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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四相簪花”
朱有伟
最近闲读王国华所著的《教课书里没有的历史细节》，其中有一篇《儿子眼中的蔡京》很是有趣。在这里面，作者依据蔡京之子蔡绦所著的《铁围山丛谈》卷六的记载，复述了“四相簪花”的故事：“扬州芍药甲天下，有一品种名为“金腰带”，十分难得。扬州人认为“金腰带”是祥瑞，将其插在身上的人可以当宰相。昔日韩琦以枢密副使官衔出镇淮扬。一日，金腰带忽然绽开，韩琦找来最相好的三个朋友共赏。其一为王禹玉，时为监郡；其一为王安石，时为韩琦幕僚；还有一人，因病未到。正好司空吕公著来拜，便请其一同入席赏花，并采下来插于腰带。此四人，后来皆为宰相。”读完，不禁疑惑，想来与我以前所听得的“四相簪花”故事有些出入。所以，借助网络，找到了《铁围山丛谈》仔细查访一番。
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六载：“维扬芍药甲天下，其间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黄缘者，名‘金腰带’。金腰带不偶得之。维扬传一开则为世瑞，且簪是花者位必至宰相，盖数数验。昔韩魏公异之，乃宴平生所期望者三人，与共赏焉，时王丞相禹玉为监郡，王丞相介甫同一人俱在幕下，乃将宴，而一客以病方谢不敏。及旦日，吕司空晦叔为过客来，魏公尤喜，因留吕司空。合四人者，咸簪金腰带。其后，四人果皆辅相（宰相）矣，或谓过客乃陈丞相秀公，然吾旧闻此，又得是说于吕司空，疑非陈丞相也。”
《铁围山丛谈》原文中，四人宴饮后，“咸簪金腰带”。“簪”原本是名词，在此处作动词用，表示将“金腰带”别插于发髻或冠帽之上，并非王先生所说的“采下来插于腰带”。大家还记得《水浒传》中有个“一枝花”蔡庆吧，人家可是将花别在头上的，腰带上插朵花，怎么看也不雅观啊！
清-李墅 《四相簪花图》扇页
《铁围山丛谈》一书中称徽宗为“太上”，称高宗为“今上”，并述及高宗南渡后约二十年的若干史实，足见此书系蔡绦流放白州时所作。（白州境内有铁围山，在旧兴业县（在今广西郁林西）南，古称铁城，蔡氏尝游于此。这就是本书书名的由来。）也就是说《铁围山丛谈》是南宋时期成书的。同时代的南宋人周煇，在其《清波杂志》卷三记载了相似的故事：“有号金带围的药物，若开则城中当有宰相。当韩琦为京城地方官时，一出四枝。其中适逢家宴，韩琦自当一支，王珪当一支，王安石当一支，适陈太傅入门，又应一支。后四人皆为宰相。”只是两个故事中的人物有所不同。
经过查找比较，我发现较早记录“四相簪花”的是北宋的沈括，他在《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三载：“韩魏公（韩琦）庆历（1045年）中以资政殿学士帅淮南。一日，后园中有芍药一干分四歧，歧各一花，上下红，中间黄蕊间之。当时扬州芍药，未有此一品，今谓之“金缠腰”者是也。公异之，开一会，欲招四客以赏之，以应四花之瑞。时王歧公（王珪）为大理寺评事通判，王荆公（王安石）为大理评事签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判钤辖诸司使忘其名官最长，遂取以充数。明日早衙，钤辖者申状暴泻不止，尚少一客，命取过客历，求一朝官足之。过客中无朝官，唯有陈秀公（陈升之）时为大理寺丞，遂命同会。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为盛集。后三十年间，四人皆为宰相。”
在此要需要说明一下，我国古代的官职名称中，宰相只是一个通称，除了辽代曾经设有左宰相和右宰相之外，其他各朝代均没有设宰相一职。宋朝初宰相的名称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相是“参知政事”。后来又有“尚书左仆射(pú
yè)兼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pú
yè)兼中书侍郎”、“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左丞相”、“右丞相”等行使宰相职责，副相名称则有“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等。
蔡绦的记载与沈括和周煇的大体相同，只是说过客是吕公著，并且说这个故事是听吕公著本人讲的。那么这位神秘的第四人究竟是陈公还是吕公呢？当年蔡绦就有此疑惑，“疑非陈丞相也”，我今再探寻一番，又有何妨？
