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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奎山（1946-2012），河南确山人，1987年开始从事小小说创作。《画家和他的孙女》获《小说月报》第五届百花奖，《红绣鞋》、《别情》获《小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曾获首届小小说金麻雀奖和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 任晓燕（以下简称任）：王奎山先生，我注意到，与前几年相比，你近两年来的创作似乎又出现了多产迹象，发表了不少新作，仅《百花园》、《小小说选刊》就刊登了你的新作《刨树》、《丢羊》、《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等，都受到编者与读者的青睐。请问你是怎么调整创作状态的？请谈谈你的近况。 王奎山 （以下简称王）：今年以来，我自己感觉到创作状态在慢慢回升。前几年一直不行，一直是低迷。我自己非常苦恼，但又无能为力，只能慢慢地读书、思考、调整。这里还有个写作习惯的问题。有的作家说自己每个星期都要写上两篇，我就不行。有时候，半年几个月还写不上一篇。但也有的时候一旦写顺了，能一气写上十几篇甚至几十篇。今年以来情况稍有好转，已写了二十来篇，估计还能写一些。这事只能走着瞧，只能顺其自然，定不得任务的。 任：你虽然在城市生活了多年，但创作的小小说绝大多数仍然是农村题材，写农民的命运，农民的悲欢，揭示历史变革时期农民们文化性格的种种状态。请问你是怎样体验当前农村生活的，为什么“农民情结”主导了你的小小说创作？ 王：这与我的经历有关。上大学之前，我基本在农村。大学毕业之后，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来参加了工作，也是在一个乡下高中教书。再后来虽然回到了城里，但一个小小的县城，基本还是一个扩大了的农村。我所有的亲戚，姑、舅、姨，都是农民。这种经历，必然会影响到我的思想和作品。对乡下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大人还是小孩，我内心深处都会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而对城里人，我在情感上还是隔膜的。 任：你的小小说往往取材于农村社会的现实矛盾，善于塑造典型人物。请问如何在看似平淡无奇的农村生活中挖掘出生活的新意或者说新的内涵？ 王：所谓“新意”，所谓“新的内涵”，我觉得不应是外在于人物的东西，而应是通过人物形象昭示给读者的。因此，小说的全部要义在于写好人物。这一点，小小说恐怕也不能例外。一个人物是否成功，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我们都是正常人，如果我们在阅读作品的时候，感到作品中的人物是可信的，这个作品就是成功的。反之亦然。至于我自己的小说，我心里十分清楚。我熟悉农村生活，正是这种对农村生活的熟稔，成就了我的小说。但同时，这种对农村生活的谙熟，也戕害了我的小说，使我的小说常常带有一种伧父气。文学的最高境界是优雅。我知道我离这种境界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 任：你如何看待当代文坛的农村题材创作？小小说这种篇幅短小的文体能否表现农民阶层价值观的深刻变化？你对现在的乡村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王：在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不高。但是，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的地位却不低。在各种各样的评奖中，农村题材的小说一直以来都备受青睐。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在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农民。另外那百分之十，往上数三代也十有八九都是农民。这种现实的状况，肯定会在文学上有所表现。生活永远大于文学。篇幅再浩翰的小说，与广阔无边的现实生活相比，也是沧海之一粟。从这一点上说，长、中、短、小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至于说到我对农村最深的感受，我觉得只有用两个字来表达，那就是：迷惘。前不久，我还回了一趟乡下。村子里静悄悄的，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青壮年都到城里打工去了。农民，这个为中国今日的繁荣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社会群体，如今却几近社会的弃儿。这难道是公平的吗？ 任：最后，我想问一个多少有一点私人化的问题：你的写作量一直比较小，能说说这是为什么吗？ 王：第一，我不是一个勤奋的人。写作于我，只不过是一个爱好而已。古人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此话甚合我意。写一点小文章，发表了，转载了，甚至还能评奖，让人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觉得人生还有一点点小意思，如此而已。第二，往深一点说，还与我的人生态度有关。我的人生态度可能算不上积极。从根本上说，一个人与一只蚂蚁、一只山羊能有多大的区别呢？还有人迷信时间，这也是十分虚妄的。爱因斯坦说，人们应该这样安慰自己：时间老人手里有个筛子，那些重要货色中的绝大部分都会漏过网眼，掉入遗忘的深渊，而所剩下的也往往还是些糟粕。我觉得爱因斯坦绝不会是只图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信口开河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在哪里？不好说。恐怕人生的意义大都是人们自己虚构出来的。 谢谢你的采访，谢谢杂志社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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