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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非机器比人类先行一步的唯一实例，对135年前一个叫徐建寅的中国人来说，机器甚至能预测他未来的命运。1881年，年仅36岁的徐建寅，已经是当时虎虎生风的洋务运动中最得力的技术人才，三年前，他赴德国考察学习科学技术。他见识了无数西洋新式机器创造的奇迹，但仍然以这一年9月11日在柏林蜡像馆里见到的那尊会写字的机器人最让他感到惊异。 这尊机器人是一尊蜡人，“面目衣履与生人无异，能据案疾书。足有轮，可任意推置何处”，但打开这个机器人的衣襟，就能看见胸膈里面“机轮甚繁，表里洞然”，只要打开开关，这尊机器人就可以“一手按纸，一手握管横书”。若在机器人的掌心写字，然后握紧拳头问他，则机器人“口不能言，而能以笔答”。于是，徐建寅就在掌心写了几个中国字，然后问机器人“余几时能返中国？”只见机器人右手执笔，写下了“冬间”一词。 这个答案当然让当时的徐建寅感到哑然失笑，因为他其时并没有回国的打算，但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徐突然因为急事不得不回国，此时他又想起当时柏林机器人所作出的预言，不由得在这一天的日记后面用小字写下了自己的感慨： “其时余未有归志，其后卒如其言，不知蜡人何以能先知也？此事若非目击，出于他人之口，鲜有不河汉其言。在外洋数年，所见奇异，终以此事为第一。其神妙莫测，直觉言思拟议之俱穷矣！” 徐建寅所见到的机器人，不仅可以模仿人类写字，并且还能先人一步预测出人类的下一步命运，确实如徐所言，令人感到“神秘莫测”，难以言喻。不过与现代人想法不同的是，徐建寅并没有夸想出日后机器胜过人类，人类反而屈膝于人工智能之下的“歹托邦”未来。就在第一次参观写字机器人的12天后，也许是实在不能忘情于那尊能写字预言未来的机器人，他又和当时寓居柏林的著名“中国通”、京师同文馆的“洋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再一次去了蜡像馆，这一次连在海外见多识广的丁韪良也感到震撼：“机器之妙能夺天工，此事曾见古书，不谓今日乃目睹之尔！” “曾见古书”这种充满了崇古气息的说法，恐怕不是丁韪良这位“中国通”一人的所思所想，对站在身旁、生长于一个积淀着五千年历史文明的老大帝国的徐建寅来说，这种发古之幽思的情绪也许更加强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面对现代西洋科技时的思古幽情，乃是晚清时人的一种共同心态，他们需要从自己熟悉的历史中寻找合适的部分，拿来安插在自己所不熟悉的文明上面，以彰显中国人见多识广，所以见怪不怪。毕竟，徐建寅见到的这个能写字预言未来的机器人，并非晚清中国人见到的唯一一尊机器人。 周围的人都纷纷闪避，唯恐挡住了这个头顶礼帽、叼着雪茄之人的前路。因为这个看似不异生人的西装革履的家伙，竟然一边疾步行走，一边从礼帽上冒出了滚滚浓烟。 对打开这一天上海最时兴的画报《点石斋画报》的晚清读者来说，他们肯定会被眼前图画上的那幅奇景所吸引。这一景象确实令人惊骇，但是，读过画面上方那段介绍文字的读者就会明白，这不是有哪个家伙引火烧身或是太过愤怒所以真的“七窍生烟”了，而是这个头顶烟囱礼帽之人，乃是一架善于行走的机器人。 它是美国一位名叫佐芝模的博士的新发明，其行走的原理，是因为“腹中藏有机器炉鼎，以火燃之，其人即自能行走，迅捷异常，计一点钟能走五英里之远”，而他头上戴的帽子，真的是一个烟囱，因为这尊机器人需要靠火力蒸汽驱动，所以才会从帽子里冒出烟来。在这段介绍的最后，作者就像徐建寅一样发出慨叹：“呜呼！技至此，可谓神矣！” 不过，这则晚清机器人的猎奇报道，最有趣的部分并非仅仅关注于这尊具有后现代蒸汽朋克风格的机器人，而是在于报道前面论者所发的一通议论，在这段占据了一半篇幅的议论里，作者缕述了中国古代同类偶人的历史，并且还在开头附会上了国人谙熟的阴阳五行之说，“尝考五行中，惟水火有形无质，余皆可以制成人形”，紧接着，作者追述了昔日“孔子曾见金人三缄其口，秦始皇铸金人十二；越王慕范蠡，用金铸其像”等长长的一段中国人形制作史，直到最后才进入正题，描述这个西洋的行走机器人。 玄机恰恰隐藏于这段看似冗余的叙述之中，它当然可能是评论者炫耀自己的博学多才，但更可能是为了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寻找相类的事物，以证明在这类奇技淫巧方面，中国古人并不输给西洋列强。而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有据可查。 譬如论者在文中提到的“秦始皇铸金人十二”这个例子，并非仅仅指的是《史记》中那句简短的“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铸金人十二”的干涩记述，而是公元3世纪的一本伪托道教创始人葛洪之名的小说《西京杂记》中的内容。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在秦始皇的宝库中发现的一套神奇的会自动演奏音乐的铜机器人： “复铸铜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执。皆绳花采，俨若生人。筵下有二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扭绳，则众乐皆作，与真器不异焉”。 