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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郑氏，立誓守节，亲自教导儿子读书，家境贫困，以至用芦管当笔在地上描画着学习写字。欧阳修自幼就聪敏颖悟，超过常人，书读过就能熟记背诵。等到成年，已有了很高的声望。
宋代立国将近百年，但文章的体裁，还依然沿袭着五代的风气。文人们刻镂雕琢的都是骈偶之文，文坛污浊，文风不振，读书人因循陋习，墨守成规，议论卑下，气调柔弱。 苏舜元、 苏舜钦兄弟、 柳开、 穆修等人，都有意振作张扬正气，但力量不足。欧阳修游历随州(今属湖北) ，在废书篓中得到了唐朝韩愈的遗稿，读后万分欣慕。于是就苦心孤诣地探幽索隐，以至废寝忘食，决心要同韩愈并驾齐驱、 比肩齐名。 天圣八年( 1030)中进士，得南宫殿试第一，被选拔为甲科，调西京推官。开始和尹洙交游，和尹洙一起写作古文，议论当朝时政，互相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老师和朋友，又同梅尧臣交往，相互作诗唱和，就这样，欧阳修凭着他的文章名满天下。不久，选进朝廷，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为议论政事被贬了官，朝廷中很多官员都议论相救，只有司谏高若讷一个人认为当贬。欧阳修就写了封信责备他，指责他不复知人间还有羞耻之事。高若讷把欧阳修写给他的信送给了皇上，欧阳修因此获罪，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不久又调任乾德(今湖北光化)县令、 武成(今河南滑县)节度判官。范仲淹出使陕西，征辟欧阳修任掌书记。欧阳修笑着推辞说： “从前我所以那样做，难道是为自己的私利吗 ？ 还是同其退不同其进较好吧。 ” 过了很久，朝廷又恢复了他的校勘职务，并被进举为集贤院校理。宋仁宗庆历三年( 1043) ，主持谏院。 当时仁宗皇帝更换大臣，杜衍、 富弼、 韩琦、 范仲淹都做了朝廷大臣，仁宗还决定增加谏官，起用天下名士，欧阳修第一个在被选之列。每次进见，仁宗都要征求主持政事的意见，询问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因为朝中兴废的事多了，小人们的聚合趋附感到了很多的不便。欧阳修考虑到正直的好人必然不会得胜，多次向仁宗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 当初，范仲淹被贬饶州(治所在今江西波阳) ，欧阳修和尹洙、 余靖都因为替范仲淹辩白伸冤而被逐，且被看成是范仲淹的 “党人” 。从此，朋党的说法就开始了，欧阳修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其大略的意思说： “君子和君子因为志同道合结成朋党，小人和小人因为私利相投结成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但我说小人是没有真正的朋党的，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因为小人所喜好的是名利和厚禄，所贪图的是金钱和财物，当他们利害一致的时候，就暂时互相勾结拉拢成为朋党，而并非真正的朋党。等到有利可图的时候就互相争先，无利可图的时候就相互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为保护，所以说小人是没有朋党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所恪守的是道义，所奉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它们来修身，就不仅志同道合而且还互为裨益，用它们来效忠国家，就不仅同心协力而且同舟共济，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商纣有臣子亿万个，就有亿万颗心，可说是没有朋党了，商纣因此而亡国；周武王有臣子三千人，三千人只有一条心，可说是大的朋党了吧，因而周王朝得以振兴。