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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我住西柏林。住的是自由大学学生宿舍村里面的一个独立房间。所谓学生村，是由十数幢三层的小楼房，错落的建筑在一个近湖的小树林中”。 有些读者或许对《倾城》里的开场白还有印象。这对环境的轻描淡写，给故事第一部分的娓娓叙事定下了相对平稳的基调。从西柏林学生村平稳的杯水中，后来才渐渐衍生出了一首急促、悲伤而又绝望的东柏林恋曲。
虽然三毛并未指名道姓，但“学生村”、“十数幢三层的小楼房”和“近湖”等关键信息还是让人容易联想到柏林西南部的Schlachtensee学生村。这座学生村因靠近人气很高、环境秀美的Schlachtensee而得名。回溯到时代风云变幻莫测的1957年，战后从废墟中重建的柏林住房短缺，柏林自由大学决定修建这个学生宿舍村；10月，时任西柏林市长的维利·勃兰特为其奠基。刚开始的宿舍月租金为60马克，包括电费和床铺等日常用品；而和现在一样，“村里”一开始就比较国际化。现在学生村是受保护建筑，禁止大规模修葺或重建，这让学生村的外观仍然保留着三毛描述的样子，否则读者可能也难以按图索骥。而它曾出现在三毛的作品里，自然为中国学生所津津乐道。而很多曾居于此的读者更愿意相信她本人曾在此居住，而这是否属实，难以考证，学生村也无法将住户信息提供给第三方。但我们也无需深究，因为三毛笔下那发生在德国宿舍里的、时代已久远但仍力透纸背的爱恨纷争故事更丰富，作为“文学事实”又假不了。 《倾城》里的“我”是一个刻苦读书的女生，从马德里来到柏林，打算柏林自由大学读哲学，先在“歌德语文学院”学德语。故事中的“我”在多大程度上就是三毛本人，我们现代的读者不得而知，但三毛有过在德学习经历，倒是广泛被引为实情。“一天上课加夜读的时间大约在十六、七个钟点以上”，为的就是“啃德文”，“我”在三个月之后拿到了“最优生”的成绩，而且这是在温饱都难以保障的前提下完成的，更显难能可贵。 三毛还记录了“我”在学生村的一段跨国恋情。后来成了外交官的德国男友“不肯将任何一分钟分给爱情的花前月下……有时我已经将一日的功课完全弄通会背，而且每一个音节和语调都正确，朋友就拿经济政治类的报纸栏来叫我看……总而言之，约会也是念书，不许讲一句闲话更不可以笑的……约会也不是每天都可以的，虽然同住一个学生村，要等朋友将他的台灯移到窗口，便是信号——你可以过来一同读书。而他的台灯是夹在书桌上的那种，根本很少移到窗口打讯号。” “我”寥寥几笔勾勒出的当时“约会”的画面，令读者感到两人之间的紧张气氛。对已依赖现代通讯工具的读者来说，用台灯在窗前释放信号的浪漫想必已变得陌生。而这种夹在书桌上的台灯，现在在学生村许多宿舍楼里仍很常见。“将来你是要做外交官太太的，你这样的德文，够派什么用场？连字都不会写”。在德国“朋友”这种批评和语言胁迫之后，深感受辱的“我”想到的是劳燕分飞，“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没有人要嫁给你呀！”两人后来的故事（与三毛与荷西的故事迥异），读者似乎还可通过三毛其它作品找到一些信息，但这里的“我”并不愿多提。在不知如何给辛苦供“我”读书的父母写家书时，宿舍窗外冬日枯树上怪嗥的猫头鹰让“我”更加神伤，“此生对于这种鸟的联想有着太多寂寞的回忆，想起来便不喜欢。”
在三毛的《倾城》里，这个学生村是“我”在西柏林的安身之处，“我”在这里寒窗苦读，曾和德国“朋友”有过一段味同嚼蜡的关系，但它并不是“我”心灵的家。情丝反倒在柏林墙的另一侧蔓延。与东德军官的遇见就像一朵没有名字的玫瑰，是那分裂天空下黑白世界里的一点红。它虽然只是昙现，最后却只渲染了一天地的悲伤，让“我”倾倒、让我绝望。 “你看，那边再过去，红砖公寓的再过去，就是围墙，东柏林，在墙的后面，你去过那个城吗？”面对病房里的老太太的提问，“我”无言以对，暂时中断了回忆。 在西班牙疯狂的集体女舍生活之后，三毛《西风不识相》中的“我”希望通过德国的单间宿舍生活重回人间。“我初去德国的时候，听说我申请的宿舍是男女混住的，一人一间，好似旅馆一样，我非常高兴。这一来，没有舍监，也没有同房，精神上自由了很多，意识上也更觉得独立，能对自己负全责，这是非常好的制度”。但一个“极品”女舍友很快让“我”领教了这个好制度的阴暗面。这个冰岛的金发女生只对男生友好，经常在房内喝酒，放着吵闹的音乐，“再夹着男男女女兴奋的尖叫，追逐，那高涨的节日气氛的确是重重的感染了隔着一道薄薄墙壁的我”。“我”被她烦得神经衰弱，无法读书，只好抗议。“我”看到，当时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居然挤了三男两女，都是裸体的”。结果邻居气急败坏，继续我行我素。在西方那个呼吁女性和性爱解放的学运时代里，发生在舍友宿舍里的事情似乎也并非不可想象，只是这时代的弄潮儿严重打扰了希望置身事外、专注苦读的“我”。 倔强的“我”旷课去投诉。但宿舍管理处的学生顾问以没有接到其他人的抗议、不能因一人的抗议就让她搬走为由，拒绝立即受理投诉。已受够折磨的“我”录下了邻居的噪音，最终说服了顾问，赶走了“芳邻”。但顾问的话让人心痛，因为“我”的同乡一般都温和、安静、小心，就连共分一间宿舍的室友“带了女朋友同居了三个月，他都不来抗议，我们知道了，叫他来问，他还笑着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在宿舍矛盾这件事情上，“我”要与极品的“芳邻”短兵相接，与“没有正义感”的顾问据理力争，也恨自己太善良的同胞，但没想到还要承受同胞的背后冷箭：“人家可风头健得很哪！来了没几天，话还不太会说，就跟隔房的同学去吵架。奇怪，也不想想自己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美好的传统，给她去学生顾问那么一告，真丢脸透了！……”面对同胞传播的“负能量”，“我吃下一百个忍字，不去回嘴”。 这次德国宿舍里争端被“我”用来反驳父母临行前要有中国人的教养和凡事忍让的叮嘱。而被同胞排斥，是让“我”更痛苦的领悟。无论是在西方文化里，还是在同胞眼里，“我”都是一个局外人，对不识相的“西风”和太隐忍的同胞都极反感，自己更愿“在洋鬼子不识相的西风里，做一个真正黄帝的子孙”。 而三毛笔下的“我”在德国宿舍里寒窗苦读、感情纠葛和与舍友抗争的画面，是否也勾起了“留德华”的回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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