“四相簪花”发生在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在这一年初，韩琦因谏保范仲淹、富弼而被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簪花”十三年后，即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韩琦官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位），集贤殿大学士，为相十年，历三朝（仁宗、英宗、神宗），后请辞相位。
二十四年后，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陈升之官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后与王安石相忤，乃称疾不朝。
二十五年后，即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居相位，变法日盛，熙宁七年罢相。熙宁八年（1075年），王安石复起为相，次年罢。
三十一年后，即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王珪进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位），集贤殿大学士。《宋史》称王珪“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虽然王宰相无建明，但其后代自有名人出。王珪的长女嫁文人李格非，生下著名词人李清照。(宋人庄绰《鸡肋编》载：李清照的母亲为王氏，王氏的父亲是岐国公王珪，李清照是宰相王珪的外孙女。不过，《宋史-李格非传》却载：王氏的祖父是王拱辰。)王珪四子王仲岏之女嫁与秦桧为妻，外孙女、孙女如此有名，不知王宰相会做何感想。
吕公著在神宗当朝时曾被召为翰林学士，后因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被出知颖州。后来，他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官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同心辅政。后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宰相职位）。这时已是“簪花”一事发生四十一年之后了。
由于手头资料有限，只知在庆历五年，吕公著27岁，在朝中做奉礼郎。陈升之早在景佑元年（1034年）中进士，时年34岁，任职情况不明。不能确定陈升之和吕公著在庆历五年间的具体行踪，就此看来，吕公著除了在任职宰相的时间上比其他几位晚，别无特别之处。很可惜不能够打电话问问韩魏公或者王荆公，当时究竟是哪几位在一起赏花的?
“四相簪花”的传说让芍药沾满了吉祥富贵之气，而“金缠腰”影影绰绰的踪迹，又使得芍药罩上了层层神秘面纱。历史上，像“四相簪花”这样的“赏花会”是宋代上层社会社交的一种方式。士大夫藉由类似的聚会联系彼此的情感，并且建立自己的声望。这种相当独特的文化风气，在宋代是很流行的，朋友之间举行便宴时簪花已成为社会的一种习俗，并且这些场合也适合他们交流各方面的讯息。此外，当时士大夫对于“祥瑞”的附会也反映出知识分子对于撄紫夺朱的期盼意识。
如今，扬州的瘦西湖公园里有个万花园，在万花园里，建了一座“四相簪花”亭，是六角形的仿宋建筑,
亭边坡台广植芍药，亭下有一组铜像，再现了当年那个喝酒赏花的风雅聚会。四位具有宰相之才的年轻官员品酒吟诗，簪花自赏的倜傥风流。稳重老成的扬州太守韩琦（时年38岁）左手拈着一朵“金缠腰”芍药花，花瓣中间镶嵌了一根金黄色的线，右手食指竖着。三位客人，由南到北，分别坐着大理评事签判王安石（时年24岁），大理寺丞陈升之（时年34岁）和大理评事通判王珪（时年26岁），每人的帽子上都戴着一朵“金缠腰”芍药花，神态各异。其中最年轻的王安石略有醉意，半倚半躺着品味手中的“金缠腰”芍药花，陈升之则举杯与韩琦相呼应，而王珪似乎不胜酒力，斜倚石桌，手托着头，仿佛正在酝酿诗句。石桌上摆设着一只酒壶、一盘荔枝、一盘橘子、两盘糕点和四双筷子。整组雕塑中人物神态变化丰富自然，通过他们不同的气质与神情的塑造，使雕塑体现出形与神气韵贯通的效果。
其实“四相簪花”早已成为古代扬州，乃至古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典故和文化现象，成了扬州花文化中的最为传奇而亮丽的篇章。
扬州瘦西湖—万花园—簪花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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