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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少帅张学良与他的老师郭松龄至少有三层关系：1、师生关系。他们相识于东北奉天讲武堂，那一年张学良18岁，郭松龄36岁。郭松龄是张的战术教官，对学员要求严格，且军事思想丰厚，有爱国情操，对张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在张的心里，对张的心底，对老师一直是感激和欣赏之情2、上下级关系。张学良是整个奉军 的少帅，继任东北王是迟早的事，所以，“学良有动于衷，又奇公学识，有罗为己用之意”，将他的老师视为左劈右膀，视作他的心腹。因此，当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后担任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时，便向张作霖推荐郭松龄任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这是郭松龄受到张学良信任和垂青的开始，此时是1920年。3、挚友和忘年交。他们都是乱世中的英杰，铁血的汉子，想干出一番大事业，报国雪耻，振兴中华，彼此惺惺相惜。共同的理想，使得他们在心灵上越走越近，成为不可分割的密友。时人评价说：“张对郭推心置腹，而郭对张也鞠躬尽瘁。一般都认为郭是张的灵魂。”而张学良自己也说：“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 按照常理说，有这样一对情如兄弟一般的搭档，本可以勠力同心，共建大业，书写一段东北近代史的传奇篇章。可是最后，他们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爆发了近代史上著名的反奉战争。郭松林挑起内战，最终兵败巨流河，被处死刑；郭的反叛也给张的情感以重创，张学良失去一位得力助手，晚年回首，心痛不已。同时也留给后人无尽的唏嘘感慨。 那么，就是是什么原因使得郭松林敢于冒着“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的罪名，举起反叛的大旗呢？ 原因有三点：首先，郭松龄的野心决定了他的反叛是迟早的事。 广东期间，郭松龄目睹军政府政令、军令不能统一，对实权操纵在地方军阀手中的状况很是忧虑。便寻得一个机会，拜谒孙中山，慷慨陈词，建议:“欲谋真正共和，须由军人革命”，孙中山对这个年轻军官的见识很是欣赏，曾不止一次在下属中夸奖郭松龄。 兵变之后，郭鬼子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此次举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再不能中止。我已经42岁，这样的病躯，也许活不了多久了。如果张上将军(张作霖)痛改前非而下台的话，请学良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自己的经纶抱负实现一部分之后，就将位置让给张学良君，自己愿意下野，静度闲云野鹤的余生，这不是假的，是真的。为此，可请吉田总领事，白川司令官等做保人。”由此可见，郭是急于实现自己的抱负而采取的行动，目的是推翻张作霖的统治，自己掌权。他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跟随过孙中山，又亲眼目睹日俄战争中列强对中国主权的欺凌。他的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结束内战，结束军阀统治，救民于水火，改造东北三省，开发国土。在当时，张作霖连年发动内战，鱼肉百姓，实行军阀统治，郭松龄早已心怀不满。何况，一般胸中大志之人不甘久居人下，绝非池中之物，笼中之鸟。所以他渴望权力，渴望大权独揽，只有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才可能施展他的政治蓝图。 其次，郭松龄的性格和派系之争决定了他不愿意成为将才，而一心相当帅才。 郭的性格有一个明显缺陷，那就是：刚愎自用，心胸狭窄。在军阀的内部派系之争中，新派分为“士官”派和“陆大”派，都是军校出身的人，“士官”派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以杨宇霆为首脑，成员有姜登选、韩麟春、于珍、常阴槐、王树常、于国翰、邢士廉等人，这些人对杨宇霆甚为依赖，视杨为“智囊”、“精神领袖”。“陆大”派大多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以郭松龄为首。张学良虽不是陆大派的首领，但对陆大派最为赏识和拔擢，陆大派成员多是担任师长、旅长等职。郭松龄和奉天省省长王永江一样都是主张“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而杨宇霆倚仗张作霖的信任，极力主张奉系势力向中原地区发展，俨然成为张作霖称霸中原的最得力助手。一个仰仗张作霖，主张开疆拓土，一个仰仗张学良，主张休战罢兵。两派自然视同水火。更重要的是，郭鬼子心里极为自负，狂傲，缺乏容人的海量，这就决定了他只能接受自己，不能接受他人，甚至有时也不把他的顶头上司张学良放在眼中。这样说来，他岂不是只有造反一条路吗？ 最突出的表现是第二次直奉战争。郭松龄率第3军从正面的平地仰攻山海关，韩麟春、姜登选率第1军从侧面在山海关西南方的山地向长城各个隘口进攻。第1军先传捷报，攻入了九门口和石门寨。在军事会议上，张学良提议暗中从山海关正面战场调出5团精锐，由郭松龄亲自指挥，增援石门寨侧背战场。姜、韩不愿郭松龄来“抢功”，无奈这一决策既是正确的，又是张学良提出的，只好表示赞同。 再次，张学良的一味宽恕、不加约束和日本方面的鼓动客观上加速了郭鬼子的叛变。 郭松龄起兵前，称病住进天津意大利医院。张学良于11月20日前去探望，劝他回奉天向“上将军面陈意见”。郭则表示:“上将军脑筋陈旧，在杨宇霆这帮群小包围之下恐已无力挽回，必须赶走老杨这帮人，父让子继，由我们来干”。张学良虽然赞成郭反对军阀混战、革新东北的主张，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做不到冒着忤逆之名去反对他的父亲。此时，郭松龄的谋逆已表露无遗，可张学良仍未及时对郭加以规劝。后人分析，张学良对郭松龄太过信任，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真会起兵造反。 1925年10月初，郭松龄作为奉军的代表去日本观操。日本参谋本部一位重要职员去拜访他，问他到日本是否还有代表张作霖与日本签订密约的任务。郭松龄才知道张作霖拟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此事激起郭松龄的强烈义愤，郭便将此事告诉了当时同在日本观操的国民军代表韩复榘。郭对韩表示:“国家殆危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他的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是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张作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并请韩向冯玉祥转达自己的合作意向。在没有搞清楚真相之前，他就妄下结论，正好中了日本人的奸计。 总之，郭松林作为一代将才，权欲膨胀，发动兵变本身就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何况，通谋略不通人情，会做事不会做人，高智商低情商，这样的性格注定了不可能完成结束军阀统治的政治使命，只能饮恨巨流河。设想一下，如果郭松龄心胸宽广，能忍一时之怒，不急于求成，尽心辅佐少帅张学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献计献策，保卫国土，抵御外敌，把自己的作战才能一心用在保卫战中，那么中国近代史可能会多一些光亮，少一些屈辱了吧。1981年，“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回顾往事仍扼腕长叹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人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这是张学良对郭松龄军事才能的一种充分肯定，也是对良师益友郭松龄的深切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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