这是因为君子的朋党，虽然多也不会嫌多的缘故。所以做国君的人只该贬退小人的假朋党，起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大治了。 ” 欧阳修评议朝政切要率直，小人们看他似仇人，而仁宗独夸奖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朝服，并且回看着侍臣们说： “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得来 ？” 于是，提拔为同修起居注，又主管起草皇帝的诏令。按照先例，选拔主管起草皇帝诏令的官员一定要经过试用期以后才能正式任命，因为仁宗了解欧阳修，下诏书特地免了这一过程。 后来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自从朝廷对西方用兵以来，议论时政的人就想废除麟州(今陕西神木)以便节省军队的供给。欧阳修说： “麟州是天然的险要之地，不要废除，废除了麟州，那么河内这些郡县的百姓就不能安居了。不如分出麟州的军队，让他们进驻河内的各个要塞，遇到危急也可以互相得到接应和救援，而平时又可以省去辗转运输之劳，从谋略来说，这样做比较有利。 ” 由于欧阳修的这个建议，麟州得到了保存。他又说： “忻州(治所在今山西忻县)、 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 岢岚(今属山西)多禁地和废田，希望下命令让老百姓去开垦和耕种，不然，就将被敌人占有了。 ” 朝廷把欧阳修的提议交给有关部门讨论，直到很久以后才得以实行，结果是朝廷每年得到了几百万斛的粮食。凡是河东土地赋税过重，人民无法忍受的摊派，欧阳修上奏朝廷请求免除了十几项。 欧阳修出使回来，正值保州(今河北保定)屯兵作乱，欧阳修被授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他在向天子辞别的时候，仁宗对他说： “你不要做长久留在外面的打算，有什么想说的，说吧。 ” 欧阳修回答说： “我在谏官任上就该评论朝政，现在我已经不做谏官了，再评议朝政就是越职了，这是有罪的。 ” 仁宗说： “只管说，没关系，不要因为京官和外官而生出隔阂来。 ” 乱贼平定了，大将李昭亮、 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欧阳修逮捕了冯博文，把他囚禁在监狱里，李昭亮害怕了，马上放出了所有私藏的妇女。保州屯兵开始作乱的时候，官府曾经用投降不杀的诺言进行招安，等到叛乱平定后却统统把他们杀死了，另外尚有胁从的两千人，本来已经把他们分别编制、 隶属到各个州郡里去了，当时富弼是宣抚使，担心这些被编的人以后会再生变故，所以又决定将他们在同一天里全部杀死。碰巧富弼和欧阳修在内黄(今属河南)这个地方相遇了，半夜里，富弼屏退左右，悄悄地把自己的这个打算告诉了欧阳修。欧阳修说： “灾祸没有比杀死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了，何况又是胁从的人呢 ？ 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如果有哪个州郡不服从你的这个命令，变故起来可不是小事呀 ！” 富弼恍然大悟，因此终止了这个计划。 当时，杜衍等大臣因为朋党之议一个接一个被罢了官，欧阳修愤慨地向朝廷上奏疏说： “杜衍、 韩琦、 范仲淹、 富弼，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是可以重用的贤才，而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应该被免职的罪过。自古以来小人谗害忠贤，他们的说法其实也并不复杂。