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原载于The New Yorker 编译/公仔 & MY & 阿呆 & eve 译读：T-Read | 译读纽约客：TreadNY 爱玛在菲律宾的圣伊西德罗大学读大一时，有一天，她在注册处的公告板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公告板上贴了一张“承诺还款名单”，上面公示了十五个未缴学费的学生名字，和早就过了的还款日期。爱玛有一个叫“Ringlets”（译者注：英文意为长鬈发，得名于圈内七个好朋友的名字首字母）的小圈子，她和另外三个成员都被公示了。四个人看到自己的负债被公诸于众十分震惊，于是用钢笔划掉了自己的名字。不到一小时，校领导便把她们叫到了办公室。“我们就是觉得太丢脸了！”爱玛坦白道。 从小在农场和十一个兄弟姐妹一起长大的爱玛，靠白天在学校图书馆打工、晚上上课来偿还学费。爱玛的工作有一个好处，老师平常会布置一些阅读作业，而当老师规定的那些书被送到图书馆时，她可以第一个阅读。当时很少人买得起那些书，所以有时候可以看到6名学生围着一本书在苦读。爱玛的专业是会计，但是她觉得自己最擅长的还是阅读。英语选修课上，同学们还在被英语的倒叙和暗喻弄得晕头转向，爱玛却能跟上美国小说的所有情节。每当工作的间隙，她就会坐在图书馆看书，并不时因为小说的女主被强暴或不公正的监禁而发出“天哪，天哪！”的感叹。同学们不懂她的反应为何这么激烈，但爱玛说：“快看！看了就知道了。” 在有关个人举止和卫生的人格发展课上，老师对爱玛出色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印象深刻，于是让她做自己的助手。老师发现爱玛人气很高，又有自信，于是开玩笑说她一年内就能嫁出去。但对于当时年仅17岁的爱玛来说，她感觉受到了侮辱。心高气傲如她，绝不甘心当个家庭主妇。但她很喜欢自己的帅男友艾德蒙，“Ringlets”姐妹们对她艳羡不已。“我当时并没有想着结婚，”爱玛说：“只是觉得，有个人能在下雨天递上一把伞，或者在周末陪我去看电影也挺好的。”然而一年不到，爱玛便怀孕了。她的老师说：“我早就和你说了吧？”爱玛觉得老师的话简直是个诅咒。 她嫁给了艾德蒙，生下孩子的两个星期后便重返校园。她当时被自己的女儿吓坏了，因为这个小婴儿几乎只有一个塑料瓶子那么大。爱玛和艾德蒙搬进了一栋两室的木房子，屋顶是用棕榈叶做成的，房子位于马来巴来，多山内陆省份布基农的省会。爱玛每天早上都帮丈夫煮咖啡，并且包揽所有的家务。她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艾德蒙的父母经营着一家餐厅，这省掉了她自己做饭的功夫。但后来餐厅倒闭了——在菲律宾做生意，对这种事情也见怪不怪了。菲律宾的工资水平很低，平均年薪只有3500美金，还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 和百分之八十的菲律宾人一样，爱玛从小接受罗马天主教的熏陶，对避孕一无所知。大学毕业，拿到学士学位时，她已经是两个女儿的妈妈了。接下来的15年内，她又生了七个孩子，全是女儿，她们只能睡在双层床或地板上。爱玛请了两名夜校学生来照顾孩子，而自己则在布基农省政府的营养部门工作。她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制定政策和设计课程，帮助人们预防儿童营养不良。爱玛的周薪大概是50美金，只能勉强喂饱她的孩子们。艾德蒙则在家里的农场工作，只有在收成的时候才有所进账。每周爱玛都会举行家庭会议，讨论家庭的预算情况。在女儿们总结了她们需要的开支后，爱玛就拿出钱来，但每次都不够用。爱玛不断要求涨工资，“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乞丐，”她说。 