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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派系复杂，互相倾轧、渗透，主要有三派。一名旧派，如张作相、吴俊升、汤玉麟等人，都是当年张作霖拉杆子时的绿林兄弟。二名士官派，如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于珍等人，他们大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名陆大派，如郭松龄、张学良等人，他们大都毕业于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速成学校。其后加上郭松龄培养的东北讲武堂、军官教育班、教导队毕业的青年军官等等。 旧派，有的当督军、督办，有的当军长、师长，有地盘，有军队，互相间拜把磕头，儿女亲家，是东北的实力派，他们以忠实张家父子为标榜，保守、固执、不明国内外大势。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充分暴露许多旧派指挥的部队腐败，落后，没有训练，也没有战斗力。 战后整军经武，使张作霖不得不起用新派，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新派，特别是陆大派指挥的部队战功卓著。但是，郭松龄反奉，打的张作霖人仰马翻，又使张作霖后悔起用新派，认为旧派可靠，重新任用。 士官派，亲日，好战，上层活动多，如杨宇霆，当总参议官，经常在幕后筹谋划策，张作霖穷兵黩武几乎都是杨宇霆的主意，他们煽惑张作霖扩展实力，借日本之力，逐鹿中原，夺取全国政权。他们拉拢旧派，压抑陆大派，终于逼反郭松龄，郭反奉宣言，明确提出“清君侧”的口号，其矛头指向士官派头子杨宇霆。 郭兵败被杀，陆大派、尤其郭松龄苦心培养的东北讲武堂的青年军官仍耿耿于怀，欲报此一箭之仇。士官派占据高级幕僚地位，没有掌握什么部队。士官派处心积虑要抓部队，但，往往遭到陆大派的抵制。 陆大派，主张精兵强卒，保卫家乡，开发东北，抵御外侮，不事内争。这是郭松龄的主张，在陆大派内，特别在东北讲武堂的青年军官中深得人心，他们爱国，思想开放，少数人思想激进。这派起源于张学良、郭松龄的2、6旅，张、郭同为旅长，但张对郭完全信任、放手，由郭处理两个旅的一切问题。 其后是3、8旅，3军团、3方面军，都是张、郭合作，如此办理。1925年郭松龄反奉，郭失败身死，所辖部队均在张学良保护下没有株连，基本保持了第3方面军的元气。1926年张学良率领这部队南下河南作战，编为3、4方面军联合军团，张学良和韩麟春同为军团长，韩麟春是士官派的，张学良一改2、6旅对郭松龄完全信任和放手的作风，牢牢掌握部队的控制权，甚至不隐讳地对他的亲信说：韩麟春仅是“参谋长”而已。 其后韩麟春病重离军，张作霖派杨宇霆继任，张学良警惕性更高，他公开对军团部亲信交底：“他来的目的是为了抓军队，看看我的部下能不能被他抓去。”有一姓董的旅长接受了杨宇霆赠送的一座房产，张学良得知后立即免去其职务，以做效尤。 3、4方面军联合军团是奉军的主力，兵力雄厚，装备精良，有40余万人，6个军、18个步兵旅、6个炮团和一个重炮团。管辖京兆所属24个县，察哈尔、绥远两省，河北省东部滦县、芦龙等10个县，河北省北部的口北道，以及京奉、京汉、京绥3条铁路，这些均为陆大派所控制。它关系着奉军全局的命运。 由于张学良的特殊地位，他是陆大派的，他基本维护陆大派的利益，他又不能完全站在一派的立场上，他对旧派须以父辈看待，一贯执礼甚恭，在不违背根本利益前提下，某些时候要迁就，要作些让步，从而换取他们的支持。 他与士官派矛盾较大，他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在士官派与陆大派冲突时，尽管内心里是同情陆大派的，如郭松龄与韩麟春、姜登选在山海关前线的争吵，（第二次直奉战争），他表面上得保持不偏不倚，骑马追回愤而出走的郭松龄。张学良又不得不听张作霖的安排，尽管他不愿士官派插足他的部队，但，既是张作霖委派的，他就得服从，无非注意掌握部队，提高警惕而已。 1928年6月，东北上空风云变幻，形势险恶。奉系首脑张作霖被炸身亡，日本关东军剑拔弩张，稍有借口，就会出兵端奉军的老窝。蒋介石的北伐大军摆在滦河西岸，会不会挟战胜之威，挥鞭东指?奉军正在北伐军逼迫下撤退至滦河东岸，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残部不断要求退回关外，这样一支声名狼藉的部队，除了给东北百姓带来灾难外，还会有什么？ 