想大批地陷害忠良，不过就是指责他们是朋党，想动摇大臣的地位，就必须用专权来诬陷他们，这是什么原因呢 ？ 因为除去一个好人，其他很多的好人还在，这对小人并不能带来多大的利益；想把好人一网打尽，但好人却又很少有过失，很难一一找到他们的缺点，只有指责他们结为朋党，才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内全部贬逐他们。至于自古以来那种已经被皇上了解、 而且深得皇上信任的大臣， 那么就难以用其他的事由来动摇他们了，只有专权是皇上最忌讳和憎恶的，所以，一定要用这种说法，方可以打倒他们。正直的人士在朝廷，邪恶的小人就会有所避忌，谋臣不被举用，正是敌国的福气。现在这四个正直的大臣一旦罢免，一定会使邪恶的小人相互庆贺于国内，四周的敌人相互称贺于国外，我替朝廷可惜呀 ！” 于是邪党更加憎恨欧阳修，就借他妹妹的孤女张氏的案子罗织他的罪名，把他降为知制诰，出为滁州(今安徽滁县)知州。欧阳修在滁州住了二年，调任扬州(今属江苏)、 颍州(今安徽阜阳)知州。不久，恢复了他龙图阁直学士的官衔，留守南京，因为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期满， 朝廷任命他为流内铨。这时，欧阳修在外已十一年了，仁宗看到他的头发都已花白，问候慰劳很是周到。小人们害怕欧阳修再次被重用，就有人假造欧阳修的奏章请求仁宗清除内侍中挟持恩宠，为非作歹，用非法手段获取私利的奸徒。这样就激起了宦官们对欧阳修的深切怨怒，纷纷诬陷他，要把他外放同州(今陕西大荔) ，仁宗皇帝采纳了吴充的意见才得以中止。升任翰林学士，让他修纂《唐书》。欧阳修奉命出使契丹，契丹君主命令四个贵臣掌管宴会，并且对欧阳修说： “这种规格的接待并不是常规制度，只是因为你的名声大，所以才这样做的。 ” 嘉佑二年( 1057) ，欧阳修主持贡举。当时应考的读书人喜欢写作险怪奇涩的文章，号为 “太学体” ，欧阳修极力排斥，贬抑这种文体， 凡是写作这种文章的人一概黜落。这件事结束后，从前那些轻狂浅薄的人侦候得欧阳修出门，聚集在一起气势汹汹地拦住欧阳修的马头高声责骂，街上的巡逻队也无法制止；然而科举考试的风气，却从此得到了改变。 欧阳修被封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他继承包拯威严治政之风，用简明便易、 遵循法制的原则治政，不求显赫的名声，京师也治理得很好。十个月以后，改充群牧使。《唐书》修撰完毕，欧阳修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在翰林院八年，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当时黄河在商胡决口，北京(今河北大名)留守贾昌朝想掘开横垅故道，回折河水使它向东流。有个叫李仲昌的人，却主张把河水引入六塔河。议论的人不知听谁的好。欧阳修认为： “黄河水流多泥沙，按理说来没有不淤塞的，下流既然已经淤塞了，上流就一定会决口。用近来发生的事情去考察，黄河的决口并不是不能努力塞住，故道也不是不能努力恢复，但是这种做法都不是治本之道，因而势必不能保持久长。 开掘横垅故道工程很大，但难以成功，即使成功了，最终还是要再次决口。而六塔河河床狭窄，令黄河水悉数倾注，滨、 棣、 德、 博各州一定会遭到它的灾害。不如依循河水的走向，增高河堤，疏通它的下游，让黄河之水无所阻拦地流入大海，这才是受益几十年的长久之计呀。 ” 当时的宰相陈执中同意贾昌朝的意见，文彦博同意李仲昌的意见，终于造成了河北的大灾难。 谏院论述陈执中的过失，但陈执中仍然拖延着企图稳住自己的官位。欧阳修上书皇帝，认为 “皇上拒绝采纳忠告，庇护愚顽的宰相，有损皇上的圣德。 ” 过了不久，陈执中被免去了宰相职位。狄青做了枢密使，很有威望，仁宗不高兴，谣言纷起，欧阳修请求出任外官，以保全自己得以善终。于是就免去了他的朝官而改任陈州(今河南淮阳)知州。 欧阳修曾经因为水灾向仁宗上奏疏说： “皇上君临天下已经三年了，但至今东宫太子之位未定。从前汉文帝刚即位，因为臣子们的建议，马上立了太子，因此享国很久长，为汉太宗。