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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在各派军阀内部，也绝不是铁板一块，常常有人勾结外敌，反戈一击。不过，像奉系干将郭松龄在1925年自己拉起队伍，公开宣布要取张作霖而代之的，可谓是绝无仅有。从这一个军阀投奔那一个军阀，这叫作跳槽；打倒领导自己的军阀，再由自己来做军阀，这就变成了创业。郭松龄利用手中职权，以张作霖的部队为资本，再来推翻老张家的统治，这叫作侵吞公司资产而后自立山头。 郭松龄 郭松龄是战将，他有个绰号叫“郭鬼子”，这倒不是在郭松龄造反后奉系给他起的恶名，反倒包含着夸奖的意思。一方面，郭松龄打仗时常常出奇谋制胜，鬼主意特别多；另一方面，郭松龄一穿上军装，人高马大，很像沙俄军人，乍一看还以为是个洋鬼子。也许有人不知，郭松龄祖籍山西太原，他的祖先是唐朝时名将郭子仪。虽然当中隔了一千多年，但战将的基因遗传总归还是留有痕迹的。 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惨败，只有郭松龄和张学良完整地把部队撤了回来。在山海关前，郭松龄又是一番苦战，粉碎了吴佩孚突破榆关、直取奉天的计划。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郭松龄率军勇猛作战，一路打到秦皇岛，奠定了奉系的胜势。 到了1925年，出于公私多方面的因素，郭松龄联络冯玉祥、李景林，通电全国轰张作霖下台。郭松龄率军一路北上，连战连捷。奉军的阵地接连失守，张作霖也心灰意冷，收拾家当，准备先来个火烧大帅府，然后撤到大连去。幸而把兄弟吴俊升、汤玉麟夹击郭松龄部队，张才能化险为夷。郭松龄兵败后被俘，后被处决。然而郭松龄究竟为何反奉，一度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1.“大帅”与“少帅”之争郭松龄与张学良的渊源很深，可以说，没有张学良，就没有郭松龄在东北军的地位。郭松龄在四川当过清朝新军的营长，又在广州加入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队伍。在命运的转折下，他回到奉天，经张学良引荐，被张作霖起用。郭松龄与张学良一同带兵练兵，两人私交甚笃。 张学良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无论是在军事战术，还是在对一些政治问题的态度上，都持新式、先进的观点，与父亲张作霖这样的老派人物有着极大的区别，却与郭松龄十分接近。待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大获全胜，奉系势力达到顶峰，奉系内部就未来何去何从的问题展开了大讨论，在如何对待日本人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不同的 声音。 一向与张学良主张相近的郭松龄多次暗示张学良，要他向张作霖施加更多影响，从而改变张作霖的一些想法与决定。到了后来，郭松龄甚至鼓动张学良提前接班。张学良不愿背上背叛父亲这样的骂名，自然是没有答应。 张学良对郭松龄历来十分信任，张作霖也知道这一点，往往让二人在一起工作。像张作霖筹办东北陆军整理处时，就让张学良担任处长，让郭松龄出任副处长。后来张学良做了军长，这个军的副军长就是郭松龄。张作霖的意思很清楚：我将来是要让张学良接班的，现在让你郭松龄在“太子”身边做事，日后张学良做了一把手，你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张作霖将郭松龄当作心腹看待，奉系的精锐部队，大多在郭松龄的掌握中。每次补充人员弹药，张作霖也是将郭松龄的人马视为嫡系部队，先进装备、大批钱粮，都塞到了郭松龄手上。张学良在回忆录中也写道“没有郭松龄的帮助，就没有我的前半生”。 因此，当后来郭松龄反叛的消息传来后，张作霖起初以为是郭松龄拥着张学良造反，之后才得知是郭松龄倒戈。 张作霖与张学良，大帅和少帅之间代表着新旧的对立，他们之间可以用父子关系来淡化这些冲突，但与郭松龄这样有独立思想又有手腕、能带兵、势力壮的人物产生碰撞时，必然会摩擦出激烈的火花。 2.“新派”与“旧派”之争有一句话叫作“兵不在多而在精”，还有一句俗语叫作“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手底下的人少了，到了要出力做事的时候，就担心人手不够；手底下的人多了，也会有幸福的烦恼，既要满足这一位的要求，又得安抚那一个的情绪，即便你是领导，但也得一碗水端平，哄得下属们都高高兴兴。