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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行（1923-2006），辽宁义县人，满族。曾任《长春》文学月刊第一任主编、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著有短篇小说集《第四片枫叶》《春天，没有老去》，小小说集《野玫瑰》《许行小小说》《许行小小说自选集》等，曾获小小说金麻雀奖和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等。 任晓燕（以下简称任）：许行先生，在庆祝《小小说选刊》创刊20周年的首届“金麻雀小小说节”上，您被授予“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您的小小说名篇《立正》、《天职》、《小白鞋》等，在当代小小说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感受到，您的作品中透出很强的人道主义精神，您注重对人性、人格的审视，在这方面，请您谈谈体会，或者说经验。 许行（以下简称许）：感谢对我的祝贺和鼓励。 人道主义，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命题。《立正》、《天职》、《小白鞋》，都是在强烈的心灵震撼下来抒写的，绝非什么“玩文学”的游戏笔墨。它是血泪的控诉，灵魂的呼唤。由于过去苦难的经历和磨炼，我的许多作品里都充满对人性、人格、人生向往的追求与渴望，这也是我一贯的艺术思想。人道主义的力量以及它深层次的意蕴，往往在这时得到释放。 也有些表现人道主义的生动素材，由于匆忙成篇，没有写好，这是我的一个遗憾。有好素材不等于就能写出好作品，从素材到作品要经过一个复杂、甚至艰苦的审美过程。越是要表现重大内涵的题材就越需要含而不露，要含蓄，曲折甚至折射或影射出来才好。这就要求作者有很高的艺术概括能力，甚至攫取读者灵魂的功力。那年我写了篇小说《画像》，寄给了《新观察》，很快被发了出来。后来我同老友从维熙一说，他说这个材料叫你给糟蹋了，本来还可以写得更好一些。这件事至今还刻在我的记忆中，没有泯灭。 任：您丰富的人生阅历，在当代作家中较为少见，您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建国以后的风风雨雨。您认为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哪一段人生经历给了您最多的创作动力？ 许：小说是作家编的，不然就不叫创作了。绝没有一盘现成的蛋糕，可以直接摆到读者的餐桌上。作家生活经历再丰富，人生的阅历再广泛，真正创作起来，也要对吃进去的生活，一再反刍，咀嚼出它的精华和深意来。作家咀嚼生活的过程，也就是作家对作品提炼和升华的过程。生活中绝没有不经大脑，不费一点神思的现成作品。即使是原生态的作品，也得写出点儿生活滋味来，让读者多少有点嚼头。 在我的人生的风雨旅程中，我最珍爱的、感奋的，还是青少年时那一段生生死死的流亡生活，它太惊险，太刺激，也太艰苦卓绝了。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闯关，提着脚镣子在囚室里锻炼，这既是对人生意志的一种检验，也是对做人品格的一种铸造。 我太珍视这段生活了，它给我的东西太多，也太深刻了。 任：小小说能否像中长篇小说一样，以“以文载道”的文学精神去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揭示社会问题？如何达到“以小见大”、“以一目尽传精神”的境界？ 许：“文以载道”。“道”是什么？就是作品的思想内涵，换句话说就是作品的灵魂。旅美时得到一个生活素材，是一个亚裔的打工仔，辛苦地挣了一个月的工钱，在回寓所的路上，被人抢走了，他很懊丧，也很窘迫……这如实写了，也只是以同情或怜悯的角度，写了一件社会见闻，没有多大意义。后来我遇到另一个打工仔，他也有近似遭遇，于是把二者糅合在一起，在他们之间引发矛盾冲突，这就使作品有了戏，有了更复杂、更深刻的内涵。自然地赋予了它积极的意义，作品也就这样在读者中站立了起来。 要充分理解，有“道”才有灵魂，不管是善良的还是丑恶的，都是无可避免的，要有一种思想观念注入作品。有人硬要把《沙家浜》中那个受人喜爱的光彩人物阿庆嫂改写成为荡妇，这多令人作呕，这是由他的思想观念所决定的，他认为只有这样写才符合生活实际，这也就是他的文中之“道”。 任：既然生活素材很多，还用得着去挖空心思编故事吗？对创作而言，是生活积累和体验重要，还是想像力或虚构能力重要？这个问题理论界有不同认识，您的看法如何？ 许：近年由于年老精力不济，读书少了。我不知文学理论界关于生活积累、生活体验和想像力或虚构能力孰重孰轻的争论。在我看来生活是基础，没有生活想像何来？只有在生活的基础上才能展开想像的翅膀。《西游记》是一部神话小说，但它并未脱离人间烟火，它是在许多故事传说的基础上编织的，那个亦猴亦人，广受人们喜爱的孙悟空，是充满人性地走向人间的。 当然现在也有人主张抛开生活，去写思想中狭隘的意念，并自认为前卫或新潮，其实这是本末倒置的。最近看《老年文摘》上有一篇介绍罗中立的文章。罗中立说他的代表作《父亲》是他几十年与农民打交道的积淀。不与农民打交道哪来《父亲》？现在我们小小说中就缺少这样的作品。以小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不是没有可能出个《父亲》来的，问题是作家肯走进“父亲”才行。但这一步很难的。 现在，话说回来，只有生活而没有想像的翅膀也不行，生活和想像是交相为用的，想像的翅膀尽情翱翔，作品的高度才会提升。在创作上，生活与想像缺一不可，只抓住一只吊环是荡悠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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