爱玛的大姐维姬是一名老师，她也有过同样的难题。1999年维姬前往纽约，成为了一名佣工。她用赚来的钱把三个小孩全供上了大学，还买了新房。维姬是一名海外菲律宾劳工（缩写O.F.W.，Overseas Filipino Worker），在菲律宾，这个身份是地位的象征，因为海外汇款是菲律宾的主要收入来源，它收到的外汇仅次于印度和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就把劳动力输出作为减贫降债的主要战略。现在十分之一的菲律宾人都在国外工作，支持着国内几乎半数的家庭，但也让约900万的菲律宾儿童成为留守儿童。过去十年，四分之三的海外菲律宾劳工都是妇女，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称赞她们是“拯救国家经济的英雄”。 2000年春天，爱玛所在社区的母亲们都出国了。“Ringlets”的一员去了纽约，同样的还有爱玛的家政学老师、一个大学同学和教会的几名兄弟姐妹。那年，爱玛的两个女儿上了大学，而爱玛自己也已经44岁了。她意识到再把剩下七个女儿都供上大学是不可能的事，于是她也申请了美国的旅行签证。在美国驻马尼拉的大使馆，爱玛参加了面试。她说她想去加州的迪士尼乐园。面试官问爱玛在布基农省她一共接触过多少营养不良的儿童。 爱玛用她低沉而富有金属质感的声音答到：“400多名。” “OK，400名，”面试官说：“那你为什么还要浪费钱去迪士尼旅游呢？” 爱玛停顿了一下，脸红了。“噢，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她说。 于是爱玛的申请就这样被拒了。她等了三个月再次申请。这一次，她出钱让一个有钱的朋友帮她“炫富”：这个朋友暂时给她的银行账户上转了50万比索，也就是12000美金，这样一来面试官就会相信她是一个有钱的旅客了。这个朋友有一座碾米厂，她为爱玛伪造了一些文件，让她看起来就像是碾米厂的主人。2000年七月面试当天，爱玛整个早上都在斋戒和祈祷。她的姐妹妮拉陪她去大使馆，面试结束后妮拉看到爱玛边跑边冲她喊道：“我成功了！”“她跳个不停，”妮拉回忆道：“她真的很开心。我说‘快走快走，免得他们又反悔了。’” 爱玛认识的母亲都羞于向孩子们解释为什么自己一定要离开，但爱玛早已习惯跟女儿们讨论各种事情，甚至是经期之类的琐事。她回家后举行了一次家庭会议，和孩子们说道：“妈妈要去美国做一份更好的工作了。” 她年仅11岁的小女儿伊泽瑞尔当即喊道：“不行！”而老五尤妮思则建议姐妹们步行上学，省下搭三轮车的钱贴补学费。年纪大一点的女儿们倒是不怎么在乎。“你会寄很多钱回来吗？”其中一个说，“我们是不是就买得起李维斯的牛仔裤了？”伊泽瑞尔当时立刻反驳：“我才不要李维斯。” 2000年8月21日，爱玛向办公室借了两辆小轿车，与丈夫、姐夫和女儿们一起，驱车两小时前往卡加延德奥罗的一个小机场。她的行李箱装着四条裤子、一件毛衣、两双鞋、两套睡衣和一把梳子。维姬告诉过爱玛不要带裙子，因为她用不上。在航站楼，女儿们都哭了。她们会由爸爸和两个每周拿20美金的“帮手”照顾。爱玛走到洗手间哭了一场。她说：“我的内心告诉我不能离开女儿。她们还这么小，她们需要我。” 爱玛搬进了她姐姐在皇后区伍德赛德的单间公寓，那里是有名的菲律宾人聚居区。超过13000名菲律宾人住在罗斯福大街的周边，地铁7号线的正下方，方便他们搭乘地铁去时代广场。罗斯福大街已经越来越迎合移民女性的需求：一家专门卖各种制服的商店——保姆的、阿姨的、家庭护工的，还有几个可供移民寄钱和礼物回家的服务点。在八、九十年代，绝大部分的海外菲律宾劳工都是男性，主要做商船运输和建筑，但自从九十年代之后，去海外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无论是在菲律宾还是其他国家。母亲们和女儿们背井离乡，去做那些“女人的工作”，比如带小孩，照顾老人和残疾人。