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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孙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释】孙子说：火攻有五种，一是烧敌军人马，二是烧敌军积聚的粮草，三是烧敌军辎重，四是烧敌军仓库，五是烧敌军运输通道。火攻必须具备条件，火攻器材必须早就准备好。放火要根据天时，起火要选日子。天时是指气候干燥，日期是指月亮经过“箕”、“壁”、“翼”、“轸”之时。凡是月亮经过这四个星宿的时候，就是刮风的日子。 【评】这段论述已经过时，只能指出其中思维上的问题。直到今天，此类错误在国人中仍不罕见。 这五种火攻，说的只是攻击对象，并非火攻形式。我看不出逐一列出攻击对象有何意义——难道不这么做，将领就不会自己想到去火攻敌人的人马、粮草、辎重、仓库与粮道？真正应该考虑的，是火攻的战术和技术是否会因焚烧对象而不同。如果不同，就该介绍在焚烧什么对象时应该采用何种特定的战术、材料与技术。如果没什么不同，那就没有必要逐一列出火攻对象来。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未提后世常见的某些火攻对象，例如战船，而那才是必须采用特殊战术、材料与技术的火攻，与上列陆地上的五种火攻对象迥然不同。孙子长期在吴国居留，却没有提到这点，大概是因为当时还无技术能力造出大船作为战船使用，水面战争尚未出现吧。这也不足奇，据现代学者考证，所谓三国周郎赤壁的火攻是虚构的，盖那时尚未从外国引进帆，而没有风力推动，在水上大规模作战几乎不可能。因此，曹吴双方都不可能有水师。 本人不懂气象学和天文学，孙子说的月亮行经二十八宿中的那四宿时必然起风，我无从判断有无道理，不过本能地觉得那不过是“月晕而风”一类古人中常见的胡乱归纳。如果气象预报如此简单，它也就不会让使用卫星和大型电脑的现代气象学家焦头烂额了。 【经】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而其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上。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五火之变，以数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释】凡用火攻，必须根据五种火攻引起的敌军的反应来应对：1）若在敌营内部放火，要及时派兵从外面策应。2）火起后若敌军保持镇静，就必须等着看，不要立即发起进攻。待火势烧到最高峰时，再根据情况作出决定，可以进攻就进攻，不可进攻就停止。3）火攻也可从外面放火，此时就不必等待内应，只要适时放火就行。4）从上风放火时，不要在下风进攻。5）白天风刮久了，夜晚就容易停止。凡是军队都必须明白这五种火攻引起的变化，等待天时具备时进行火攻。用火来助攻效果明显；用水来助攻能加强攻势。水可以隔断敌军，但不能造成敌军的重大损失。 【评】本段所谓“五变”，在逻辑上相当混乱，包括了两种火攻战术，亦即“火发于内”与“火发于外”。第一、第二“变”都是在内部放火，外面策应，第二“变”讲的并不是另外一种火攻形式，而是内部放火时外部策应的时机问题。第三“变”则是在外面放火，其“无待于内”的叮嘱完全是废话——既然没派人到内部放火，有谁又会傻等内应？第四“变”则与火攻形式无关，而是使用火攻时本军必须居于上风，乃是只有傻子才不知道的常识。第五种则既与火攻形式无关，也与焚烧对象无关，而是只要放火就必须注意的事项，本不应该与其他“火变”列在一起，而应该写在前段“发火有时”之中。这些性质不同的事项被作者混在一起相提并论，表现出来的思维混乱在国学中很有代表性，即使是现代国人也未必拎得清。 此外，前四“变”说的都是放火焚烧敌营，也就是上段说的“火人”，都是用放火作为进攻辅助手段，其重点是消灭敌人，而不是旨在毁坏敌人战争物资的破坏行动。如果孙子知道如何合理组织思想，就该按目的把火攻分为“火人（旨在消灭敌军）”和“火物（旨在毁坏物质）”两类。把第一类细分为“火营（焚烧驻在军营中的部队）”与“火军（焚烧行进中的部队）”，将第二类细分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再将“火营”与“火物”之各项进一步分为“发于内”、“发于外”、“内外俱发”三种。此外再另列纵火注意事项，分别讨论物质条件、气象条件、纵火时刻与方向、策应进攻时刻等。 