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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魔术师 随着时间的流逝，斯大林最担心的是出现一个全面的反苏阵营，最关心的则是如何利用列强间的矛盾，顺势达成彼得大帝式的霸业。故而，他在强调苏俄外交政策重点时，第一条说的就是：“为了达到分化帝国主义者的目的，应尽量利用周围资本主义集团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在远东，他利用中日美三角关系，用中国来牵制日本，同时又用日本来牵制美国。在欧洲，他利用英法和德国的矛盾，两面接触，待价而沽。 与欧洲相比，远东的重要性显然居于次要地位。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陆军内部激进派日趋露骨的北进姿态，使得远东问题远比欧洲问题来得急迫。中苏在意识形态、历史遗留问题上的对立，进一步恶化了苏联的远东形势。此时，如果斯大林倾全力对付日本，从全局上看无疑属于主次颠倒，且会让中美两国坐收渔利。但如果斯大林放任不管，又会纵容日本，陷入两线作战的难局。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三省易主，固然增强了日苏开战的可能，但也让斯大林这个战略高手看到了化危为机的机遇。斯大林的策略是，以防堵策略来改变日本的扩张方向，实现在自身避战的同时，让中日、美日先冲突，继而援华抗日，再伺机以此为筹码换取利益，逐步化被动为主动。在这里，斯大林其实是运用了与马其诺防线思维接近的挤压战略：通过堵死日本的北进之路，强迫其南下，先与中美冲突。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远东苏军仅6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日本参谋总部在昭和7年（1932年）8月制订的第二年度的作战计划中，认为苏军战时在远东最多布防30个步兵师。而日本当时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在战时维持30个师团的兵力，并将其中25个师团用于满洲。所以，日军认为稳操胜券。但是，到1934年6月，远东苏军达到11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配备坦克650余辆、飞机500架。日本情报机构更判断，符拉迪沃斯托克已经进驻14艘潜水艇，远东红军总兵力达23万人。又由于交通的改善，开战后估计兵力可增至40个步兵师。而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却只有3个不满编的师团、1个机械化旅团、1个骑兵集团、3个独立守备队、飞机约80架，兵力不足5万。纵然进行总动员，能用于对苏作战的兵力也不会超过28个师团。 至1935年底，远东苏军已达14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配备850辆坦克、950架飞机、约20艘潜水艇，估计总兵力至少24万人。而日军在中国东北与朝鲜的总兵力也不过5个师团与2个混成旅团、3个骑兵旅团和3个独立守备队，共计约8万人，配备飞机230架。日军更估计，到昭和11年（1936年）底，远东苏军将增至16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配备坦克1200辆、飞机1200架、潜水艇30艘，总兵力约29万人。而日本的兵力却不会增加。参谋本部认为，“……鉴于远东苏军的军备及其他情况，关东军彻底做好作战准备更是刻不容缓”。 但是，以武藤章为代表的侵华激进派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资源匮乏的日本无论如何努力，都很难在军备竞赛中胜出，除非日本能先征服中国和南方资源地带。正是这种思路，引导日本走向了“七七事变”。
苏联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围绕中东铁路归属权的争执，更令双方兵戎相见，东北军的2个主力旅在冲突中灰飞烟灭。但是，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机，苏联越来越需要一个抗日的中国，中国也越来越需要一个能从内陆方向提供外援的苏联。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中苏关系迅速改善。苏联不仅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更在“七七事变”后，长期成为中国主要的外援国。 历史证明，苏联在中国的投资非常划算，以极低的成本牵制了日本，确保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暂时缓解了两线作战危机的斯大林，开始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欧洲事务上。欧洲事务的关键在德国。斯大林早在获得最高权力前，就已经开始紧盯德国问题。 同为一战的失意者，德苏两国早在魏玛时期就开始了秘密军事合作。苏联为德国提供技术兵种的训练基地，德国则为苏联提供技术和军事学说。但是，即便在两国关系最密切的时期，苏联也未放松对德国革命的支持。1923年，当德国发生革命风潮时，斯大林致信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称“德国即将来临的革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件”，“德国革命的胜利对于欧洲和美国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意义，将超过6年前的俄国革命”。然而，革命并未成功。相反，希特勒却在10年后靠选举夺取了全国政权，进而竖起两面大旗：一面是种族主义，一面是法西斯主义。前者与泛斯拉夫主义针锋相对，后者则视共产主义为死敌。