东北三省人心浮动，奉票贬值，物价波动，东北各派正在分化或重新组合，就在这种危如垒卵的形势下，张学良化装成士兵，混在敞蓬的兵车中返回沈阳，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 7月1日，张学良发表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表示决不妨碍统一。蒋介石的北伐军占领平津后，鉴于“济南惨案”日军干涉的教训，内部各派矛盾突出，决定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京、沈道上，和平使者络绎不绝，张学良摸清蒋介石意图后，下令滦东各军返回东北，手头重兵在握，就能应付意外事变。仅留于学忠的20军，把守东北咽喉要道山海关。 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留驻滦河东岸，不准退回关外，并听候点验改编。以“三不知”闻名的张宗昌急眼了，扬言要冲回关外，为张作霖复仇，张学良预有准备，又与滦河西岸的白崇禧北伐军达成默契，调集兵力，不过一周，平息了直鲁联军的叛乱。 尽管蒋介石多次催促东北易帜，张学良既表示易帜方针已定，但，不能急忙，不能给日本找到干涉的借口，一直推延至1928年年底。 由于奉军穷兵黩武，连年征战，东三省军费负担很重，既已息兵罢战，就得缩减军队，以舒民困。张学良主政后，于1928年九至十一月间下决心整编军队，要将45万东北军缩减至30万人，这是大手术，牵涉面较大，弄不好，会出乱子，内部矛盾激化，给内外敌人提供可乘之机。 张学良整军决心大，但步子稳，各得其所，不仅没出什么乱子，相反，政局稳定，张学良的威信更高，统治地位更巩固。 张学良带头裁减3、4方面军团的番号，其他军团、军、师番号也陆续撤消，以旅为战略单位，共编27个步兵旅、6个骑兵旅，10个炮兵团，6个工兵营，2个辎重营、1个航空大队，2个舰队。另编省防军，编余部队改为独立团充实防军。建立兴安屯垦军，安置编余官兵。 编余的军以上高级军官，均给以优厚待遇，多数任命为军事参议官，晋级上将，每月薪饷1200元，准设卫队一连。平时颐养天年，战时则出任方面军指挥官。如王树常、汲金纯、戢翼翘、荣臻、胡毓坤、邹作华、富双英等人，仅两人例外，即万福麟和于学忠，一任黑龙江军务督办，一任临绥驻军司令。 对旧派代表人物，如张作相、汤玉麟等人，仍委以重任。张作相推戴张学良继承父业最为得力，仍为吉林军务督办兼省长，所属部队仍保持师旅旧制。汤玉麟仍为热河都统，师旅旧制不变。白崇禧代表曾向张学良提出：以方振武替换汤玉麟。 张学良说：“我初当家，一班新人容易见谅，而有些老辈俱是我父亲的兄弟行，要是先来换掉汤玉麟，大家发生意见，我就无法解说。这些老辈大多固执，不懂外面大势，倘若强行提出而不能做到，我这个家怎么支持下去”。 这番话，很能代表他对旧派的态度。甚至对张景惠，这个曾被张作霖冷落的旧派也给以职务，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哈尔滨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昏庸，九一八事变后堕落为汉奸，所以安置，无非稳住旧派，保持东北政局安定。 对士官派，张学良也是设法争取的，杨宇霆免去军团长职务后，张学良派人两次征求他的意见，一接替吴俊升黑龙江军务督办职务，二去吉林担负重任，均为杨宇霆拒绝。仅任命杨宇霆的亲信常荫槐为黑龙江省省长。 杨宇霆尽管没有安排职务，但，东北的大政方针，内政外交，他都要插手、拍板，喧宾夺主，盛气凌人，以致张学良公开对杨宇霆说：“我说我干不了，老杨，还是你来干的好”。 杨宇霆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少烦神，多保养，有事大家商量，我代你张罗张罗！”对东北易帜，杨宇霆并不赞同，他仍主张亲日，利用国民党新军阀的内部矛盾，待机入关，重温奉军问鼎中原的旧梦。这就出现了不协调现象，张学良与南京代表谈兴正浓，而杨宇霆却与桂系代表窃窃私议。 杨宇霆公馆宾客如云，门庭若市，使张学良产生危机感：“假如杨宇霆取我而代之，可以兵不血刃掌握东北政权”。“矛盾日益激化，杨宇霆、常荫槐又以“逼宫之势，强迫张学良发表常荫槐为东北铁路督办，张学良忍无可忍，终于在帅府老虎厅处决杨、常二人，这就是1929年1月10日的“杨、常事件”。 由于杨、常多年来骄横跋扈，其暴死不仅未引起动乱，反而提高张学良威信，上下指挥，得心应手。