【经】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慎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释】战胜并攻取了敌国土地，却不能巩固战果，这很危险，称为“费留”。所以说，明智的国君要仔细考虑这个问题，贤良的将领要慎重对待这个问题。没有好处就不要行动，没有取胜把握就不要用兵，不到危急关头就不要开战。国君不可因一时愤怒而发动战争，将领不可因一时气忿而发动进攻。符合国家利益才用兵，不符合国家利益就停止。愤怒可以变为欢喜，气恼可以变为愉悦，但是国家灭亡了就不能复存，死者不能复生。所以，明君要慎重对待战争，良将也要警惕，这是安定国家和保全军队的基本原则。 【评】此段与篇名毫无关系，正如其他篇列入了与篇名毫无关系的许多内容一样，此乃古籍的通病，反映了古人不会有条理地组织思想。 此段提出了出征国在取得胜利后可能发生的一个重大问题——“费留”，那就是耗“费”钱财而征师久“留”于占领国。这是因为入侵国在战前没有通盘规划，在取得胜利后迟迟无法达成政治解决，因此远征军只好长期充当占领军，负责维持治安，直到师老兵疲，意外事变发生，再也无法占领下去，只好狼狈撤回，以致前功尽弃。作为军事学家，孙子能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提出这个问题，非常了不起。 古代著名的“费留”的例子，就是战国时期齐国趁燕国内乱入侵，只花了50多天就攻破燕国首都，杀死了燕王哙。但齐国并无配套的政治解决计划，甚至没有趁机吞并燕国的野心。齐宣王还觉得燕国和齐国本是平级的万乘之国，若吞并了心中不安，为此特地征询过孟子的意见。后来因列国不满，燕人反抗，齐军只好撤回本国。此后燕昭王派大将乐毅复仇攻入齐国，占领了齐国几乎全部领土，只剩下两个城邑未能攻拔。可燕国又重蹈齐国的“费留”覆辙，被齐将田单反攻复国成功。两番戏剧性转折之后，钟摆又回到原点，两次来回拉锯的大战就跟没打过似的。 现代著名的“费留”都是老美干的。首先是旷日持久的越战浪费了老美无数人力物力，最后“王不留行”，不得不撤回去，听任北越席卷南越，完全没有达到当初兴兵的目的，唯一的好处便是促成了周边国家的经济起飞。其次便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冒险活动，至今还在该两国快乐而“费留”着，尚看不到结束日期。 用间第十三 【经】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释】孙子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的耗费，国家的开支，每天都要花费千金，内外骚动，戌卒在路上疲于奔命，不能从事正常生产的有七十万家。为了有朝一日取得胜利而相持数年。若是吝惜爵禄和金钱，不肯用来刺探敌情，那就是不仁到了极点。这种人不配作军队的统帅，不是国君的辅佐，也不是胜利的主宰。 【评】这是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出发，强调了解敌情的重要，从战争巨大物力的人力耗费着眼，教导国君和统帅不要吝惜小钱，必须舍得斥重金收买间谍去刺探敌情。这原则古今中外都适用。现代与古代的区别，只在于将这种烂事职业化，不但建成庞大的间谍机关，而且开办学校训练间谍。间谍的功能也不再限于情报工作，在战时还负责破坏、颠覆等活动。即使是搜集情报也不再限于军事，而是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科技、乃至气象地理等等，使用的也不再限于单纯的人力，而是发展为无人驾驶飞机、间谍卫星、间谍船、24小时升空的战略侦察机、地震仪监听等各种高科技手段。国家用于这些方面的预算绝不是区区小数。 【经】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释】明君和贤将之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敌人，功业出众，是因为能预知敌情。要预知敌情，不可求神问鬼，不可用前事类推，不可用星象去推断，一定要从熟悉敌情的人那儿去获取情报。 【评】考虑到亚历山大大帝靠求神占卜来决定重大战略决策（当然他也是为了鼓励士气，让士兵以为神站在他们一边，但亚历山大本人不可能不迷信），宋钦宗靠妖人保卫开封，乃至后世唐生智竟因听信妖人邪说而主动请缨保卫南京，春秋时代的孙子能有此见地，实在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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