这些都是富裕国家的女人们厌倦或没时间做的工作。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从事奇卡诺人（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称呼）研究的玛利亚·依巴拉说，这些菲佣可被划入“感情无产阶级”：她们没有别的生产资料，靠投入感情换取薪酬。 到纽约的第一天，爱玛和维姬睡一张床，下班回来的维姬满身疲惫，她不得不让总想聊天的爱玛保持安静。还有两个老乡睡在一张沙发床上，一个在做保姆，一个在做清洁阿姨。第二天，在给菲律宾一个保姆中介提交了简历后，爱玛跟着维姬去上班，维姬教她怎么按美国人的方式搞家务，清洁用漂白水，不用肥皂水，怎么用电熨斗，而不是用椰子壳燃烧的余烬加热过的熨斗。爱玛认真地做了笔记。第三天，维姬让她学会一个人坐地铁。爱玛不懂为什么地铁车厢里的人几乎都长得好像来自墨西哥或中国。“美国人都去哪儿了？”她问维姬。 中介帮爱玛找了份在查帕瓜当保姆的工作，她感觉在那找到了她想象中的美国。雇主的房子和她在家里的日历中见到的一模一样。日历是二战归来的父亲带回家的，每个月份的配图都是带一两个烟囱的美式别墅，外面是一大片草坪。 爱玛每周工资是375美元，照顾两个小女孩，一个一岁，一个三岁。她一周有五天要睡在地下室里。她第一天上班就觉得很奇怪，雇主出去了几个小时就回来了，还穿着一身运动服。爱玛打电话给姐姐，说她雇主连工作也没有。“别多管闲事，”维姬说，“你只是个保姆。” 爱玛幻想着空下来了可以干些什么，可以自己教孩子们读书，不用老师教。但她发现要教得好的话，需要先学会代入感情。“我告诉自己，要好好照顾这两个孩子，我把对自己亲生孩子的爱倾注到她们身上，把她们当做自己的女儿。”她说。 她会每晚给她们讲故事，鼓励她们分享对故事的看法，重复单词的发音。她把自己最喜欢的书名记在一本螺旋装订的笔记本上，等到周末去巴诺连锁书店买来寄给二女儿罗克珊，她有一个一岁的儿子。罗克珊尤其喜欢一套叫《大红狗克里弗》的经典系列图画书，因为菲律宾的小人书没有这么精美的印刷和生动的图画。但爱玛叫她每晚给她儿子读故事的时候，她却回答：“你当年又没给我们读。”  爱玛皇后区的公寓里，摆着她孩子们的照片。她已经快16年没有见过他们了。 爱玛在查帕瓜吃饭时，会突然因为负罪感而没了胃口。她说：“如果你是一位母亲，你吃的每一口东西，都会想分给你的孩子们。”有些早晨，她在给雇主家的姑娘们穿衣打扮时，会禁不住抹起眼泪，因为她想到自己最小的孩子们也正由别人帮着收拾东西，准备上学。她家的一位帮工有一个小儿子。爱玛问自己的女儿们，这个帮工来的时候谁帮她看孩子，但她们也不知道答案。爱玛不禁设想，这些人组成了一条连环链，每个母亲都在照顾别人的孩子。 爱玛每周都会买一张面值30美元的电话卡，然后每天打15分钟电话回家。她每次和3个女儿通话，每人各得5分钟。有时候，她会听到伊泽瑞尔大叫：“我没说够呢！现在还是归我说话，她们抢了我的时间！”尤妮斯说，父亲曾告诉她们在电话里只报喜，不报忧。“告诉老妈，‘很好啊，一切都好。’”爱玛曾喜欢园艺，种了些菠萝蜜、茄子、秋葵、红辣椒、成排的大丽花还有红色的火鹤花。但不出几个月，朋友说她种的植物几乎都死了。爱玛还担心她的女儿们有事瞒着她，于是她打给在马来巴来当警察的侄子，问他她的女儿中有没有人沾毒品。她侄子让她放心，但又说皇后区许多菲律宾海外劳工的子女都会吸毒。 爱玛的女儿们给她写长长的信，私下向她抱怨。伊泽瑞尔说：“姐姐们合伙起来欺负我的时候，你是唯一会保护我的人。没有你，我迷失了自己。”大女儿梅安写道：“妈，你不在身边，我感到好孤独。”她也在信中提到，爸爸沉迷于各种聚会。“不要总是给爸爸寄钱，他一直在酗酒。” 爱玛让罗克珊负责管钱，但其她姑娘抱怨她滥用职权。她的女儿KC在信中写道：“我吃东西的时候，罗克珊要算钱。我有时候甚至因为她叨叨不休，要把吃的放在一边。”