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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没有悲剧？ ■ 方文竹 人们一向喜好将悲剧与苦难联系在一起，如言说一个车祸、家庭破裂、兄弟残杀等等：“那是一个悲剧！”这种判断本无错。但是，如果将这种判断当作艺术判断，那就会发生偏差了。悲剧的理论迷雾正是在于混淆了艺术形式的悲剧与现实生活中的苦难，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不同于艺术中的悲剧，或说，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只能称作“苦难”“悲惨”等。艺术中的悲剧是一个审美范畴，有着系统的规定和言说，说“独门秘径”也不过分。在尼采那里演变为酒神的受难与日神的光辉融合一体，通过音乐产生出神话，悲剧由此萌生。 正因为生活悲剧与艺术悲剧的不易辨析，所以还没有一个范畴像“悲剧”这样令人产生歧义和争议，如恶意、怜悯与恐惧等，其实这些关乎人的心理，于是才会有“悲剧心理学”的必要。亚里斯多德拈了同个“净化”颇有艺术意味，“净化”类似“调节”，即恰到好处、中庸有度，从而化合“怜悯”与“恐惧”为“缓和式渲泻”即由痛感转化为快感，关键式的审美快感拉开了“心理距离”——超然的审美态度，与审美式的“悲剧”近似了。 因为是艺术形式构建的产物，悲剧表现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或者是放在人为的结构中的生活。由此，悲剧消费的目的主要是艺术欣赏，场所是剧院。在此，我认为，悲剧的本质在于通过艺术形式将苦难转换成可利用的有价值的东西。如尼采认为，靠了日神的奇迹，酒神的苦难被转变成一种幸福。 关于悲剧产生的深层次心理原因。从亚里斯多德到黑格尔再到布拉德雷，关于悲剧的中心问题是：悲剧冲突的根源是命运还是永恒正义？换一个话题是，悲剧结局的责任是由人来承担还是由一种神秘而不可解的东西所左右？这里，我认为布拉德雷的一句话可谓入理：“把人表现为纯然的机缘或者纯然是对人无所谓或与人为敌的命运手中的玩物，这种悲剧绝不是真正深刻的悲剧。”有意思的是，布拉德雷抛弃了“永恒正义”而倾向于“个人意志的胜利”，于是将黑格尔不喜欢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找了回来，尤其突出“心灵的崇高”特别有意义。悲剧的渎神意味由此产生，从而显示出人的伟大，英雄和崇高品格。 朱先生的大著主要是论述西方的悲剧学说，似乎在人们的意识里中国没有悲剧。中国为什么没有悲剧？朱先生对此问题略有涉及，但也有些许的启发性。悲剧表现在中国人对待命运的态度上，体现出宇宙创化论的中国文化精神。中国一般来说，取宗教或哲学的态度且打破沙锅问到底是没有悲剧产生的，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哲学态度特别是伦理哲学态度很要命，中国人乐天知命，而不是抗争命运。既“乐”且“知”，中国戏剧的结尾总是“大团圆”（“圆”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这里的“悲剧”不经意间演化成为“喜剧”。难怪，人们指责看中国戏剧“从头知尾”。而这一切都与悲剧背道而驰。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缺乏现实的悲剧精神催化剂。伦理哲学隐含一种道德律：善者遭难违背公理正义和善者意愿。而且伦理哲学和实用哲学用理论体系解决了一切问题之后，悲剧的过程省略了，也就是堵塞了悲剧之“恶”的形象、痛苦的形象、抗争的形象等，从而难以走向审美感性，将艺术与现实隔离开来，更谈不上心灵的“净化”。 其实在古希腊，由于宇宙之间有一种人的意志无法控制、理性也无法理解的力量，带有强烈命运意味的悲剧是不问善恶是非的区别的，连好人坏人一起摧毁。叔本华对此作出总结，悲剧的本质在于“原罪”，即生存本身之罪。 梁漱溟将“调和”“持平”作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颇具代表性。同样，辜鸿铭将儒家的“礼”作为中国文明的精髓，冯友兰将“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中国哲学的真正精神，等等，罕见的同道！温文尔雅，中规中矩，难觅超越奋争的悲剧之影。《周易》虽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但那只是遵天的理想意愿。喜好折腾的民族往往是一个有“悲剧”的民族，悲剧是一个民族生命力旺盛的标志。而中国文化“礼”的限定，似乎不允许你越雷池半步。 悲剧不相信终极答案，而中国的“道”极观提供了安慰和归宿，中国的儒学也像准宗教。而对于古希腊人来说，面对宇宙之谜，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永远在内心动荡不安，激情和迷惑往往伴其一生。 可能人们会认为中国文化讲究辩证法，在两极之间摇摆鼓荡。《老子》 开启了一系列的对立，似乎颇具“悲剧”性。可是中国辩证法的终归是“圆”“合”，而“和”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到了现代中国，一位伟人宣布：矛盾双方最终的斗争会是主要的一方必胜。于是，闹腾了一番之后又回到了那个古老的“圆点”。 （《悲剧心理学》，朱光潜著，三联书店，2005年3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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