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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为编者所加，摘编自《关于书法史研究的对话》，原刊《中国书法》，2016年总第278期） 编者按 明清史研究资讯前不久推出了《艺术史有没有自己的方法——白谦慎、薛龙春对话》一文，受到很多读者的关注。在白、薛二人的对话中，很多对方法问题的探讨超越了艺术史，对史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也颇有启发。本期“思想谈”推出薛龙春教授关于书法史研究的一篇对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薛教授的观点也可以为非书法史研究者提供一种借鉴。感谢薛龙春教授、蔡春旭同学授权发布。
蔡春旭（以下简称蔡）：您在一些回忆文字里提到本科就读于苏州大学中文系时，问业于华人德先生，出于对写字的兴趣，一直临池不辍，是否也由此走上了书法史研究的道路？ 薛龙春（以下简称薛）：我一九八八年考入苏州大学中文系，因为喜欢写字，四年级一位无锡籍的师姐介绍我认识了华老师，她和老师是同乡。华老师的书法是碑学的路子，他建议我多写汉魏碑，四年中，每临习一段时间，就拿一些字请他看，因为汉魏碑字帖石花多，结构又颇有独特之处，所以常被他挑到错别字，巧、拙、雅、俗也是他常常桂在嘴边的，具体的示范则从来没有。大学四年，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眼界要高，写字要有格调，气息要清。 我们那时的学生中还有一个书法社，常常举办活动，就是大家将习作带来，互相评点，这样纯真的求知风气今天已经不可能再见到了，今天有谁在微信上发一张字，朋友圈只会点赞。书法社成立之后，华老师陆陆续续赠送了不少图书，其中有一本《江苏省书法论文选》，这大概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当代书法研究著作。到了高年级，自己开始有意识地读些书法史上的经典著作，譬如《书谱》《广艺舟双楫》与《语石》，但也只能明了个大概。不过当时已经认识到，要开阔眼界，必须多见古人法书与碑板，看得多，才能辨别优劣，懂得精粗。而书法要能做到气息清、格调高，非多读书不可。虽然当时还没有什么基础，但成为一个学者的志向却差不多已经立下了。所以，华老师对我的引导，除了书法，也有研究的兴趣，我后来的人生选择，都不无他的影响。 蔡：在上一辈书法史学者中，如华人德先生是图书馆学系毕业，曹宝麟先生是做汉语史的，丛文俊先生研究古文字出身，白谦慎先生最早在国际政治学系，刘涛先生是历史系的，都非书法专业出身，而倾心书法，有志于书法史研究，似乎都是兴趣使然。您是怎么看待这一辈学者的？对于研究和创作，您有何感想和体会？ 薛：用今天的话说，这几位前辈都是跨学科的。但他们又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跨学科。他们不是从一个学科硬生生切入书法史领域，而是首先喜欢书法，并有多年的艺术实践，开始研究工作时，都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书家。我印象中，当时的第一届大学生书法竞赛，他们都是获奖者。他们的优势首先在于文史根基好，文献、文字、文学、历史的知识，他们较其他研究者有更好的储备；其次是他们眼界较为开阔，不会就书法论书法，而是自觉地将书法史现象置诸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更令人信服。当然，这几位先生的研究各有特点，在写作上也大不相同，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各自专业背景的影响。我大学毕业时，打算改行从事书法研究，我的老师李鹤云先生坚决反对，他认为我应该在文史专业的某一方面先做出成绩，然后再去研究书法，不然没有根基。先生很少写文章，但读书精细，他虽然无法预料今天艺术史领域跨学科化的转向，但他知道不做实际的学问，空谈理论与框架，会堕入游谈无根，于书法研究是毫无益处的。 刚才说的其实是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说，一位研究者要不要有创作经验？有当然比没有好。即使没有，起码要有鉴赏的眼光，是看书法的内行。否则敏感不够，很多问题不敢下判断，很好的材料也会轻易放过。