塾先生往往是道德和知识权威，甚至还有更实际的权力，他有可能是有功名的人，甚至在某一天会出去做官。他可能认识县太爷，并负责为大家写诉状——老师是高于父亲的，所以他也具备了可以惩罚学生的权利。老师、学生、家长，是同一个社群，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没有家长会因为自己的孩子被罚而去找老师讲理的，他羞愧还来不及呢，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倍惩罚自己的孩子。 当下的中国，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有不少家长，认可自己可以体罚孩子，但却坚决反对学校的老师来体罚。这在私塾教育的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私塾先生与学校老师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断裂。私塾是与“私”联系在一起的，是由一家或几家共同出钱请的老师，老师是家长的代理人，而现代学校，即使是私立学校，它也是和“国家”或“公”联系在一起的。送到学校念书，本质上就是对家长权利的剥夺，孩子将受到国家统一规制的教育，老师不是家长的代理人，而是国家的代理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暴力的国家化，只有国家才能依据法律来惩罚一个公民，人与人之间所有的暴力，都是对法律的冒犯。老师是国家在教育方面的代理人，却并不是暴力的代理人。如果老师对学生施加暴力，不管家长是否同意，他冒犯的都是“国家权威”，也就是法律。  有人会期望学校有一种温柔的、出于爱的“体罚”，但是，即使是父母，都很难把握体罚和暴力的度。体罚永远都不是爱，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是爱所导致的失败。体罚孩子，本身只是父母失控的一种表现，说明说服的努力已经失败。如果体罚不起效果，就会导致轻微的暴力，在这方面，中国不少父母是老手，逾越“体罚”界限的父母比比皆是，但却很少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指望老师会比学生做得更好？法律规定不准体罚学生，但是在学校的体罚仍时有发生，还有那种发动群众孤立孩子的冷暴力，这方面，老师的智慧也并不比家长少。 很多人怀念私塾先生式的惩罚，以为那种仪式感能对孩子是一种好的规训，让孩子懂得规矩，什么可以干，什么绝对不行。其实，在当下的学校，规训与惩罚的方式也相当丰富。现实中，听一些大学教授诉苦，不得不去巴结附中或附小的老师，因为自己的孩子在那些老师“手里”。同行之间是最了解的，教授们知道，如果老师不高兴，等待自己孩子的会是什么。虽然农村留守儿童的命还很贱，但是在大城市，父母已经认识到孩子的宝贵，在“教师”与“家长”这一组关系中，不要说信任，连平等都已荡然无存，这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如今迫在眉睫的，其实是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孩子的保护落到实处，而不是相反，把体罚制度化。 回到本文开头我的个人经历，我对人格侮辱好像没那么敏感，却很怕挨揍，只有在课前抽空借同学的课本猛背——最后，我读了文科，能上大学也多亏了历史成绩。但是，对这样的老师，我却从来没有怀念和感激过。本质上说，历史教科书并不是真理，那些要读理科的人，背这个毫无必要，而且，我也总有点怀疑，这老师是在校长那儿受了气，或者是在分配住房方面感到憋屈，我们只是他的发泄对象而已。 作者：张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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