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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炫曜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 时间：2016年3月2日—6月2日（需提前预约） 地点：首都博物馆方厅地下一层 灿灿发亮的金饼、金板、麟趾金、马蹄金……自首都博物馆“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开幕后，便吸引了无数观众的流连驻足。遥想着墓主人刘贺生前的“土豪”生活，观众不由得对海昏侯墓出土金器啧啧称赞：“这得值多少钱啊！”这想法在学术界的视角下，自然是难免俗气的。学术界讲文物有“历史、科技、艺术”价值——海昏侯墓虽是迄今汉墓考古发现金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实例，其真正价值也是在于研究史载的“酎金制度”等等，肯定不能用市价多少衡量。 简牍是“时间胶囊” 因为文保、释读工作仍需近十年的努力，所以海昏侯墓出土简牍既无法来京展出，其内容也无法更多披露，媒体、公众对其关注亦相对有限。但在学者们眼中，这批简牍可是被寄予厚望的，甚至被认为是整座海昏侯墓出土的最重要文物之一。通过红外扫描等技术已经可知，海昏侯墓出土的近五千枚竹简至少涉及《论语》、《易经》、《礼记》、方术，乃至与养生及房中术有关的医书等内容。 为什么其貌不扬的简牍会如此受到学术界的青睐？考古发现的文字材料，到底能产生多大的价值？解答这些问题，要从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的文字材料的区别与联系说起。
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基本上是以传世的文献为素材，对于传统的历史学学者而言，“读书”便是最核心的功课。这一学术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于是今世的历史学学者回首先辈，不仅遍览坟籍的大儒不胜枚举，西法中用的先生亦是难以尽数，比肩尚难，赶超更艰。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今世的历史学学者若想建立新的学术功业，通过考古等机缘发现的新文字材料，便是他们绝佳的机会。
此外，一方面传世文献大多历经传抄、编辑，版本纷杂错综，距离原始真本已渐行渐远，而考古等机缘发现的文字材料则是从古代直接留存至今，是难得相对可靠的“时间胶囊”。另一方面，传世文献多是主观或客观因素拣选后的“胜出者”，考古等机缘发现的文字材料留存至今多有偶然性，往往不是主流社会努力使之传世的文献。所以这类文字材料所呈现的历史，往往与传世文献并不尽然相仿。 那些曾经惊艳世人的“坟籍” 中国古代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但发现新文字材料的案例也斑斑可考。西汉景帝时鲁恭王刘馀拆毁了孔子故居的墙壁，结果发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孔子第九代孙孔鲋藏于此的《论语》等儒家典籍，这些千金难换的“古文经”，为西汉经学的发展贡献了至关重要的力量；西晋初年河南汲郡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在盗掘一战国魏王墓时，发现了十万余字的魏国竹简，记载了从五帝一直到战国魏国的历史，与《史记》不尽相同。这批竹简后被命名为《竹书记年》，至今仍是先秦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但毕竟大多写于有机质之上的古代文字材料易失不易得，在实际的考古工作中，出土有铭文、榜题之类的文物本就不多，出土简牍、帛书、甲骨、刻石之类更为完整的文字材料的机会便更凤毛麟角。所以纵观中国考古史，几乎每一次考古发现古代文字材料，都会引发学术界的重大反响，激起学术界的高度期待。 譬如在此次海昏侯墓媒体报道中屡屡被拿来比较的马王堆汉墓，也发现过数量可观的简牍、帛书。马王堆1、3号墓除了出土有详尽而准确的记录随葬品的简牍“遣策”、系于竹笥标明其所盛物品的木楬，马王堆3号墓还出土了220枚竹木简医书，以及12多万字、20多种古籍的帛书。 对马王堆简牍与帛书的研究，历经近半个世纪已然汗牛充栋，硕果累累，这里举一例供管中窥豹：马王堆出土医学文献中的半数与房中术有关，对秦汉之际中国性医学做了全面总结，且皆未传世，它们的出土极大填补了我国汉以前性医学文献的空白。这些文献涉及性医学的观念、宗旨、解剖结构、生理反应、行为、孕育与保健。可以说中国古代在此之后的性医学文献虽有丰富，但对马王堆并未超越。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遥想到春秋战国那个性观念既开放又健康的时代，了解到当世古人在道家思想影响下通过房中术实现养生的追求。 除了马王堆，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外，还有包括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简、甘肃武威《仪礼》简等几十处简牍、帛书发现，涉及典籍文献、遣策、文书、方技、数术、兵书、法律等内容。
还有一些发现解决了大量疑案：如，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同时有《孙子兵法》与今已散佚的《孙膑兵法》，结束了之前史学界对于“孙武、孙膑是不是同一个人”的争论；而出土了1155枚竹简的湖北云梦睡虎地，更堪称“秦代地下法律公文图书馆”。墓主人生前曾作为当地官员“令吏”，主持过“治狱”之类的法律工作，这位尽职的“公务员”死后干脆把法律文书也随葬，在两千多年后为今人研究史料稀缺的秦代提供了宝贵的文字材料。 简牍流散的伤心事已成过往 天气干燥易于有机质保存的中国西北地区，更是简牍存世的富矿。但回望西北简牍发现的历史，却难以不令人心伤。在晚清民国那个风起云涌的乱世中，与溥仪盗运故宫书画、殷墟甲骨最初错被当作中药龙骨、敦煌壁画与文书被西方“探险家”劫掠如出一辙，一批珍贵的汉简在新疆尼亚遗址与甘肃敦煌、酒泉一带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发现，后被运至英国，至今仍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印本部。西方探险家在中国的劫掠引发了国人的强烈愤慨，一方面国人也开始对此前研究不多的西域进行探寻，一方面到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伯格曼的西北考察已不得不和中国学术团体合作，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这次西北考察中，伯格曼在内蒙古居延地区发现了上万枚竹简，即日后闻名的“居延汉简”。随后抗日战争爆发，为躲避战火，这批居延汉简被送往美国暂存，尔后又运至台湾，今存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时代变迁，如今简牍流散的伤心事已成过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分别于2008年、2009年通过接受捐赠，收藏了曾流失海外、终归祖国的2000余枚战国简、3000余枚西汉简，这就是媒体广泛报道过的“清华简”、“北大简”。此外，1994年入藏上海博物馆的1200余枚楚简（上博简）、2007年入藏岳麓书院的2000余枚秦简（岳麓简），是从香港回流。虽然这些简牍并非出自明确的考古发掘，对其的文保、释读也要耗费多年的心力，但它们仍使李学勤、朱凤瀚等史学大家不吝给出“稀世”、“价值难以估计”的溢美。 随着近年“清华简”、“北大简”陆续爆出“发现真正古文《尚书》”等重磅成果，此次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也再次勾起了我们的无限憧憬——也许这些其貌不扬的竹条木块，将会成为我们打开中国古史全新大门的钥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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