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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有这么一段非常著名的对话——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 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 子曰：“过犹不及。”
这句话，为后世许多人解读什么叫中庸，尤其是解读这个中字，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 所以，人们纷纷把中字解读为不偏不倚。 比如， 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 原则上说，这两句话都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这两句又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都留下了被庸俗化的引子。这个引子就是不偏这两个字。因为，不偏不倚非常容易被几何化的理解为中间。 所以，在后世对中庸的理解中，普遍性的存在寻找中间路线的思想。形象的说就是这样的——即凡事求其两者之间，既不偏左，也不偏右。
这种想法的错误就太严重了，因为，它首先意味着所谓的中道，或者说在处理任何事物的时候，所谓的中庸之道，就只有一种，而且是一点。离开这一点，无论是左一点，还是右一点；无论是过一点，还是不及一点，都是错误的。
我们说，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之所以要反对过与不及，是因为无论是过还是不及，都是偏激，所以反对过与不及，而推重中庸，从本质上说就是反对偏激。那么，如果凡事都要求个既不偏左也不偏右的一个中间点，那么这岂不也是一种新的偏激？
事实上，孟子就明确的批判过这种想法。——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举一而废百”的行为呢？ 因为，即使是就着“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这句话来说，我们得出的也是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 既不使自己的行为落在过的一侧，比如十分激进；也不让自己的行为出现在不及的范畴之内。其余的，在这两点之间的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称之为无过无不及。 至于选择其中的哪一点，那是由当事人，按照各自不同的天性，自行决定的。
所以，即使我们用这种近似庸俗化的方式来理解中庸，也会感受到，所谓的中庸之道，其实是一条赋予了人们最大限度的自由的道路。 只有，这样所谓的天人合一之路，才是一条有吸引力的坦途。
如果按照世俗的观点，认为所谓的中庸，就是在过于不及之间，选择一个中间点的话，一点与一条线相比，何止是“举一而废百”。 而且，按照这样的思路，这条天人合一之路，就不再是什么坦途了，而是变成一条独木桥；所谓的中庸之道，带给人们的也将不再是什么自由，而变成了巨大的束缚与限制。
更可笑的是，如果一个人，整天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掂量来掂量去，去找一个所谓的中间路线，那么这种人，这种心理，哪里还能称之为一个君子，分明就是首鼠两端，斤斤计较的小人。
所以，在《论语》中有这样一件事 季文子是孔子之前的鲁国一位重要宰相，这个人以谨小慎微著名，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思前想后，做许多在别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准备工作。 比如 有一次他要出使晋国，临行的时候，他突然向别人请教遇到人家办丧事的礼仪。别人就问他你要干嘛呀？他说：以备不时之需嘛。万万没想到，这一回还真让他给用上了，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很欣赏季文子的这种做法。但是孔子听到了之后，非常不以为然，说“再，斯可矣！”——意思是想两遍也就可以了，想那么多干嘛。 当然，无论这里的三还是再都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孔子所要表达的，其实就是人在面对事物，需要作出判断，作出决策的时候，必要总是瞻前顾后，反复思量。因为，随着这些思量的增加，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个人的主观意识，主观意愿，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个人的私心，逐渐渗透到整个判断过程中去。 使整个判断过程，越来越不客观，越来越更加主观。这不仅将增加判断的难度，而且通常来说，将会降低决策的正确性。
事实上，前面说的这种选择中间点的过程，往往最终的结果，并不是选择了一个客观的中间点，而是一个充满了私心与私欲的，自己认为的中间点。 形象的说，原本沿着中庸之道走来的是一个心底无私的坦荡荡的君子，最终在被庸俗化，世俗化了之后，沿着这条世俗的小道走来的，却是一群常戚戚的小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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