KC说她被说得感觉自己没有资格吃这顿饭。在这封十页的长信中，她表示：“有一天我有了自己的家，也会把这种痛记在心中。” 签证最长有效期为半年，爱玛想在签证到期前回家一趟，但是，看见自己在飞机票上花了这么多钱，她陷入了迷惘。2001年，《菲律宾每日问讯报》(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刊登了一则头条：《菲律宾海外劳工被告诫：不要回来》。该文引述了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话：“海外务工者是我们的希望。如果你能在那儿找到工作，也能寄钱回国给家中亲友，那么也许你就该待在那儿。” 爱玛说服她的两个朋友埃斯皮和迪莉娅和她一起来到了纽约。以前，三个朋友每周六都会一起祷告。爱玛假装对自己的新生活很满意。埃斯皮有四个年幼的孩子，她说她自己“总是想出去那儿看看——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看什么。反正就是想‘出国’——这是我的梦。” 埃斯皮和迪莉娅一到纽约，就找了份女佣的工作。周六晚上爱玛的东家会外出，每当这时，爱玛就躺在客厅的长椅上，同埃斯皮和迪莉娅煲电话粥。她们以各自雇主的名字相互称呼各自打趣。“你好呀，贝拉女士。”“晚上好，施瓦兹女士，你怎么样？” 休息日，爱玛去了曼哈顿的菲律宾国家银行，把自己所有工资都寄了回去，只留下20美元日用。大多数的钱都用在了女儿们身上，还有些也用在了接济家中姐妹、以前同事还有朋友身上。她的一位妹妹写道：“求你，帮帮我吧！”两位朋友也找她借钱，让财产证明好看一些，这样她们的家人就能去科威特和意大利工作。其中一位乞求道：“多少都行。”远房亲戚们拐弯抹角地在信中附上自己的银行账号，恭维爱玛能吃苦还有她们臆想中爱玛拥有的巨额财富。一位朋友写道：“我听说您现在已是百万富翁了。”一位以前的同事说：“我确信您一定美丽高贵，身佩无数珠宝。” 但是爱玛几乎每餐都吃两美元一碗的中国鸡汤面外卖，因为那儿的炒面薄脆饼免费供应，爱玛觉得很划算。维姬和她的朋友们干脆叫她“汤罐小姐”。埃斯皮也学爱玛这么做，她说：“我们只需要告诉自己，得有牺牲精神。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这样的。” 爱玛每个月都会去罗斯福大道，从一家叫约翰尼航空货运的公司买一个硬纸板箱。箱子如一个小冰箱一般大小，她会把每周从好市多量贩店买来的咖啡、斯帕姆午餐肉、巧克力、固体饮料（比如雀巢巧伴伴和果珍）、洗漱用品和衣服放进箱子里。几乎她认识的所有菲律宾人都会在公寓里放这样一个敞口的“balikbayan”箱（译者注：菲律宾海外务工人员专门用以装物品寄回国的小箱子）。当箱子满得快盖不上时，她就把箱子寄回国。邮费不论重量，统一是65美元，航运到达菲律宾要花2个月。这是她能想到最实在的表达爱的方式。女儿们告诉她，寄回来的是已经过时的衣服，她让女儿们把衣服转卖，又重新寄回更多衣服。 在查帕瓜的雇主家待了将近两年后，爱玛获悉纽约长岛的家政活儿每周能多拿50美元。每周多50美元，一年加起来的数就够供一个女儿读完四年大学。爱玛不想离开两个小女孩，所以她请求东家加点工资，但被拒绝了。 爱玛不愿同孩子们说再见。“我已经深深喜欢上了他们。”爱玛上班的最后一天，东家开车带着她和孩子们一起去了车站，还告诉孩子们爱玛只是去度个假。爱玛努力装出只是暂时分别的样子，但她没能忍住眼泪。她说：“因为已经同自己的孩子分别过一次，这一次分别更难。天啊，我再也不想这样了。” 爱玛的女儿尤妮斯说，她的阿姨们告诉她和她的姐妹，“你们要表现好，你们的妈妈才会回来。”尤妮斯禁不住想，是不是因为之前自己和姐妹们表现不够好，妈妈才这么长时间不在家。尤尼斯说：“你不断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妈妈不在身边？”