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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三国演义》
三国故事自晚唐时即已开始流传于民间，至宋时尤盛，金元杂剧中亦多演绎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学者发现了元刊《三国志平话》，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基本轮廓。经过前辈学者的研究，《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过程基本上为人们所了解：即它是在民间的三国故事、戏剧以及正史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罗贯中的整理、加工而成。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大概是一个不太得志的下层文人。《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版本是嘉靖本，以后各种本子都是在其基础上加以更动。明末时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李卓吾评本”，将嘉靖本的回目予以合并，并加入批语。清代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冈父子则对此书加以整理，删掉了原来的评语后自行加批；其次又对该书的文字和情节都作了一些更动，这使原书的艺术性有所提高，但思想主题亦偏离原著，比如历史宿命感、历史循环论与正统观念的加强，对“忠”这一君臣伦理的宣扬盖过原书对“义”的强调。
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长期以来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比如封建正统说、拥刘反曹说等。这些说法都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发掘了这部小说的思想内涵。但是纵观全书，小说中除了对正、邪的截然区分，对忠、义等伦理价值的宣扬之外，实在很难说还有什么集中的主题思想。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主要是描述了一个历史过程中的风云变幻，反映了政治与军事斗争中的波谲云诡，从一个更高的立场来表达对历史沧桑的咏叹。书中最为吸引人的部分也都是对政治军事谋略铺排描写，和对智慧与勇敢类型人物的集中塑造。比如对赤壁之战的描写即体现出很高的叙事技巧（可参看林庚先生《中国文学简史》中的分析），对诸葛亮、赵云、关羽、曹操、周瑜等人物的塑造也十分成功。但书中对许多小规模战争或战斗的描写却之失简单和草率，对人物的性格塑造也有脸谱化、平面化的倾向，某些人物性格特征则有夸张过头的嫌疑。对此，已有许多学者指出，不必赘述。 明代文学--《水浒传》
《水浒传》成书的情形有类于《三国演义》。北宋末年发生了以宋江为首的武装起义，虽然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但关于这次起义的各种传说却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到宋元之间的《大宋宣和遗事》中已经具备一个后来水浒故事的轮廓。元代戏曲中数量众多的水浒戏说明这一时期水浒故事日趋发达。到元末明初先由罗贯中将传说、戏曲中的水浒故事综合、加工成一个本子，其后施耐庵对这个本子加以完善而成《水浒传》。《水浒传》的版本大致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个系统，现在一般认为繁本先出。此系统中所知之最早版本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其次则有嘉靖间郭勋所刻百回本。现存较完整的百回本则有天都外臣序本。繁本中还有一种袁无涯所刻一百二十回本，但内容有所增饰。明末金圣叹又将繁本删削成一个七十回本，保留了最精彩部分，成为最流行的一个本子（以上参考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
《水浒传》是一部表现一百零八位好汉聚义梁山、替天行道的英雄传奇。这些人走上反抗道路的共同原因在于官府的黑暗，所以他们反抗的对象也主要在于权豪势要。其次，梁山好汉聚义的一个共同基础还在于侠义精神的感召，这便使梁山的英雄群体具有一种强烈的精神魅力。另外，替天行道的主张也体现着黑暗政治中一种行动理想，并为他们的反抗提供了合法性。而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反抗方式与最终的招安结局固然说明了这种反抗的不彻底性，同时也表明了一种叙事策略（为了小说能够顺利地流传）。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历来受人称道：首先，是其叙事及结构之精妙，对此金圣叹在其《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有精辟阐说；其次，是书中众多英雄性格的成功塑造，正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第三，是小说强烈的情节性，让人在阅读中获得欲罢不能而又痛快淋漓的审美感受；第四，是小说的语言生动活泼，极具表现力，堪称古典白话小说中的一个典范。当然，这部小说在结构上不够浑融紧密，各个不同人物的经历在小说中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不过对于早期长篇小说来说，这种缺陷似乎是难免的。 明代文学--《西游记》
