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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9
环球军事
受特殊的国情和国体影响，苏联在二战中的国家战略，几乎可以视为斯大林个人的战略。国内学界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对“斯大林战略”的研究却凤毛麟角。事实上，今天回头看去，所谓的“斯大林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内发展方法，不如说是一种为进行国际竞争而采用的特殊战略。如果不能揭开当年苏联宣传机构营造的表象，将之放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剖析其实质，不仅看不到“斯大林战略”的全貌，也看不清“斯大林模式”的真相。本文将从战略、国际政治和战争史的综合视角，力图客观呈现真实的“斯大林战略”及其对二战和苏联的影响。 一堆烂摊子 当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时，他接过的是一战惨败和内战惨胜的烂摊子。 俄国曾经是令全世界敬畏的军事巨人，但这一点在斯大林上台之际已丝毫看不出踪影。俄国的军事厄运可以追溯到1855年。这一年，在英法联军的猛烈持续攻击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陷落。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对沙俄帝国造成两大影响，一是加剧了内部的矛盾，二是迫使其向东扩张。但是，东进的道路并不顺畅。1904年，日本在英国的扶植下向沙皇俄国发起了挑战。这场被后人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再次以俄国的惨败告终。一个非欧洲、非白种族裔的发展中国家，居然打败了赫赫有名的“俄国压路机”，这个事实令俄国尴尬蒙羞，更让俄国内部的分离主义者备受鼓舞。
1914年，俄国带着雪耻、复兴的追求，毅然决然地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很遗憾，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更惨痛的失败。结果，一战尚未结束，俄国就因内部的两场革命，率先退出了大国厮杀的棋局。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不能接受俄国因革命而获得静坐旁观的特权。协约国将俄新政权视为搅局的叛徒，同盟国则看到了征服东方的天赐良机。 革命没有带来和平，却引来更大的灾难和羞辱。 面对气势汹汹的德军，新政权为求生存，被迫于1918年3月3日，签署了灾难性的德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编注：《布列斯特和约》）。正如沃尔纳茨基总结的那样：“和平的条件是灾难性的。乌克兰、波兰、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得以独立。外高加索的部分地区被割让给土耳其。俄国人口由此减少了26%，可耕地减少了27%，粮食产量减少了32%，铁路系统缩小了26%，制造业减少了33%，钢铁减少了73%，煤矿数量缩水了75%。此外，俄国还必须支付一大笔战争赔款。”总计6000万人口和超过5000家工厂、磨坊、酿酒厂和炼油厂，被划到俄国之外。 德国的战败，虽然宣告了这一和约的失效。但随之而来的是，沙俄帝国的大崩解和前所未有的大内战。 从芬兰开始，经波罗的海三国到波兰平原，再转向辽阔的乌克兰草原，最终达到外高加索的群山之地。这样一个巨大的弧形地带，好像一块再也无法承担重量的护胸甲，硬生生地掉落下来。 同时，境内的反革命势力与境外的干涉武装相勾结，对新政权构成了严重的生存威胁。 在此后的两年多，新政权为了生存而苦战不休。正如两位美国学者（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与马克·斯坦伯格）指出的那样：“到内战结束时，苏俄已是精疲力竭、奄奄一息。1920年和1921年连续两年的干旱和1921年出现的可怕的饥荒，更是雪上加霜。‘不流血’的十月革命过后的几年内，流行病、饥荒、战乱、屠戮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崩溃，夺去了超过2000万人的生命。”此外，还有200万人逃离俄国，其中法国接收了60万人，位居首位，中、美、波、德四国紧随其后，各流入10万人。“流亡者中有相当大部分受过教育或者具有一技之长。”这种人口流失，显然非常不利于俄国的发展。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更是有目共睹。“战时共产主义也许挽救了内战中的苏维埃政权，但同时也极大地摧毁了国民经济。私人产业和贸易纷纷受到严格限制，而国家又无力提供足够的生产和贸易能力，国内经济因而进入停滞状态。