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中，社会史研究与文化研究方兴未艾，这一研究路径大大拓宽了艺术史的视野，也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但我认为，关于风格与形式的研究，仍然应该是艺术史研究的根本。从学科本身而言，也应该发展出一套观看与分析图像的方法，这个方法既有赖于训练，也需要研究者自觉培养对艺术品本身的判断力。 ▲《郑簠研究》书影 蔡：您的郑簠、王宠和王铎的研究差不多是同时开始的，选择这三位有何考量与用意？ 薛：郑簠是我从事明清书法史研究的第一个选题，从二〇〇四年秋天开始着手，在《郑簠研究》的后记中，我曾说这本小书对我意义重大。这个陌生而有难度的题目，让我成功切入了明末清初那个时代。而王宠选题，是因为博士阶段我曾写过一本通俗读物，有点基础，王宠也是吴门书派研究中最少人碰触的题目，同样也有很大的难度。王铎研究情况有所不同，海内外的研究很多，但了解了研究史之后，我隐隐觉得前人对于王铎素材本具的旨趣发掘的还很不充分，当然这个选题难度更大。王宠与王铎的研究差不多是二〇〇五年同时开始的。三个选题材料的范围差别很大，在完成的时间上也完全不同，郑簠与王宠的书分别出版于二〇〇七与二〇一三年，而王铎研究的专书我还在撰写中。与此同时，我已经开始了董其昌个案的材料工作。在退休之前，我力争完成四个个案，这四位之中，王宠生于一四九四年，郑簠卒于一六九三年，正好跨越十六至十七世纪。 今天回过头想，选择十六至十七世纪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围，其实与自己对当代的关注不无关系。在二〇〇六年以前，我其实写过不少评论，尤其是陈新亚兄主持《书法报》时，我还开过一年专栏。在研究与写作的过程中，我常常将历史映射到现实，这促使我不得不反思很多问题，比如什么是“作品”，我们谈论的王羲之的作品与王铎的作品是一回事吗？个性是不是艺术中最重要的东西，自我意识的扩张对于社会秩序而言有没有负面的作用？古人说人书俱老，如果时间意味着品位与质量的保证，那为什么当代那么多人年纪越大写的越坏？所谓的概念与议题，究竟是艺术发展的动力，还是场域竞争中的策略？ 蔡：白谦慎先生在给《郑簠研究》写序时特别强调了您对史料的竭泽而渔，这也是您在研究中一向强调的，这方面您有何心得？ 薛：其实竭泽而渔只是一种理想，事实上根本做不到，起码对于明清研究而言，新材料旋踵而出。但这与我们抱定竭泽而渔的态度并不矛盾。当你对于研究对象相关的材料了解了七成以上，你做的一些判断大概就不太容易出错了，即使有新材料出来，最多是印证你的观点，而不是摧毁。我读过的写的很差的书，首先是在材料搜集上不肯下功夫。搜集资料，当然越多越好，而整理与分析资料的过程，则会帮助你思考。越是系统地搜集，你的思考就越缜密，越细致。髙居翰对于中国艺术史研究有很大贡献，但他晚年从事社会史研究，就不尽如人意，他的《画家生涯》一书材料过于零散随便，以致于无法形成一个有效的叙述框架。从他的自述和引证中，不难发现这些材料大多出自二手，有些是讨论班的学生提供的，东一条西一条，然后他就根据这东一条西一条的材料开始发挥。比如他说明代的画室里挂着润格表，许多学生是文徵明的代理人，如果他系统看过文徵明的文集，大量阅读过吴门文人的往还书札，对吴门文人书画家的社交方式有切实的理解，他就不会轻率地用一些来源可疑的材料，或是下一些武断的结论。 搜集郑簠的相关资料非常困难，因为他没有文集，他的任何社交关系都必须通过他人的诗文、题跋，或是郑簠书作的上款来获得，当时的金石学著作，传世的拓片，古籍的签题序文，地方志，笔记，都有他的蛛丝马迹。在图书馆査一天书往往在资料上一无所获，但这不代表这一天是浪费的，你对资料的范围，对相关书籍的大致情形都会有所了解。比如方志，你看过十种左右，你就会完全掌握它的体例，学会《职官表》《选举表》《人物传》《艺文志》各个部分的作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通过系统搜集，找到一流文人为郑簠写的十六首八分书歌，每发现一首我的神经就被刺激一次，为什么他们用“歌行”的形式来描述郑簠的隶书？为什么这么多文人会去追捧一介布衣？郑簠的风格特征如何吸引了他们？隶书在当日文人中又是怎样的象征，汉碑承载了怎样的文化信息？ 蔡：在王宠的研究中，您特别注意信札材料的运用，这似乎是过去书法史研究不太注意的方面？ 薛：过去的研究常常使用的材料就是一些书论，或是著录中的题跋。但这对于艺术史研究而言，远远不够。白谦慎先生常说我们这个领域材料范围的拓宽，汪世清先生有披荆斩棘之功。在《读书》杂志上，我曾专门写过一篇书评《没有体制约束的学术》，是谈汪先生的贡献的，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汪世清先生对于诗文集、信札都很重视，从中发现许多有价值的材料。