对将悠久的历史视若拱璧的中国人来说，倘使要循着这一思路，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找出类似现代西洋人工智能科技的发明，可谓历朝历代，史不绝书。在比《西京杂记》稍早成书的另一本史学著作《三国志》中，也记载了一个其能力绝不下于发明行走机器人的美国博士的发明家马钧，他成功地通过改装，让一套不能动的傀儡木偶活动起来。 史书详尽记载了他的改造过程，“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也就是通过水力驱动齿轮轴承运转，最终使这些固定木偶可以“击鼓吹箫；作山岳，作木人跳丸踯剑，缘垣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斗鸡，变巧百端”。这一木偶的机器人改造，被认为是马钧的第三项非凡的成就（“此三异也”），排在他所制造的指南车和可以运水灌溉的翻车之后。 这些制造自动机器人的大师代不乏人，即使是在六朝乱世，仍然有这种精思技巧之人，公元4世纪后，赵暴君石虎统治时期，就有一个叫解飞的人，为石虎制造了一辆檀木车，车上坐着一尊金佛像，只要车走起来，就有九条龙对佛像喷水，同时又有十余尊木制机器道人，其中一尊能“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间”，而另外十余尊木道人则“皆披袈裟绕佛行，当佛前辄揖礼佛，又以手撮香投炉中，与人无异”。而隋朝的另外一位暴君隋炀帝，也有他自己的机器人大师黄衮，在他奉命撰写的机器百科全书《水饰图经》中，记载了一种机器人的水上表演，在水中安置机器，用以操控水面上七艘载有机器木人的小船，船上的机器木人除了可以自动撑船、荡桨，还可以给等在水边的宾客斟酒。 这些机器大师中还包括一位皇帝，明末的倒数第二位皇帝熹宗朱由校就是一位狂热的木制机器爱好者，根据《天启宫词》里的记载，这位皇帝发明了一种“水傀儡戏”：“用方铜池纵横各三丈，贮水浮竹板，板承傀儡，池侧设帐障之，习为此者，钟鼓司官也。数人隐身帐内，引其机，辄应节转动。左右宣题目、鸣锣鼓者，代傀儡问答者，又数人。所演有东方朔偷桃、三宝太监下西洋诸事”。可以说这种灵怪机巧的程度，应该远远高于晚清时人透过图画想象一个礼帽冒烟的机器人行走时的模样。 细心的人也许会发现一点，刚才所举出的所有中国古代引以为豪的人工智能机器的例子，几乎全都是玩物，这恐怕也是中国的机器大师们所能达到的极限了——他们所制造的只是一种可供玩赏的自动玩具，对他们的评价也仅止于“巧”，却难以突破这种“巧”，来发展出像西洋那样真正的实用机械制造学来。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西洋人携带这种技术来华，在中国人那里也往往被当成是一种玩具。18世纪来华的擅长机械技术的西洋传教士，很快发现自己在皇帝面前只是一个宫廷玩具大师，用以满足皇帝的西洋旨趣。1754年，身在宫廷中的传教士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在寄回欧洲的信中多少有些无奈地写道： “为了讨好皇帝，为了听从他的旨令，杨自新（Gilles Thibault）教士刚刚做成了一只自动的狮子，它能像一只普通狮子一样走上百步。杨自新教士在它体内装置了许多弹簧使它走动。这位教士把最先进的机械制造技术都用到了他的机器人上”。 而15年后，另一个来华的传教士汪达洪（Jean-MathieudeVen-tavon）则发现他自己干脆成了皇帝的机械师，他被要求负责维修杨自新为皇帝制造的机器人，并且奉命制造“两个捧着花瓶会走路的机器人”。最糟糕的是，他还成了京城王公大臣们的西洋钟表维修师，“如果我只须完成皇帝吩咐做的活的话，我可以有喘息的时间，但是亲王和大臣们都来找欧洲人修理他们的钟表。要修理的钟表真不少，而我只有教廷传信部的一位神父和两个人能够修理，我们的工作非但很忙，还穷于应付”。汪的机器人显然让皇帝非常满意，他的一位同事晁俊秀（Francois Bourgeois）教士记载道：“两机既成，帝颇嘉悦，奖励之词，异乎寻常。” 这些来自西洋最天才的机械技师的头脑，全部都倾注于满足皇帝对西洋玩具的好奇心上了。但与之相比，这些西洋机械师还是很幸运的，他们的中国同行却在这个老大帝国的暮年遭遇了自己的受难曲。我们能够查到的最后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机器人大师名叫石甘四，他的名字只在一本鲜为人知的地方志《湘潭县志》里出现过一次。 根据方志上简短的记述，这位18世纪默默无闻的机器大师，受到《三国志》里诸葛亮“木牛流马”的启发，制造出两个木头机器人给他当仆役。如果他的这一发明真实可信并且得到推广的话，那么，也许中国的人工智能时代会来得更早一些，或者至少不会让晚清的读者为一个脑袋冒烟的美国机器人啧啧称奇，但他的下场却是险些被邻里当成乾隆末年兴起的白莲教匪，他的那些精巧的发明，也被说成是某种邪恶的巫术被控诉告官。无奈之下，石甘四只得亲手毁掉他制作的机器人。 对这个老大帝国的臣民来说，巫术比科学更容易解释他们难以理解的现象。毕竟，就像《点石斋画报》上所描绘的那些从行走铁人身边四处逃散的人一样，这一情景当然是出自中国绘画者自己的想象，因为对于他和他的同胞来说，逃避比好奇更符合中国人的天性。但对于晚清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这种逃避的天性亟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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