据估计，1921年时，全国的矿山和工厂的产量只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的水平，一些重要工业和生活产品的生产能力萎缩得更为惊人，当时棉花的产量只有战前的5%，而钢铁产量更是跌到战前2%的水平。作为对余粮征集制的一种回应，不满的农民甚至拒绝耕作。到1921年，可耕作地面积只达到战前平均水平的62%，而收成更是只达到正常水平的37%。马匹的数量从1916年的3500万头骤减至1920年的2400万头，同期，耕牛的数量则从5800万头减少到3700万头。俄国货币卢布对美元的汇价从1914年的2卢布兑1美元暴涨到1920年的1200卢布兑1美元。”俄国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俄国国内战争是以前所未有的残酷血腥的方式进行的。国内战争的后果，在很多年内影响着俄罗斯国家生活和社会状况的方方面面。国家遭到了破坏。武装干涉所带来的损失高达500亿金卢布。工业生产水平缩减到俄国革命前的20%至40%，而农业生产则减少了50%。”（佐洛塔廖夫主编：《俄罗斯军事战略史》） 伴随着俄国国力跌入谷底，尤其是其军事形象的持续下降，周边的反俄反苏势力蠢蠢欲动，连小小的波兰也一路东进，险些拿下大半个乌克兰，日本更是趁机出兵，有鲸吞西伯利亚之势。这个惨痛的记忆深刻影响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国家战略。
两大战略遗产 当然，斯大林继承的并非都是负面资产，单以战略智力资产而言，他继承了两大遗产：一个是彼得大帝的遗产，一个是列宁的遗产。 彼得大帝的战略遗产由四部分组成—— 1．大俄罗斯主义。沙皇俄国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奉行希腊正教，进而自命为一切东正教徒的保护国和一切斯拉夫民族的宗主国。这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俄罗斯主义。对这个传统，彼得大帝及其后的历代沙皇均奉为正宗，世代相传，与俄罗斯帝国的扩张相表里。
2．工程师精神。彼得大帝本人就是一位超级工程师。据记载，他生平共计掌握了20种技艺，大到建造一艘船，小到手工制作一双鞋，皆可自己完成。“他曾亲手把他的朝臣们的牙齿拔掉，胡须剪掉。”“他亲自参与所有的国事，不管是技术性、专业性的还是一般性的问题，他无所不知；他能深入到外交、行政、司法、财政、商业、工业和教育等所有领域的细节中去。在改革中，彼得总是重视专家的意见，但也坚持独立思考，能够果断地视具体情况来调整计划。彼得一世也逐渐成长为一位称职的陆海军指挥官。他全面地研习过普通士兵和水手的军事技能，亲自在军中服役，学习每一种武器的使用方法，有了这些经历和经验后，他才把自己提拔为一个军官。波尔塔瓦（Poltava）战役胜利后，他获得了陆军上将的军衔。在大北方战争胜利结束之后，他又成为海军上将。”就是靠了这种高度务实的行事风格，彼得大帝迅速助推了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并为后世留下了一个独特而强悍的军工传统。
3．出海口战略。彼得大帝深知在大航海助推全球化的时代，内陆国家居于何等不利的地位。故而，他坚信，“除非拥抱海洋，否则俄罗斯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俄罗斯有两只手，一个叫陆军，一个叫海军”。他的一生功业，即在于打赢大北方战争，将大半个波罗的海变成俄国的内湖。其继承人则顺着这条道路四面出击，向西南谋求黑海出海口，向东谋求太平洋出海口，向南谋求印度洋出海口。这就形成了独特的出海口战略传统，深刻影响了沙俄、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地缘方针。 4．强人政治。彼得大帝亲政之时的俄罗斯，可谓一片蛮荒。在西欧的游历，进一步刺激了彼得大帝。他决心以铁腕手段推进俄罗斯的现代化，并将这个国家带入大国博弈的战场，靠武力换取属于自己的荣耀。彼得大帝怀着一种只争朝夕的心情参加大国竞争，难免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去看他的国民：“我们的人民有如孩童，永远不会去学习他们的字母表，必须是主人强迫他们去这样做。”所以，彼得大帝的一生，记录的是其不断挥舞皮鞭，驱策众生，以万骨之枯换取大国崛起。结果，正如俄国著名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感叹的那样：“我们变成了世界公民，但在某些方面却没有成为俄罗斯公民。” 这种皮鞭策略，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爆发力，但同时极大地削弱了来自基层和个体的自发力。但急则治标，每逢国家危亡关头，这种策略就会成为俄罗斯高层的首选。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就不无此种传统的身影。而列宁继承发扬的远不止于此，他给后任留下了两大战略遗产： 1．