信札是人与人之间私密的言说。虽然不少文人的文集中都收录了《书》或《尺牍》，但文集收录往往从文学的角度，或斩头去尾，或删繁就简，许多重要的信息就不见了。王铎《拟山园选集》收入的信札，有的只有一句话，很难利用。信札也有一定的书仪，讲究平阙，从平阙中我们能判断哪些是人名，比如“扬州”前面空一格，很可能这里的扬州是指一个人，而不是地名，但文集的排版往往不会保留这些礼仪。 明代人很少有日记传世，所以信札在重构艺术家的社会活动与艺术活动时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我们只相信传记、墓志与题跋，很可能会上当，因为那些都是写给公众看的。在《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中，上海博物馆所藏王宠与长兄王守的家书卷，私人收藏的数封王宠家书，丰富了我对嘉靖初年王宠潦倒的生活状况及久试不售的抑郁心态的描述，这些难得的细节不仅使得我的论述更为准确，也更为活泼。在王铎研究中，我使用了更多的信札，比如一组写给地方官的信，生动体现了京官如何寻求地方官对其家族的庇护，作为回报，他又如何在朝中为地方官的升迁进行运作；而一组写给侯方域之父侯恂的信札，则完整揭示了王铎如何透过有势力的同乡官僚，为自己谋求南掌院的职位。 信札材料的利用并不容易，因为常常没有年份，也没有上款，或者上款只写“某翁”，这需要花很大力气去考证。比如王铎写给侯询的信，上款只有“六老”，你首先要知道侯询字六真，而这个人其他方面的信息也要与信札内容符合，才能确定。只有考证确凿的信札，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王宠年谱》书影 蔡：您的王铎研究已有十年之久，对王铎的书写活动有非常突破性的发现，这是否基于您的创作经验以及对作品物质性层面的特别关注？ 薛：王铎是个很大的题目，这十年我已经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还有几篇正在撰写。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我开始考虑以怎样的结构来结撰专书。说实话，这个结构在我脑海里已经盘旋了两三年，书不是论文集，结构是不是合理，直接决定写作的成畋。王铎的书写活动非常复杂，既有环境因素，应酬策略，也有对历史资源的挪用与改动，还有工具材料方面的因素，等等。这些问题不是一下子发现的，随着资料的积累，思考的深入，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兴趣点出现。看我历年发表的文章，大致可以看出我研究重心的变化。这些研究，有些是材料本身决定的，议论是从材料中自然发展出来的，也有些是观看角度的变化，或是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回应与反思。 前面我曾经说过，创作经验或鉴赏眼光对于研究有重要的意义。无论是鉴定学还是艺术史，我都反对字形比对的方式——这一方式曾经被认为相当奏效，但对于摹本毫无作用，而且即使字形接近，其间也未必一定就有师承关系。我认为用笔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篇章节奏才是最核心的。我反对对王铎的章法构成作抽象的总结，而更愿意还原他的书写环境与方式。比如王铎有一类立轴行距并不均等，而且时常出现墨渖横流的情形，结合文献可以判断王铎有些作品并非据案而书，如果是三行立轴，王铎一开始在立轴的右侧书写，然后换到左侧书写，目测角度的变化使得他无法将行距控制恰当。 王铎还有一些三行立轴，正文顶天立地，满满匝匝，而四行立轴常常出现最后一行只有一个字，且挤在角落，这些作品大多是文语，边撰文边书写，无法事先计算字数及每行的分配，并非王铎非要在章法上创新。了解了这些，大概就不大会去夸大王铎章法的设计色彩了。再如，王铎有些作品用笔单薄，也有一些草书几乎没有锋芒，但整体节奏符合我们对王铎标准件的认识，且下笔相当自信。我们就要去了解，他这时用的是怎样的工具和材料，笔是新还是旧，是大还是小，绫子是密还是疏，墨有没有冻渍？之所以会从这些角度来考察，是因为王铎常常在题跋或是书札中评价工具与材料，这些评价仅有一两条的话，你可能很难看出端倪，但当数十条这样的材料出现之后，你无疑可以据此探讨王铎对文房的偏爱，以及文房对书写表现力的影响。 我一直提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想当然，或是一概而论，越是抽象的结论越经不起验证。