她不断想着妈妈在她们犯错时曾经说过的气话，“如果我去了国外，就再也不回来了。” 2003年年末，爱玛的母亲病了，似乎将不久于人世。爱玛的女儿们以为爱玛会飞回国。尤尼斯说：“如果我是她，母亲要死了，我当然要见她最后一面。”但爱玛感觉自己更应该呆在纽约了，因为要省钱支付母亲的医药费，虽然最终治疗失败了。医生们没能诊断出到底是什么病。爱玛和维姬支付了防腐费、丧葬费、坐飞机来参加葬礼的亲戚们的机票钱，还有守夜九天，宾客们的餐费。爱玛并没有出席葬礼，因为她担心自己会“A to A”——她和朋友们的叫法，意思是从一个机场飞到另一个机场。爱玛认识一些从马尼拉飞往美国的女工，一旦她们的旅行记录被美国海关官员查到，她们会被遣返马尼拉。这样一来，她们不仅白付了两次国际航班的机票钱，还失去了工作。 为了补上存款的窟窿，爱玛找了夜间的兼职，有时候一晚上只睡两个小时。替补朋友或熟人的家庭护理工作最简单。她们经常给爱玛打电话，让她“帮忙照看一下lolo”，“lolo”是菲律宾吕宋岛和棉兰老岛上塔加路族人口中的“祖父”。 老年护理是美国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因为美国8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数量增长比其它人群快得多，但护工的收入却很微薄：家庭护工的平均时薪不到11美元。她们也几乎没有接受过训练。爱玛告诉我：“我只读过几本书，就学着判断，这个是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这是多发性硬化。”一位朋友教她怎么用结肠造瘘袋和霍耶升降机（辅助病人从床上移位的液压支架）。她照料的一位客户患有健忘症，总是称呼她为“玛丽”。有时候，爱玛帮他洗澡时他会反抗，大叫“警察！警察！”，或者干脆向她脸上吐口水。爱玛便告诉他：“别担心——警察就要来了。他们就要把玛丽抓起来了。” 2004年，爱玛在曼哈顿寻得一份周末上班的长期工作——照顾一位患肌肉失养症的女人，她学着让自己忽视这份工作中最不能让人接受的部分，“你得忘了你自己，”她如是说。她开始习惯那个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就像习惯自己的体味一样。爱玛觉得，自己是受雇来爱她的，而大多数情况下她也是这么做的。爱玛也看她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也像她一样成为了忠实的体育迷。她们喜欢一起坐在沙发上，看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打球，支持保罗·皮尔斯。爱玛说：“那是我们的头号偶像。”那个女人每天都要画眼影、涂腮红，她希望爱玛也这么做。爱玛解释说她没时间打扮自己，她回答：“我打扮的时候，你也给自己化个妆。” 爱玛一直等着那个女人的孩子或孙辈前来拜访，好帮她些忙。但慢慢的，她发现自己想多了。有一次，她觉得女人提出的要求很过分，于是生气地告诉她：“连你孩子们都不来照顾你！”爱玛后来说，她得到的回话是“他们又不是菲律宾来的。” 爱玛的二姐妮拉是布基农一所小学的校长，她一直很嫉妒爱玛。妮拉不断抱怨，把自己的工资拿来做比较，说要是她在美国可以挣得更多。从美元换算到比索的乘法做多了，妮拉终于难以自持，决定也成为一名“菲佣”。2006年，57岁的妮拉身负供孙辈上学的重担，来到纽约。在那儿，她找了份家政服务的工作，照顾一位濒死的女人。妮拉住在皇后区的一间公寓内，一起合租的其他5个女人之前都是老师，其中3个还在她的学校教过书。 爱玛适应美国生活的能力给妮拉留下了深刻印象。爱玛短时间生养9个孩子的时候就曾让妮拉震惊不已（她评论道“像一阶阶的楼梯，就没断过”）。妮拉过去叫爱玛灰姑娘，因为她美丽又苦命。妮拉会叫爱玛去美容院折腾一下头发。爱玛现在顶着一头挑染过的红发，穿维秘文胸，戴着手镯——她乐在其中，因为觉得这对心理健康很重要。