从此士官派群龙无首，一蹶不振。 张学良对陆大派，亦即3、4方面军团驻辽宁部队的整编是十分精心的。其主官是：国防军第1旅旅长王以哲，国防军第2旅旅长丁喜春，国防军第3旅旅长何柱国，国防军第4旅旅长刘翼飞，国防军第5旅旅长董英斌，国防军第6旅旅长李振唐，国防军第12旅旅长张廷枢，国防军第16旅旅长缪澄流，国防军第19旅旅长孙德荃，国防军第20旅旅长黄显声，国防军第24旅旅长黄师岳，国防军第25旅旅长，姚东藩。 这些旅长大体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思想进步，锐意革新。如1旅旅长王以哲，保定军官学校8期毕业，1922年参加奉军，在张学良兼任的军士教导队任队附、队长，训练有方，1929年升任卫队旅旅长，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被称之为张不良四大心腹之一。 再如20旅旅长黄显声，北京大学预科学生，参加五四运动被迫退学，1921年考入东北讲武堂3期炮科，治军严谨，胆识过人，有正义感，曾任卫队旅旅长，负责沈阳地区的警卫任务。 （二）立有战功。如3旅旅长何柱国，保定军官学校6期毕业，又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骑兵科毕业。1922年投奔奉军，任东北讲武堂战术教官，1、3联军、3方面军作战主任南下河南作战时，任10军37旅旅长率部死战，掩护大军撤退有功。再如2旅旅长丁喜春，平息直鲁联军叛变，利用关系使张宗昌主力、4军军长刘本利率部投降，以致直鲁联军全线崩溃。 （三）忠实可靠。如5旅旅长董英斌，保定军官校5期毕业，初隶国民3军，后转入奉军，有西北军作风，艰苦朴素，治军严，军纪好。其旅训是：“守规矩、卖力气”。 （四）与张学良父子关系特殊。如12旅旅长张廷枢，，张作相的次子，两代人的深交。再如4旅旅长刘翼飞，曾任张作霖的参谋，由张作霖下条子到郭松龄的8旅当团长，郭不愿接受，由张学良劝说收下的。 (五）张学良一手培养的、或信得过的，如16旅旅长缪澄流，2、6旅军士教导队的学兵，又送往东北讲武堂5期毕业，从基层一手提拔上来的，19旅旅长孙德荃，张学良信得过，调他的61团到张身边当卫队团。15旅旅长姚东藩，保定军官学校毕业，3、4军团部北撤时，由姚东藩率15旅护送。 至于团长一级，张学良也是严格挑选的，例如在1942年8月在山东莒县华部起义的东北军111师师长常恩多，东北易帜前后，在4旅53团任中校团副，1928年奉军大校阅，他率部参加考核，名列第一，张学良将他调往身边服务，8个月后长任5旅71团团长。张学良经常采用这种方法选拔干部，凭第一手观察，而不是依靠下面的报告。 国防旅编制严格，每旅3团，每团3营，每营4连，旅直有骑兵连、重迫炮连和通讯连，团直有机枪连、迫炮连、平射炮连和通讯连，全旅官兵约7千余人。 张学良带兵重才。他的部属中很多人并不是东北人，他同样量才而用，并无地域观念。他对非嫡系部队，一视同仁，从不歧视，如于学忠的20军，是从吴佩孚直系部队里投奔过来的，张作霖、张学良对于学忠都是重用的，信任无疑的，有关这个部队的人事安排，从不插手。这次整编，于学忠的20军编了两个国防旅，23旅和27旅，分别由马廷福、刘乃昌任旅长。 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多次拉拢张学良出兵，攻打阎锡山的晋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迟迟未动，蒋介石就派人拉拢于学忠，遭到拒绝，蒋介石再派人拉拢23旅旅长马廷福，许以高官厚爵，马廷福心动，请示于学忠，于说：“张家父子待我们不薄，”竭力阻止他。 马廷福不觉悟，于学忠向张学良报告，并借开会机会逮捕马廷福及其团长，兵不血刃地平息了一次叛乱，于学忠一生，都是忠于张家父子，以报知遇之恩。 这次整编，编余官兵数字很大，据统计：编余将官47人，校官1740人，尉官10213人，士兵数字更大。张学良制定的处理办法是： （一）文化程度高的送东北讲武堂9期学习。 （二）愿当警察、保甲者送奉天省分配。 （三）仍愿留军者送奉遣队，听候分配。 （四）愿退伍者发两月薪饷。 （五）愿屯垦者送兴安屯垦军。 （六）择优送教导队训练。 由于措施得力，尽管编余众多官兵，却各得其所，妥善安置，军心稳定。  张学良  郭松龄  杨宇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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