高度务实的外交策略。在德军利用俄国内部革命大举东进的危亡关头，列宁力排众议，接受了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并将之与1807年的俄法《提尔西特条约》相提并论，认为同样是以策略性的暂时退让换取日后的反击之机。 2．以攻为守的国家战略。如前所述，十月革命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引发更大的内忧外患。连续的独立狂潮让新政权别无选择。本着不进则退，退则必亡的思路，新政权迅速确定了以攻为守的策略。于是，苏维埃俄国的开国史，就成了一部战争史，且越到后来，越带有境外攻击作战的色彩。 在西线，红军最远曾推进到华沙城下，但最终功亏一篑。其原因，一半在于军事力量的不足，一半则在于外交准备的欠缺，以致强国集团群起支持波兰。而在东线，红军要成功得多，他们不仅收复了沙俄时期的所有领土，甚至还一举控制了外蒙古。要知道，即便是在沙俄时期，受到大国外交的制约，也从未敢明目张胆地支持外蒙独立，而只是暗中扶植独立派，再以此为筹码压迫中国政府，换取实际利益。北洋政府1916年与沙俄签订的外蒙协议，就是这一指导思路的体现。双方联合打压了外蒙的独立运动，确定其为“自治”地区，但大量实际利益被强制转让给俄国。这一次，苏俄新政权却在最弱势的时刻，一举做到了沙俄政府都不敢做的事情。这与其说是新政权胆量大，不如说是对国际形势把握准确：一战后遗症引发的大面积工人运动，像溃疡一样折磨着欧洲国家；北洋政府被大规模内战和内争所困扰，更不得不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日、美在远东政策上互相猜忌、掣肘。所有这些都令新政权受益匪浅。
列宁一度还推行了力度颇大的经济改革，并谨慎把握宣传口径，以此推动苏美关系的改善，目的在于“师资（本主义）之长技以制资”。列宁曾经对美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儿子阿曼德·哈默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车轮再次转动起来。” 巧妙务实的外交，加上卧薪尝胆的军事化，等于大国崛起。这就是斯大林从列宁时代总结出的历史经验。当这个经验与彼得大帝的传统合二为一时，斯大林式战略就呼之欲出了。
斯大林式战略 斯大林虽然是格鲁吉亚人，出身神学院，但他在成为最高领袖后，迅速展现出参与大国竞争的热切愿望，并自觉扮演起大俄罗斯主义继承人的角色。他保留了泛斯拉夫主义，但扬弃了东正教这面旗帜，代之以更具全球影响力的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开启了独具特色的斯大林式强国之路。 他的思维要从两句话中寻求关键。第一句是：“一个人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死亡就是统计数据。”第二句话是：“放慢速度就意味着落后，落后就意味着挨打。”斯大林从未释怀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和一次大战三次惨败，更未忘记三次惨败造成的恶劣后果。他敏锐地意识到，一战留下的隐患太大，二战的爆发已经进入倒计时。历史留给俄罗斯的时间太有限。在他看来，“没有重工业，我们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的地位极其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在斯大林眼中，人皆有死，关键是为国光荣而死，还是被外来侵略者蹂躏而死。所以，他从功用理性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时代，努力为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大战做足准备。
苏共十五大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至1933年）时强调指出：“考虑到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对无产阶级国家发动军事进攻，在制订五年计划时，必须高度重视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和部分工业领域中对保障国防和战时国家经济稳定起主要作用的部门。”这一思路一直延续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苏共十七大在“关于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至1937年）”的决议中，还特别指出，“要求劳动群众在国家东部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以便使这些基地在帝国主义国家进攻苏联时处于敌机航程之外”。 1932年的工业产值相当于1913年的234.5%，机器制造业产值比1913年增加9倍，比1928年增加3倍。