要是处理失当，下属们不敢拿领导撒气，但互相之间就会看不顺眼、争斗不休，事情弄大了，最后这把火还是会烧到领导身上。 当张作霖春风得意地做着“东北王”时，就陷入了这样两难的境地。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张景惠作战失利，直接导致整个战局急转直下。在之后的日子 中，杨宇霆、郭松龄、王永江、姜登选等人在军事、内政、政治上开始对张作霖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尽管这些人内部也有矛盾，但总体上形成了一个与“旧派”对 立的“新派”集团。“旧派”自然指的是与张作霖一同起家发迹的那些结拜兄弟。 “新派” 在张作霖的眼中愈发受到重视，但黑龙江依旧掌控在吴俊升手中，吉林则先后由孙烈臣、张作相担任督军，张作霖自己坐镇沈阳、总揽全局。张作霖虽然重用“新派”，甚至在王永江与自己的义兄汤玉麟发生冲突时坚定地站到王永江一边，却丝毫没有将东三省的地盘“分封”给“新派”的意思。出于权力的制衡，出于结拜情 分的考量，出于思想主张上的巨大差异，张作霖对于“新派”人物既没有封官许愿，更不用谈封赏兑现了。在“新派”与“旧派”的利益分配之争中，“旧派”作为 既得利益者，虽没有表现出主动削弱、消灭“新派”的意思，但更不会让“新派”取自己而代之，张作霖也不会完全割断自己与“旧派”的默契。 在这种暗流涌动的情况下，郭松龄索性自己做“大王”，彻底打破原有的权力构架。从战事发展的情况来看，俨然就是一场“新派”与“旧派”的战场相争。战事刚起时，郭松龄与张作相对阵，利用海上结冰的有利条件绕过了奉军的防线。当郭松龄即将兵临沈阳时，挡在他面前的拦路虎是汤玉麟，包抄到他背后的是吴俊升。“旧派”走马灯似地连续出战，直至将郭松龄逼入绝境。 值得一提的是，在郭松龄倒戈时，“新派”的其他几位主要人物都站到了郭松龄的对立面。姜登选前往滦州劝说郭松龄不要反叛，被郭松龄处决，杨宇霆则是在张作霖的安排下假意辞官避风头，王永江协助张作霖处理奉天的事务。郭松龄这个“新派”，新得独树一帜，新得离群索居，新得成了孤家寡人。 3.心腹的权力地位之争在东北地区的百姓口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有王永江，武有杨宇霆。杨宇霆是张作霖的总参谋长，运筹帷幄，兴办兵工厂，建立海军。同为战将的郭松龄与杨宇霆水火不容，两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分歧。 首先，是对待张学良的态度。郭松龄与张学良关系亲密，以至于张学良曾说过“茂宸（郭松龄的字）就是我，我就是茂宸”这样的话。杨宇霆则不然，他对张作霖、张学良区别对待，自己对张作霖的忠心，一点也没落到张学良身上。杨宇霆多次当着众人的面向张作霖指出张学良在才干上不成器，在生活作风上有问题，劝张作霖不要把位子传给张学良，不然张学良一定会做败家子的。杨宇霆与郭松龄的争斗，不仅涉及二人各自在张作霖面前的地位，还事关奉系的下一代领导人。
其次，是奉系的对外政策。杨宇霆积极鼓动张作霖一鼓作气、统一全国，张作霖在骨子里是认同这一主张的。郭松龄则不然，他希望张作霖保境安民、经营东北的地盘，与其他各派势力合作。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的胜利而告终后，杨宇霆与姜登选前往江苏、安徽，奉系的势力扩张到南方。不久之后，南方的军阀孙传芳、陈调元击败了奉军，杨宇霆退回东北。这件事使得杨宇霆与郭松龄在政策上的矛盾一下子激烈爆发。 再次，是现实利益之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把山东封给张宗昌，把江苏封给姜登选，把安徽封给郭松龄。后来，杨宇霆提出自己想要掌管江苏，张作霖就让姜登选前往安徽，答应了杨宇霆的请求。这样一来，郭松龄就没有地盘了。郭松龄到张作霖面前理论，张作霖笑着说：“将来我死了，我这个位置就是小六子（即张学良） 的，到时候你还怕没位子？”张作霖早就把张学良与郭松龄绑定在了一起。等到张学良接班后，郭松龄的威望权力那还不是一手遮天？ 最后，是出身门第之争。杨宇霆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郭松龄先后在东北陆军速成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就读。