《西游记》跟《水浒传》一样，也是在历史与传说的基础上经文人编撰而成。唐代僧人玄奘赴天竺取经乃实有其事，后来玄奘弟子根据其口述先后撰成《大唐西域记》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两部传记作品。此后关于取经的传说开始在民间流传，大约晚唐五代时期出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书（关于此书的成书时代有不同看法，此处取李时人、蔡镜浩说），此书已初具《西游记》轮廓。到宋元时期又出现了许多与取经故事有关的戏曲。至元末明初则出现了比较完整的《西游记》一书（取鲁迅、孙楷第先生之说），但此书仅有片段佚文保存在《永乐大典》中。《西游记》的版本流传情形比较复杂，若概而言之则有：明代金陵世德堂刊本（为现存最早刊本）及李卓吾评本——此二本均无“陈光蕊赴任逢灾”一回；至清人刊《西游证道书》一百回，乃增第九回，遂成定本。关于此书作者，先有邱处机之说，后有吴承恩之说，然后说亦迭遭质疑，其作者归属竟成悬案。（以上参考史铁良《明代文学研究》一书）
关于《西游记》的思想主题，长期以来歧说并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部小说内涵之丰富性。诸说之中似以游戏之说出现较早、亦更切近题旨。清人焦循《剧说》中云：“此特射阳游戏之笔，聊资村翁童子之笑谑，必求得修炼秘诀，亦凿矣。”鲁迅先生上承其说，更进一步指明游戏之中又兼以讥讽当时之世态（以上参考史铁良《明代文学研究》一书）。林庚先生则又创新说，认为《西游记》的成功在于其童话般的活泼自由精神，其喜剧性也来源于这种童话性。并认为这种童话性乃是时代思潮（如李贽的“童心说”）在文学中的一种反映。这种观点可谓抓住了《西游记》艺术魅力的本质。此外，本书的成功还在于塑造了孙悟空和猪八戒这两个成功的人物形象。关于孙悟空形象的来源学界有过长期争议，主要有来源于印度史诗、来源于本国神话与来源于二者之综合三种观点。印度故事对中国小说之影响在六朝小说中已见端倪，至于猿猴变化的故事在六朝至唐代小说中都不乏其例。其次，唐代小说中还有大量表现精怪变异题材的作品，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孙悟空和其他精怪形象的艺术渊源。此外，《西游记》以一个旅行（或历险）的框架结构全书，这种结构方式在世界文学中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清代文学--《红楼梦》
曹雪芹的家世与《红楼梦》的创作及情节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已经是“新红学”以来的考证研究所证明了共识。关键是与此相关的对小说性质的认识，《红楼梦》当然不是曹雪芹简单的“自叙传”，但在这部小说中，作家的经历与感受却有着比以往任何一部古代小说更重要的联系。它强化作品的现实性与情感力度，而曹雪芹不以“奇书”自诩，既强调“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又着意“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创作理念，更使《红楼梦》达到了古代小说艺术思维的新高度。
《红楼梦》的内容主要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部分，一是作者深刻全面地描写了一个贵族大家庭的没落。作为以家庭为核心的小说，《红楼梦》较此前的同类小说如《金瓶梅》等有极大的发展。作者通过“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揭示了贵族大家庭没落的原因与表现，其中最严重的是所谓“一代不如一代”的问题。无论是贾政、贾赦、贾敬等人的昏聩，还是贾珍、贾琏以及贾蓉等人的荒淫，或是贾宝玉的率性而为，这个家庭的男性成员都不能承担起“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秦可卿语）。而在“富而好礼”的掩饰下，家庭成员内部的尖锐、复杂矛盾，又昭示出大族人家“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的哲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以强烈的同情，描写了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宝玉鄙弃世俗与传统观念，不愿秉承父辈旨意，走求取功名之路，这使得他从心底里亲近与功名无缘的女性，特别是与志趣相投的黛玉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这一脱离当时社会现实的感情追求，难以有美满的结局。相比之下，宝钗的世俗更多赢得了家长们的认同。后四十回描写黛玉的早逝、宝玉的出家和宝钗的独守空房，完成了宝、黛、钗的悲剧命运。不过，从曹雪芹的命意来说，“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是一种对现实更为彻底的否定。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高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大旨写情，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二，真实而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三，整体结构的严密、精巧与情节安排的灵活多样；四，高超的语言艺术；五，浓郁的抒情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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