唐明宗讨厌臣下议论接班人的事，不肯早早立定太子，因此造成秦王之乱，宗庙社稷由此倾覆。皇上为何犹豫而久久不选定太子呢 ？” 此后立英宗，推究其源，就在于欧阳修的这次上书。 嘉佑五年( 1060 ) ，欧阳修升任为枢密副使。嘉佑六年(1061) ，为参知政事。欧阳修在兵府时，曾经和曾公亮考核全国的军队数和三路驻守兵员的多少、 地理的远近，重新制造了地图和簿籍。凡是边防长久以来没有派兵驻守的，一定进行检阅和补充。他在任执政大臣时，和韩琦同心辅助仁宗。凡是兵民、 官吏、 财利等中书省应当知晓的重要大事，编集成一个总目，碰到事情就不必临时匆忙地向有关部门了解。当时东宫太子的人选还没有决定，欧阳修就和韩琦等人对这样一件大事协商出了一个意见。宋英宗因为得了病，无法亲自处理朝政。皇太后垂帘听政，左右的人互相猜忌，制造矛盾，皇帝和皇太后几乎因此成为怨仇。在韩琦奏事的时候，太后哭着向韩琦说了英宗和自己的种种矛盾。韩琦用英宗有病的理由来进行劝解，太后听了不高兴， 欧阳修就进一步劝说道： “太后侍奉仁宗皇帝已经几十年了，您的仁德昭示于天下。以前温成专宠，太后您处置得从容自如；现在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宽容吗 ？” 太后的情绪稍稍和缓了些，欧阳修又劝说道： “仁宗皇帝在位的时间很久，他德政的恩泽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所以一旦驾崩，天下奉戴太子，没有一个人敢不赞成的。现在太后您只是一个妇人，而我们也只是五、 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是仁宗皇帝的遗意，天下谁人肯听从呢 ？ ” 太后不作声，过了很久，母子之间的矛盾才逐渐平息了。 欧阳修平素和人相处总是坦率地说出自己要说的话，从不掩饰和隐瞒。等到他执政以后，士大夫们对他有所请求，他总是当面说明可以还是不可以的理由，就是谏院的官员议论政事，他也一定用是非作为标准来责问他们，因此怨恨他、 说他坏话的人就更多了。英宗将追封尊崇濮王，下命令让有关部门讨论，都说应当称皇伯，改封一个大国。 欧阳修引述《礼记·丧服记》，认为： “ ‘身为人子的人，应该替他的父母实行 ‘报祭’ ，降服丧三年为服丧一年，而不隐没父母的名字，可是丧服可以降等，但名字是决不可隐没的。 如果出嗣的儿子把亲生的父亲改称为皇伯，这种例子就是遍考前代，都是没有根据的。 进封为大国的王，但礼制规定又没有加爵的道理。所以中书省的意见，和大家的意见不同。 ” 最后太后写出了手书，允许英宗称濮王为亲，推尊濮王为皇考，三夫人为后。英宗不敢承当。于是御史吕诲等人毁谤欧阳修主张这种意见，争论不休，后来吕诲等人都被贬逐出了御史台。只有蒋之奇的意见附和欧阳修的主张，所以欧阳修推荐他为监察御史，但是被御史台的很多人看成是奸佞邪恶的小人，蒋之奇为此十分害怕，就想使自己摆脱这种窘境。正好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和欧阳修有仇恨，他捏造了欧阳修家庭生活淫乱的谤言来诋毁欧阳修，这个谤言辗转相传，一直传到了御史中丞彭思永的耳中，彭思永又把这个谣言告诉了蒋之奇，蒋之奇就上奏章弹劾欧阳修。当时， 神宗皇帝初即位，心里想重重地谴责一下欧阳修，就去征求过去的宫臣孙思恭的意见，孙思恭替欧阳修辩白解释，欧阳修杜门不出，要求神宗对制造谣言的人治罪。神宗派人诘问彭思永、蒋之奇，追问谣言的出处，彭思永、 蒋之奇回答不出来，结果都遭到了贬逐。欧阳修也坚决要求离开朝廷，结果罢为观文殿学士、 刑部尚书、 亳州(今安徽亳县)知州。第二年，迁兵部尚书、 青州(今山东益都)知州，后来又改为宣徽南院使，兼任太原(今属山西)知府。 欧阳修辞不受命，后又改徙蔡州(今河南汝南)。 欧阳修总是以风骨气节自我制约，但却屡屡遭到污蔑，且年纪已六十了，就一再上表要求辞去官职，神宗总是宽慰他，没答应他的辞官。及至出守青州，又因为请求停止散发青苗钱，被王安石所诋毁，因此要求放归的愿望愈发急切。