出身不同，使得二人互相看不顺眼。 杨宇霆是张作霖的首席智囊，但趾高气昂、飞扬跋扈，别人稍不赞同自己的想法便要翻脸，他当着张作霖的面尚敢直呼张学良为“阿斗”，对于郭松龄自然是更不放在眼里了。郭松龄也是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加之双方政见不同，因此二人势同水火也就不足为奇了。 到了郭松龄反叛的时候，就学自古以来历次反叛之人的做法，吴楚七国之乱号称要诛杀奸臣晁错，安禄山发动叛乱号称要铲除奸相杨国忠，朱棣起兵造反号称要除掉佞臣齐 泰、黄子澄，郭松龄也号称要“清君侧”，要铲除杨宇霆。杨宇霆的背后就是张作霖，反杨宇霆，自然也是要反张作霖了。 4.真“革命”与假“革命”之争郭松龄的 夫人韩淑秀，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在满清的时候，就在四川进行革命宣传活动。郭松龄本人也曾在广州参加过孙中山的队伍。郭松龄与夫人在日本旅游考察时， 得知了张作霖在日本大量采购军火、准备大打内战的消息。郭松龄本身就对张作霖与日本人走得十分反感，韩淑秀又经常在郭松龄面前称张作霖是一心为了一己之私的军阀，不是真正的革命者。 张作霖本是清朝招安的响马，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孙中山同清朝各方面谈好条件，溥仪宣布退位。大量原先清政府的旧官员、旧将领摇身一变，又成了中华民国的封疆 大吏，正可谓是革命队伍中混入了异己分子，破坏了队伍的纯洁性。张作霖对中华民国没表现出多大兴趣，反倒对退位后的溥仪十分关照，他常派人到北京向溥仪送去大洋、银票，等到冯玉祥要把溥仪赶出紫禁城，张作霖公开宣称要“保护皇上的安全”。 待到郭松龄觉得个人理想、个人利益在张作霖手下无法实现时，这层隔阂就不自觉地开始起作用，郭松龄用这一因素自我安慰，坚定了自己与张作霖决裂。 5.“亲日”与“反日”之争正当郭松龄高歌猛进、逼近沈阳时，一位日本关东军的军官登门拜访。经过一番对话后，郭松龄明白了日本人的意思。日本人是趁火打劫、渔翁得利来了，他们提出：郭松龄 必须完全承认张作霖与日方签订的一切协议条约，还要答应日方一些新的要求，不然，日方就要干涉郭松龄的行动。郭松龄强硬地表示：“要是你们想把我拉下水， 我就把你们拉到泥里去！”日本人转而倒向张作霖，在张作霖口头答应了一系列于日方有利的条件后，日本人阻止郭松龄的部队靠近铁路沿线，又派飞机轰炸郭松龄的部队。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胜利，使得日本的势力深入东北，他们组织移民团，攫取铁路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干涉东北内政。郭松龄失败后，日本人要求张作霖兑现诺言，张作 霖拿出个人存款三百万块大洋送给日本公使，又用钱款打点日本关东军上层人物，对之前达成的协议只字不提、概不认账。日本公使上门讨要说法，张作霖称日本人 对我张某人有恩，我用个人钱财报答是可以的，但东北不是我的私人财产，是我替国家在看护这块土地，打东北的主意是不行的。 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日本人与张作霖产生裂痕。三年后，日方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的阴谋，害死了张作霖。史家公认，在郭松龄倒戈时，张作霖和日本人签订了一个大的卖国条约，以换取日方的支持。事后，张作霖反悔赖账，使得日本人终于意识到张作霖不是任由自己摆布的傀儡。 张作霖让日本教官为自己训练部队，又以优惠的条件大量获得日本的军火。日方以为自己在东北扶植了一个听话的代理人，到头来却惊呼自己落了个冤大头的下场。郭松龄在日方的威胁下，固然表现得大义凛然、宁折不弯，但在特定的环境中显得缺少权谋，精神可嘉，大事难成。 郭松龄反叛，是出于个人理想、政治主张、现实利益三方面的考量下做出的决定。盲目地单单因为郭松龄反对日本人就称他为爱国将领是偏颇的，单纯地由于郭松龄背叛张作霖就将其丑化为逆贼也是片面的。郭松龄希望通过取张作霖而代之，对内达成与各派势力的和解，对外抵御日本人的侵略渗透，到头来兵败被杀，正应了《茶馆》中的那句“改良改良，越改越凉”。 分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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