爱玛告诉我：“5年了，我没给自己留任何东西。后来，我和自己说，‘对自己稍微好一点？’” 爱玛的丈夫不断在信中告诉她，要“一直做个好姑娘”、“做个好妻子”，爱玛在想丈夫的告诫是不是因为预料到了什么。爱玛问孩子们，她们的爸爸是不是在约会其她女人，孩子们回答道“哦，没有的事。别胡思乱想。” 对爱玛的许多女性朋友来说，婚姻完全是名存实亡。一些人到美国是来碰运气或者提升自己，或者逃避痛苦失败的婚姻——在菲律宾，离婚是非法的，而出国则被称作“菲律宾式离婚”。但大多数人来是为了赚钱供养孩子。她们很快学会了不与丈夫商量做决定。爱玛告诉我：“似乎我们已经成为了女权主义者，想自己说了算。” 爱玛很反感那些会把命令反复说好几遍的雇主，这让她觉得那些人以为她脑子不好记不住；对那些不让她站着用拖把，而是坚持要求她跪着用海绵擦地的雇主，她也感到很难接受。平时尊称雇主为“女士”和“先生”的妮拉劝爱玛少顶嘴。“只要他们不伤害你或打你，就让它过去吧，”她说。她常把一条菲律宾谚语挂在嘴边：“米缸满了你才可以顶嘴。没满的话就先忍忍吧。” 爱玛和妮拉意识到，在许多雇主眼里，菲律宾人处于家政服务员种族等级系统的顶端，好像有这个国籍就意味着顾家和顺从。纽约州目前有二十多万女性从事家政服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更多妇女参与就业，而针对老人和小孩的公共服务又相对匮乏，这个数字预计会在未来十年内进一步增长。一项由全国家庭佣工联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于2012年进行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保姆、保洁人员与住家护理人员是移民，且其中一半都没有合法身份。纽约人因她们的工作得以享受自己的社会生活，但这些为他们工作的妇女却是隐形的：家政服务员长时间呆在私人公寓里，工资不走账以现金结算，受到的法律保护与其他职业比起来更显得寥寥无几。 第一部劳工法于三十年代通过，当时南方的议员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种族特权以及廉价的黑人劳动力，竭力将家政这个大部分从业人员为黑人的行业排除在外。1938年，一封集体署名为“十五名疲惫的女佣”给时任第一夫人罗斯福的公开信呼吁 “女性也应该获得与所有其他劳动者一样的地位。”但她们的请求没有成功。而在随后的三十年中，许多非裔妇女已进入到收入更高的职业，她们的空缺则由其他少数族裔的女性移民填补。全国家庭佣工联盟主席蒲艾真说，“很多妇女移民是因为自己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别无选择，只能逃离。她们在照顾我们所爱之人的同时却无法顾及自己的亲人。” 包括纽约在内，至今有六个州通过了保护家政服务人员权益的法案，保障最低工资、加班费以及保护劳动者不受骚扰。但极少有从业人员和雇主知道这些条例的存在。Damayan是一家为菲律宾家政服务人员争取权利的草根组织，其执行总裁琳达·奥利坎表示，这些外来劳工担心，如果根据2010年通过的纽约法律揭露自己恶劣的工作条件，她们反而会因非法工作被举报，丧失获得推荐信的机会，或将一下子失去她们家庭赖以生存的收入。 奥利坎在1994年离开菲律宾后成为了一名家政服务人员。她认为海外汇款滋生了政治上的故步自封：即使侨工的家庭成员所生活的社区仍然贫困，但因为有国外寄回来的钱罩着，他们不太会组织抗议菲政府腐败的活动。每当奥利坎听到决策者将移民称作是一种自主选择的时候，她都非常沮丧。“他们选择忽视这些女性原本生活的境遇，以及造成她们大量离开的经济与政治上的原因，”她说。许多Damayan的成员，特别是那些有年幼小孩的，都质疑过自己当初离开的决定。“作为一个保姆，你比谁都清楚儿童发育早期是多么关键，”奥利坎告诉我。