比如董其昌，他写小行草，用硬毫笔，难得用一次羊毫画笔，他会在题跋中特别注明。他的毛笔也从来都不完全打开，而是打开三分之一，在性能上就非常接近宋代的无心散卓笔，尽管不如有心笔那么硬，却比当时生产的一开到底的“水笔”易于控制。因为使用这样的工具，董其昌的小行草粗细差别很小，他也更喜欢光洁而不吸水的宣德笺、髙丽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董其昌的条幅大字常常用笔失控，因为他不习惯用完全打开的笔。这样与董的书法有关的一系列问题都有可能因此推向深入。 确实，这个观察角度与我自己喜欢写字有很大关系，我常常因为纸笔不称手而苦恼。只有纸笔迁就于人，人不应该去迁就纸笔，历代有成就的书家都是如此。因此，文房这一与书写活动最为密切的物质就有了关注的必要。我对物质文化也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很多已经湮没的知识与经验，通过研究或许能重新进入知识系统，反过来，这些知识又能帮助我们真切理解过去的书写活动与书法遗迹。如果不做这些细致的工作，只翻来覆去引用几条书论，便勾连出书法的发展脉络，很少有不乖实情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薛龙春教授书法作品 蔡：以往的书家个案研究似乎比较模式化，大的时代背景介绍后，就是生平与交游、作品与思想，而您的研究都有比较大的关怀与问题意识，这是否与您对现当代艺术史研究的关注有关？可否谈谈数次访学对您的影响？ 薛：首先我要澄清个案研究不是个人研究。你说的那种基本是个人研究，这个人认识哪些人，以哪些碑帖为范本，形成了怎样的风格，他的艺术观念与书法又影响了哪些人，形成了什么流派。这样的研究有它的价值，但问题是你如何在时代背景与个体的书法风格与形式之间建立起可信的联系？同样是晚明，为什么董其昌、张瑞图、王铎的风格差异如此之大？用心学和禅宗是没办法说尽题中之义的。王正华虽肯定这种背景式研究的价值，但也指出它的粗疏。在今天的学术环境下，我们应该将问题更加细化，越是细化，个案与社会环境、与历史资源关系就越紧密，你的关怀也更大。一方面，研究需要动用更多的知识，比如研究王铎，从政治环境上，你要了解当时的党争，同乡官僚集团的合作，明代亡国不仅是军事的失败，贰臣如何寻求合法身份与心灵解脱；从学术上，你要了明末清初的士人对晚明文化的反思，了解当时文字学的趋向，汉碑的大量发现与金石学的崛起，选注杜诗的风气；从艺术上，你要了解观看方式对书画形制、书写方式的影响，南北宗论的影响及董其昌的理论策略，艺术品的应酬功能，私家刻帖的目的与意义，晚明娱乐活动中的表演，朝代鼎革与艺术品收藏的契机，书画的鉴定方式，等等。这些知识扩大了我们的材料视野，可以帮助我们观察复杂的艺术活动的各个侧面。好的个案研究不仅需要回应既有研究成果，与相关学科之间也应该有所互动，而在纵向上，对于艺术史上的种种观念也应该有所反思。 一个学者的思考，除了根据个案的材料、特性向外拓展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当代学术成果的刺激。所以研究书法史，不仅要关心书法史的成果，还要关心艺术史的成果，关心文献学与历史学的成果，关心物质文化研究的成果，对于现代学术新理论也要尽可能有所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活动是思维训练，不是材料的搬运工。与搜集材料相比，如何合理、巧妙地组织材料更考验一位研究者的能力。 在这些方面，给我教益最多的是白谦慎先生。我曾在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访学二年，他态度的虔诚，思考的深入，写作的讲究，都让我感触良深。在白老师的引导下，我也有机会一窥西方的学术体制，和西方的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旨趣，与一些学者也有互动。在白老师的帮助下，我还观摩了不少美国收藏的中国艺术品，这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艺术品原物重要性的认知。而二〇一五年在香港利荣森基金的资助下，访学台北故宫博物院四个月，是我另一次学习的良机，除了故宫丰富的藏品，一些私人收藏也慷慨地向我开放，而与故宫、台大、中研院、清大学者的广泛交流，使我对对岸学者的关切也有了新的体会。 编辑：@马建强 排版：@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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