熙宁四年( 1071) ，欧阳修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熙宁五年( 1072)逝世，赠太子太师，谥号 “文忠” 。 欧阳修在滁州时，自号为 “醉翁” ，晚年改号 “六一居士” 。他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然机关陷阱就在前面，但也能置触发之险于不顾。虽然一而再、 再而三地被放逐，却仍旧是志气自若。当他被贬夷陵时，没有什么可以自我排遣，就取出积年的陈旧案牍反复观看，发现其中冤屈谬误的地方不可胜数， 于是仰天长叹道： “一个荒远的山城，尚且如此，天下冤屈谬误事之多就可想而知了。 ” 自此以后，碰到狱讼之类的事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疏忽。学者求见，和他们谈话，从来不论及文章，只谈官事，他认为文章只能润及自身，而政事却可以推及它物。他前后历任数郡的长官，不炫耀政绩，不追求声誉，为政宽松而不扰民，所以，凡是他所到的州郡，人民都感到安适。有人问他： “您老治政宽松，而政事却并没有弛废，这是什么原因呢 ？” 欧阳修说： “如果以放纵为宽，以怠慢为简，那么政事就一定会弛废，而人民也一定会受其弊害。我这里所说的宽，是指政令不苛刻急迫，我所说的简，是指政令不繁杂琐碎。 ” 欧阳修从小失去了父亲，母亲曾经对他说： “你父亲做官的时候，常常秉烛夜读公文，屡屡停卷而叹。我问他，他就说： ‘这是个死狱啊，我想设法让他能活，不能啊 ！’ 我说： ‘生可求吗 ？’ 你父亲就说： ‘做官的人想方设法寻求使死狱者获生的办法而不得，那么死的人和我就都无恨了。而做官的人虽然常常存有使死狱者变活的愿望，尚且会不小心使他死了，何况世上不少做官的常常希望的是治民以死地呢 ！’ 他平时教育他的子弟，也常常用这样的话来说，我都听得耳熟了。 ” 欧阳修听后终身遵循父亲的这个教导。 欧阳修写的文章，自然天成，或丰满或简约， 都符合标准。他的文辞简要，旨意明朗，立论有据，内容通博，旁征博引，引类例举，分析事理至深至透，因此很能折服人心。 他超然脱俗，独自奔驰，众人不能相及，所以天下的人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尊他为师。欧阳修鼓励提携后进，犹恐不及，凡是被他赏识的人， 大多成了有名望的人。曾巩、 王安石、 苏洵、 苏洵的儿子苏轼、 苏辙，当他们还是平民的时候，屏处乡里，不为人知，欧阳修就为他们游说，提高他们的声誉，说他们一定会显名闻达于世。他对待朋友非常笃信诚实，朋友在世的时候举拔扶持他们；朋友去世以后就调理保护他们的家族。 欧阳修喜好古文，爱好读书，凡是周、 汉以来的金石遗文、 断编残简，都要采集收拾起来，研究考核它们的异同，把自己的观点写在左边，明白、 昭著可为表证，称之为《集古录》。奉诏修撰《唐书》纪、 志、 表，自撰《五代史记》，章法严谨，用词精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论述欧阳修的文章时说： “论大道时像韩愈， 议政事时像陆贽， 记史事像司马迁，作诗赋像李白。 ” 有识之人以为这是真正了解欧阳修的人所说的话。…… 评论：自从夏、 商、 周三代以来，一直到秦、 汉，文章虽然跟着时代而有所盛衰，但它们的语言却都繁富滋润，它们的光泽都灿烂照人，它们的音节都清晰明亮，这是因为还都保留有先王遗留下来的功绩。经过晋、 魏，文章就衰弊了，到唐代的韩愈手里，文章重新振兴起来。唐代的文章， 经过五代又衰弊了， 到宋代欧阳修手里， 又再次振兴起来。 挽回百川之颓波，平息千古的邪说，使这种文章的正气， 可以辅佐大道，可以扶持人心，这都是韩愈、 欧阳修两人所作的努力啊 ！ 韩愈在政治上没有得到重用，欧阳修得到了重用，但最终还是不能有所作为，这件事真应该被世道惋惜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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