一五结束时，苏联的发电量比1913年增加了6倍，农业机器增加了4.5倍。国民经济各部门所需要的装备大部分都能在本国制造。1940年，“全国生产了1830万吨钢、1490万吨生铁、1.659亿吨煤、3110万吨石油和483亿千瓦/小时的电力”。当年的工业总产量与1913年相比增长了6.7倍，生产资料产量增长了12.4倍。在未完成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仅进行了三年半，就被苏德战争打破）中，国防工业的投资占到整个工业投资的四分之一强。“整个工业的产量年均增长13%，而国防工业产量的年均增长达到39%。1939年的整个工业产量增加了16%，而国防工业产量增长了46.5% 。”（佐洛塔廖夫主编，《俄罗斯军事战略史》）“到1941年，苏联的工业总值比1931年提高了6.7倍，生产资料的生产提高了12.4倍，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提高了29倍，劳动的动力装备率提高了4倍。苏联机器制造、石油开采、拖拉机生产的总产量在欧洲高居榜首，在全世界排名第三；煤炭开采量和水泥的生产在欧洲居第三位。”（加列耶夫，《胜利将帅及其军事遗产》） 苏联红军的膨胀同样惊人：“1927年10月1日，武装力量员额为61.03万人，到1935年就达到93万人，到1938年达到150万人，到1941年中期突破500万人。”（佐洛塔廖夫主编，《俄罗斯军事战略史》）与之相表里，苏联的教育系统，既不注重文科，也不注重理科，而是高度注重工科。工程师在这个国家有着独特的地位。表面上看，苏联的工业化带有浓厚的政治运动色彩，但这运动的中坚力量，从来都不是基层群众，而是工程师群体。（后来那些效仿所谓“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大多忽视了这一点）这些工程师也确实不负所望，研发出了大量让西方同行瞠目结舌的武器：波波沙冲锋枪、T-34坦克、喀秋莎火箭炮、“黑死神”强击机……这些神兵利器，为苏联红军铸就了钢铁拳头。 在传统的四条出海口扩张线上，斯大林也是萧规曹随，从未忘记该做的事情，而这一切都是在新一轮强人政治的策略下推进。强制集体农庄化、以重工业化为核心的五年计划、以军事导向引领的重工业化、苏联红军的急剧扩张……这一切，迅速将苏联带入军事大国的行列。但一切如此疾风骤雨，如此具有彼得大帝的风格，以至于很多反对者批判他是中了老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毒素，背离了列宁的路线。对此，斯大林唯有嗤之以鼻。因为实践终将证明，他才是列宁式外交战略的最佳继承人。 按照苏联官方的说法，未来的大战将是一场“世界资产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之间的终极决战”。这种带有深刻启示录色彩的说辞，形成了强大的宣传声浪，但斯大林从未按照这种宣传标准来推进现实外交。他虽然喜欢以国际革命导师的身份出现，但其外交政策却是高度现实主义的，而这现实主义又是为大俄罗斯主义服务的，并且带有很强的攻击性。 外部战略环境的恶劣，反过来强化了斯大林的现实主义倾向。
一个以德意日为核心的反苏同盟逐渐成形，中国的蒋介石政权似乎也有参与的可能。法国躲在马其诺防线后，自求多福。美国如一个巨大的谜团，隐藏在大洋深处的新大陆上，神秘地窥视着欧亚大陆的竞争。大英帝国则颇有祸水东引的嫌疑。在苏联高层眼中，“绥靖”绝非只存在于英德之间，而是英法美主流资本主义国家对法西斯阵营的普遍策略：他们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绥靖”意大利；在“九一八”事变后“绥靖”日本；在莱茵兰、奥地利、捷克问题上“绥靖”希特勒；在西班牙内战面前又“绥靖”佛朗哥及其背后的整个法西斯阵营。面对西班牙内战，英国倡导“不干涉主义”，在苏联高层看来，其实质显然是隔岸观火，坐看法西斯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火拼。联共（布）中央的担忧终于变成了第18次代表大会（1939年）总结报告中的愤怒拍案：“不干涉政策显露出一种意图。我们认为，这种意图就是想怂恿侵略者干自己的肮脏勾当；怂恿日本对华战争，最好是对苏战争；怂恿德国陷入欧洲战事和卷入对苏战争；让所有参战国都深陷战争泥潭，暗中鼓励参战国相互征战，让参战国相互削弱、相互消耗。然后，当这些参战国足够衰弱时，他们以新锐力量参战，当然是‘为了和平’而参战，迫使已被削弱的参战国接受自己的条件。” 斯大林有充分理由担忧：一个空前广泛的反苏联盟正在形成。这个时候的苏联，可以说是孤立无援，两线受攻。在这种极其恶劣的战略环境中，斯大林却要逆转乾坤——既要摆脱自身的困局，又要让英法德日美陷入类似的困局。这是一个难度极高的战略课题，斯大林居然在短短10年内做到了！（未完待续） 作者：王鼎杰 编辑：马瑛 本文经《世界军事》授权发布 转载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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