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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步巨额亏损背后的“非理性繁荣”

 各类有意教程馆 2016-04-14
    最近,优步(Uber)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称面对来自中国打车软件、竞争对手“滴滴快的”的激烈竞争,造成优步每年在中国亏损超过10亿美元。在温哥华的一次媒体会议上,他对于中国对手的竞争发表了不少抱怨。他说:“你看,我们在中国遇到了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滴滴快的),他们已经筹集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但是仍然不盈利,在每一座城市都是这样。对我们来说,现在的问题在于能否在中国生存下来,并且我们能否持续这种不理性的竞争,直到整个市场逐渐变得理性”。著名博客网站Mashable对此评论说:今天的创业市场,无疑已走向了疯狂。

    这一句评论让我们注意到已经被习惯性忽视的事实,那就是优步今天仍然是一个创业公司,或者叫初创型企业,尽管它一个具有天价估值的初创企业。截止去年底,优步中国的估值接近80亿美元。同期,优步中国的竞争对手滴滴快的公司估值为160亿美元。两家不差钱的创业公司在中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优步和滴滴快滴在媒体上经常互相拆台开骂,在线下则是疯狂地补贴大战。对此,中国消费者已经是见怪不怪。据《福布斯》杂志报道,优步烧钱速度惊人,仅2015年上半年就烧掉9.87亿美元。因此,一整年的时间内亏损超过十亿美元完全是稀松平常之事。

    创业公司互相比拼烧钱似乎成了这些年的趋势,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创业公司扎堆出现,其中的风口浪尖者获得大笔融资,纷纷开启土豪模式,以整垮竞争对手。这让人想到了多年前的互联网泡沫时代,创业公司也是大量涌现。虽说当年还没有烧钱这一说,但是土豪不差钱,投资人盲目投资,热钱流入形成资产泡沫的情况,却与今天有几分相似。根据硅谷著名投资人保罗·格拉汉姆的定义,所谓的创业公司,其最显著的标志并不在于成立年代较晚,规模较小,或者是否拉到风投等等。对创业公司来说,最显著的特点是极快的增长速度。但格拉汉姆没明说的是,高速增长的事实本身,除了象征“经济繁荣”,更是意味着资产高溢价和泡沫的出现。

    如果说烧钱模式标志着商业繁荣的开始,那么,这只是一种“非理性”的商业繁荣。

    表面上的激烈市场竞争,实则是疯狂地额补贴烧钱。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对于优步能否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以及是否需要在中国成功才能证明优步母公司500亿美元的估值合理,优步的投资者对此有意见分歧。优步在中国追赶滴滴的同时,后者也在中国以外的市场直接投资于优步的竞争对手,包括美国的Lyft以及东南亚的GrabTaxi,以此追赶优步。烧钱的背后,是肆意的商业扩张和非理性的激烈竞争。像优步这样的外国公司入华后,都不得不面临类似的问题。在过去,外国公司入华最头疼的事是如何与中方有关部门建立“关系”,而现在,最棘手的问题则是如何持续挑战中国境内“不差钱”的竞争对手,保持资金血液不断源源不断注入这场看不到尽头的烧钱大战。亏钱,并不可怕,前提是要能拉到下一家投资人,把击鼓传花的接力游戏玩下去。

    非理性的繁荣对我们的商业环境意味着什么?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在《非理性繁荣》一书曾指出,当市场的繁荣假象被制造出来以后,市场的放大机制会不断在人们的意识里确认、巩固这种繁荣的表象。人们也会愈发选择相信市场的繁荣,而主动选择性忽视可能出现问题的反面因素。这被称为“如意算盘偏差”(wishful thinking bias)。此外,再加上新闻媒体的连篇累牍的报道,不断推波助澜人们的市场预期。就像今天我们常常看到的优步与滴滴快滴的各种撕逼吐槽的报道,都在客观上吸引到了人们的注意力,长此以往,注意力引起的连锁反应会最终导致市场预期值的上升,这种假象与利好的预期相互的缠绕、裹挟,最终的结果便是市场泡沫的膨胀。

    如果我们回到“创业公司”(startup company)一词的传播原点,会发现这个词开始变得广为人知的时候正是凭借着当年美国的互联网泡沫兴起。在风口上,创业公司的概念四处传播,受人追捧,普遍溢价过高。最后,当互联网泡沫后轰然破灭时,这些公司才终于褪掉了底裤——它们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到底创造出了多少价值?结论是乏善可陈。而打车软件等等所谓的互联网企业在今天中国市场的博弈和各种看似激烈的竞争,究竟是不是在重复过去发生过的资本故事呢?一个不断在巨额亏损的企业到底创造了什么价值?当我们从价值维度去审视今天中国的很多被炒得很热的创业公司、科技企业,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似乎都会看到一种表面很热络的“非理性繁荣”,而在这繁荣的背后,很可能是空无一物。

    《金融时报》总结跨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新挑战是:中国正从关系社会转型为规则社会,因此,以前那套与中国官商打交道的规则不适用了。说实话,外媒有时候卖起萌来比国内媒体还无底线。中国现在是一个规则社会了吗?对此我只能呵呵。作为商业的观察者,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隐匿于资本博弈背后的其实是权力的博弈,在表面上公正公平的社会规则的背后,仍然是各种商业潜规则。这一中国特色我认为从来就没变过。跨国公司,我们有不少人对它们存有过幻想,认为跨国公司理应会贯彻某种更先进的商业价值观并传达给消费者,因此有助于中国社会的良性变革云云。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当跨国公司入华以后,它们纷纷都非常娴熟地变成了地道的中国公司,他们有中国本土的投资者、大量本土的雇员、深谙中国厚黑学与潜规则。进入中国的优步,其实也就是顶着个洋文名称的滴滴快的。

    优步的价值观到底为何物?我认为并不是其对外宣称的那些理想,而分明就是格拉汉姆说的那个词“grow”,增长。不间断的增长是在当今中国的获得商业成功的不二法门。硅谷的公司们当年对中国内陆市场“尚未饱和,格局未定”的判断毫无疑问已过时,如今的内陆市场资本巨头林立,大佬们快速抢钱,快速烧钱,合纵连横。此番阵仗与国外的情况大相径庭。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打开国门迎接跨国公司入华,其实多年来并没有真正迎来中国市场与国际接轨,反而迎来了诸多跨国公司与中国接轨,纷纷变成了具有明显中国特质的公司。现在,优步的巨额亏损,以及巨亏后继续拉着中国投资人疯狂烧钱的事实,令人感到一种躁动不安的“非理性繁荣”豁然就在眼前。而当人们最终回归于理性的那一天,将会随之迎来资产泡沫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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