“那正是他们建立价值观和树立人格的重要时刻。” 奥利坎的女儿日雅在大学毕业后也来到了纽约，现在同样在Damayan工作。今年三十八岁的日雅告诉我，她和她母亲的关系很僵；她们只有在讲到政治的时候才谈得来。她母亲在菲律宾曾是带头反对费迪南德·马科斯军政府的活动家。（译者注：费迪南德·马科斯，1965-1986年对菲实行独裁统治，以腐败的裙带主义及政治打压的维权主义闻名于世，因选举舞弊导致群众大规模抗议被流放至美国夏威夷州直到去世）但当日雅第一次在美国看到她母亲工作时，突然感觉自己已经不认识她了。“我仍清晰记得，那天在中央公园，她推着婴儿车走在我前面，车里坐着一个白人小孩，”她告诉我。“那是一个有点凉的秋日，我当时对自己说，你已经失去你的母亲了。” 在美国过得越来越自在的爱玛似乎已弄不清自己最初来美的目标。她原先计划等孩子们完成学业后就回国。到2013年时，爱玛所有的女儿都已大学毕业，但其中有四位找不到工作，另有三人抱怨工资太低。一位在省长办公室做文员，一位在选举委员会当秘书，另一位在便利店做经理。所有女儿里，收入最高的当属在阿布扎比当秘书的尤妮斯，她还会寄钱给姐妹们及她们的孩子。每当尤妮斯问爱玛什么时候会回家，她总是回答，“快了，快了，现在还不行，”接着便会谈起又有个什么正等着她来付的开支。爱玛和女儿们之间的沟通如今基本都在脸书上进行。女儿们会上传自己婚礼和新生儿的照片与视频。在爱玛生日的时候，她们会为她制作用糖霜裱有她名字的生日蛋糕，还会发布为她唱生日歌的视频。 2014年，五十八岁的爱玛和丈夫离婚了，如此一来她就能够不受约束地约会美国男性——与美籍人士结婚是获得绿卡的唯一可靠途径，而只有拿到绿卡她才可以安心回国与女儿们团聚，不用害怕再也无法入境美国。从九十年代起生效的一系列法律使得低收入劳动者越来越难通过雇主帮助获得绿卡。虽然爱玛的雇主用现金支付工资，但就像她很多朋友一样，爱玛也会缴税，为的是将来如果有一天移民法有所放宽，缴税记录也许能为她加分。（译者注：美国政府机构权力分散，国税局IRS与移民局并无交集。无合法工作身份的移民可向国税局申请个人税号来正常报税。） 爱玛与丈夫签的离婚协议在菲律宾是不被认可的，只在美国有效。在那之后，爱玛晚上更经常外出，好让自己不去想这些伤心事。她在一场聚会中认识了三十七岁的菲律宾保姆艾薇。她比爱玛大女儿小一岁，热情洋溢、精力旺盛又非常能干，但有时却表现得像被抛弃的孩子。她似乎总是无法理解自己为何会被困在纽约。“我们所经历的孤独是相似的，”爱玛说。她觉得艾薇能给她带来安慰。“她长得很像我女儿，”她告诉我。“我们看起来已经像是一家人了。” 爱玛打算五年后，即在她六十五岁的时候回国。这让艾薇很不安，她意识到自己在美国要待到最小的孩子大学毕业，至少还得十年。想要算好离开美国的时机其实很难。爱玛、艾薇和朋友们所谈及的回国，就好像是一种来世，在永不结束的家庭聚会中坐享她们靠之前的牺牲换来的回报。一旦孩子甚至孙辈完成学业，她们就开始思考回国的可能。但越是精打细算，就发现问题变得愈加复杂。到底是否应该冒着在美国生重病的危险多待几年，为退休存钱？还是早早离开，回到菲律宾，面对把钱花光后返贫的可能？ 最近，爱玛的一位朋友就悲催地算错了回国的时机。她在去年12月被诊断出卵巢癌后未满两个月就去世了，多年未见到丈夫和孩子的她终究还是没能见上家人最后一面。爱玛以前常去死者丈夫经营的鸡场，她和朋友们筹集了挽金以资助他，并承担下运送遗体回国的费用。遗体运往海外后的第二天，我陪同爱玛来到了她在上东区的保姆工作地点，她正努力想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三天前她看到遗体的时候，被她朋友枯瘦的程度吓到了。“这叫什么人生啊？”她说。 