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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白岩松在《白说》一书中说，中国人从小就习惯给人贴上“好人”和“坏人”的标签，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感触更深。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影，主人公一定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反面角色则是胡汉三、南霸天、黄世仁那样的人，从长相上就能看得出来。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传统延续下来，并不仅仅因为这方面的文化基础是如此浅薄，更主要是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革命”的背景下。 事实上，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没有纯粹的“好”，也没有纯粹的“坏”。每个人心中都并存着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这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制度和人激活了你的哪一面。 教育很重要，教育不是让人性“变好”，而是约束人性中的负面欲望，扬善弃恶；法律也很重要，法律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是最低的道德底线，它不能让你变成好人，但是它要求你不变成坏人；此外还有环境，如果整个社会环境充满善意和安宁，人们和谐相处，人性中的普就会更多地被激活。 二、  从当年的“小悦悦”事件到宝马车碾童事件，再到如今一起又一起摔倒的老人讹诈搀扶者的案例，大家都很难过，觉得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一塌糊涂。可是，问题仅仅在于“道德”吗? 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小悦悦事件”发生在国外，第一个受谴责妁肯定是孩子的父母，其次才是司机与围观者。我们可以说，小悦悦的父母非常值得同情，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不容易。但情感是一回事，法律是另一回事。站在平肃的法制角度看问题，作为两岁多孩子的监护人，小悦悦父母的监管缺失，才是这起悲剧的真正关键点。 老人摔倒被好心人扶，为什么一瞬间反而要抓住对方说：“你撞我!”因为这个老人是“坏人”吗? 倒退20年，如果大街上两辆汽车追尾，司机肯定下车就打。谁打输了谁赔钱。可是现在，经常是把车靠边一停，互相递根烟，把保险号一抄就完了。 因为有“交通强制险”的介入。所有汽车必须买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不必再用暴力的手段争取权益，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人性里“善”的-面流露了出来。 摔倒的老人为什么讹诈扶他的人?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医疗保险，他们摔倒在地不能动弹的时候，最大的痛苦还不是来自肉体——中国的父母心疼孩子啊，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孩子要给自己掏钱治伤，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他们扛不住。在这之前，他们可能行了一辈子的善，但是这─瞬间都不存在了，他们像抓救命稻草─样抓住了扶自己起来的人。如果中国的老人都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还会发生这么多起讹诈事件吗? 因此，涉及道德的问题，不应只追问人们“有没有道德”，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否进步到了让人们“可以展现道德”的时候。中国人不缺德，缺的就是让“德”展现出来的制度保障与大环境。我认为，此时此刻的中国，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所有糟糕事件的发生，都是在强迫我们去设法提高基础保障和完善社会综合配套设施。 中国有句古话叫“贫贱大妻百事哀”。古人为什么总结出这句话呢?因为这才是生活的真相。不管你爱得多么惊心动魄，如果生活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没地方住、没食物吃，矛盾就会逐渐地从小到中，从中到大，最终毁掉爱情。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道德也是同理。 基于刚才谈到的“人性”和“道德”因素，此刻要想快速推动社会进步，谁又有权利去抱怨别人呢?当下最常见的情形，就是所有人都在抱怨。领导在抱怨，群众也在抱怨，富人在抱怨，穷人也在抱怨，唯独没有人抱怨并改变自己，这是中国此时此刻最大的问题。 三、 中国人有两张道德面孔，一张面对熟人，一张面对陌生人。这两张面孔反差巨大，就仿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面对熟人时，我们大多有礼貌，憧得谦让，不仅不自私，而且很无私，朋友为抢着埋单能打起来；而对熟人时，我们善解人意，尊老爱幼，言语温和，愿意忍让，甚至牺牲小我。 在面对陌生人时，我们的道德面孔是另外一张。我们开始变得自私，爱I占各种便宜，排队加塞，开车乱并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永远显得不耐烦。那个面对熟人时可爱的中国人哪里去了? 这两张面孔清晰地告诉我们，虽然中国城市高层建筑的数量排世界第一，仿佛己很现代化的样子，但实质上，我们才从小村庄走出不久。 等我们学会把陌生人也当熟人看待时，才算真正走进现代社会中。而这，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万里行公司虽然只是生产橡胶鼠标垫、吧台垫、瑜枷垫等橡胶垫类产品的一个小工厂，员工也只有120人，但我们坚持以人为本，严格按SA8000即社会责任验厂的标准去对待员工，例如我们的饭堂，规定必须从德国人开的麦德隆超市去买东北豆油，以杜绝地沟油，规定从大型配菜公司买肉菜，以避免吃到瘦肉精与含激素的鸡肉，我们给每个员工宿舍配齐了空调、热水器、纯净水，让员工不仅工作好，吃住也好。公司对员工好，员工就通过把产品质量做好来体现出对顾客好，形成了顾客持续返单，员工开心工作的良性循环。我们奉行诚信、双赢、舍得，决心继续坚持这样做下去，以我们的实际行动影响每个员工和合作伙伴，推动道德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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