爱玛很庆幸自己能将注意力转移到照顾一名叫鲍伊的两岁小女孩上，这个孩子很与众不同，好像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鲍伊家是一间四百平方英尺（译者注：约37平米）的一室户，她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在父母的床和沙发之间来回地跑。她也喜欢爬上沙发，把扶手当马骑，后来还骑到了家里那只刚输过血的英国斗牛犬上。爱玛把她从斗牛犬身上抱起来，说，“我的小宝贝鲍伊，这里可不行呀。”爱玛站起来给鲍伊拿橙汁时，小女孩会跟着她，站在她两腿之间。“我也搞不清为什么，她就是喜欢这样，”艾玛对我说，一边随手拨开了挡住鲍伊额头的几根金发。 在小区游乐场，其他保姆都得忙着给雇主们发短信报告情况：小孩吃了些什么、尿布干不干净、什么时候睡的觉、有什么细微的心情变化等。爱玛对此有一番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控制欲强、密切监督保姆的家长更容易有目中无人、脾气很大的熊孩子。鲍伊的父母很随和，鲍伊也就像他们。她唯一哭了超过十秒钟那次，是因为父亲午休抽空回家遛狗，来去过于匆忙。“爸爸和妈妈出现了，她自然就想和他们在一起，”艾玛一边给鲍伊揉背一边说。“我能理解，我女儿也是那样的。” 鲍伊的双亲都是护士，负担保育服务费用其实有点勉强。爱玛不止一次感叹道，这家人的公寓比她的还小。鲍伊平时睡在用帘子隔开的衣柜中，她父母则睡在正对着通风井的客厅里。“我觉得他们就像我的弟弟妹妹，”爱玛说。“或者是我的儿女。”鲍伊的母亲阿布拉和爱玛一样，都得早晨5点就起床去工作。请保姆常被看作是富裕母亲的特权。但在美国，由于负担得起的保育服务选择甚少，雇佣私人保姆就好像两位在职母亲之间在工作和育儿上进行了协作分工，因为想要两者兼顾几乎是不可能的。阿布拉很心疼聘请保姆的开销，但她同时也认识到保住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如果整天都在家照顾鲍伊，我说不定会觉得自己是被她困在这间屋子里的奴隶，”阿布拉告诉我。她让爱玛每周来两天，其余时间则交给了小女孩的祖父母。除了照顾鲍伊，爱玛还同时做着四份家政工作，其中一份要求她花八小时熨烫衣服。 “有时候我只想吐，”爱玛在鲍伊午睡时对我说。“我干这种工作已经十六年了，每天都是同样的内容。”爱玛关了客厅的灯，接着腾清了洗碗机，捡起鲍伊掉在地上的玩具，然后她坐在厨房里开始读一本名为《非营利机构主管须知：行政主管的十个职责》的小册子。她希望自己能掌握更多技能，好为将来为布基农筹措奖学基金做准备，这个项目曾经让她的会计学位派上用场。爱玛很怀念当初在菲律宾的工作。她离开的时候，上司曾为她写下“离开了你的活力和优异表现，这里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了”这样的留言。但她也知道，重操旧业似乎是不可能的了。 爱玛的女儿和她们的朋友们也都想出国，目的地不是美国就是日本、香港或新西兰。“我看这轮回是无休止了，”爱玛对我说。她发现自己很难不去想女儿们来美国的事情。十六年过去了，无法与女儿相见的爱玛每每谈到两地分离时，还是会忍不住默默流泪。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信中的语调已经发生了变化，少了些责怪，多了些无奈。早些年，她们总在猜爱玛会在哪个假期回去。渐渐地，她们已不再追问。“我相信总有一天，只要上帝允许，你会再次与我们团聚的，”她的女儿罗克珊最近写道。 虽然爱玛极其渴望与孩子相见，但她并不想女儿们步她后尘，不想她们去照顾别人的小孩和父母。“我觉得她们应付不来的，”她对我说。“她们太瘦太脆弱，连打扫都不会。我没能尽到教她们做好家务的责任。” 本文由译读团队的志愿者编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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