为了对付纳粹德国的威胁，斯大林也曾努力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无奈张伯伦始终保持抵触姿态，苏联只好转而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互助条约。但是，法国的马其诺防线战略，已表明了法军不会主动攻击德国，除非德国先攻击法国，否则，苏法捷三方之间协议的重担注定将主要由苏联承担。换言之，如德国先攻击苏联，法国将采取坐观姿态，但如德国先攻击法国，苏、捷却要对德国发起牵制性进攻，如果德国先攻击捷克，法国仍坐作壁上观，苏联却要承担主要军援责任。对斯大林而言，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协议。 就在苏联为这个鸡肋协议两难时，英法，尤其是英国却因民意风潮的逆转，被迫在波兰问题上与希特勒采取对立姿态。希特勒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于1939年初决定转而谋求苏德合作。斯大林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将戏剧性地改变大国关系。他立即撤去犹太人李维诺夫的外交部长职务，改由莫洛托夫继任。希特勒心领神会，于是，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迅速展开秘密外交。虽然双方的接触是秘密的，但纸里包不住火，何况斯大林一开始就不准备过于保密。随着苏德接近迹象日益明显，英法也被迫尝试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这样一来，苏联就站在了一个最佳位置上，得以两面要价，待价而沽。 英法虽然意识到拉拢苏联的必要性，无奈其军政界却普遍藐视苏联的军事实力，他们生怕花好钱买个水货，拉上一个徒成负担的盟友，这就在关键时刻造成了犹豫不决：“英法谈判小组的启程被推迟了11天，而且也不是乘飞机踏上征途的，他们本来只需一天便可以抵达莫斯科，结果却是通过最慢的海上运输手段，一艘九千吨的客轮。这艘客轮最终于8月11日抵达莫斯科，代表团里包括对他们的谈判对手的情况并不确定的低级别官员。在谈判进行中，英法代表避谈苏联人提出的关于军队实力、军事设计，以及说服波兰和罗马尼亚允许苏军穿越它们领土这些问题。苏联人不得不把英国和法国政府散漫的行动与张伯伦及达拉第飞到慕尼黑直接与希特勒磋商所表现出的那种急切相比较。”希特勒却是快马加鞭，因为他“关心的是确定进攻波兰的具体时间表，必须在冬天来临之前完成，否则会影响机械化运输和空中行动。“（威廉·R.科勒，《20世纪的世界》）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字。德苏结盟，全球震惊。此时的大国棋局好像一个多重轨道交叉的碰碰车游戏场，而决定轨道变换的机关，就握在斯大林手中。他开始不动声色地改变轨道，精心策划一次次撞击，为苏联开拓出更大的战略空间。 攀登顶峰 苏德同盟的第一个成果就是瓜分波兰。接着，英法与德国在西线对峙，苏联在东欧和远东获得极大的行动自由。就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被波兰战火吸引过去时，很少有人注意到，一场影响深远的战斗正在一个叫诺门坎的地方展开。 缺乏战略头脑的日本关东军，完全看不懂欧洲错综复杂的变局，却幻想着与德国两面夹击苏联。他们越来越痛切地意识到苏联军援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从而不顾深陷中国战场泥潭的事实，一意孤行地在1939年的5月挑起了诺门坎冲突。斯大林抓住这个机会，调集空前强大的兵力，由朱可夫挂帅，痛击日本，第一次让关东军明白了什么叫重工业化时代的战争。 就在关东军被苏联铁拳打得满眼冒金星之际，斯大林却出人意料地收兵回营。9月16日，诺门坎战役结束。次日凌晨，西线苏军就根据协议越过波苏边界，和德国一起瓜分了波兰。
东线的胜利，进一步堵死了日军北上的可能。西线的胜利则开启了一连串的边境调整，先是兼并波罗的海三国，接着是苏芬战争，再接着苏联又开始修订与罗马尼亚的边境线。与此同时，希特勒横扫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英国败退本土，岌岌可危。 在这个历史时刻，雄踞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苏德同盟，俨然具备了重新划分整个欧亚大陆势力范围的资质。斯大林再度因势利导，一方面强化与德国的合作，一方面又开始与日本结盟。 在苏德已事实结盟、中日战争难以速决的情况下，日本自然没有独立抗苏的信心，而斯大林开出的价码又让日本高层如此心动：苏联承认“伪满洲国”的独立国家地位，日本则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国家地位；苏联终止对中国的援助，并向日方有偿转让中东铁路。谈判一路走向了1941年4月13日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就这样，斯大林先扶助中国抗日，再以中国为筹码换取自身的利益，不仅有效确保了其远东安全，更使得日本的扩张方向进一步南移，日本与英美势力的关系空前紧张。更重要的是，一个手牵手的德苏日大同盟正在形成。这个同盟面对的是奄奄一息的大英帝国，而苏联则占据着最佳位置。行动的关键在于，推德日与英国开战，苏联扮演在后之黄雀。如美国力挺英国，形成英美对德日的僵持局面，苏联就可以顺势发展，或作德日的后援，发战争财，或给二者以背后一击，趁势扩张。如大英帝国不堪一击，苏联就加入战团，与德日一起，全面瓜分这个帝国的资产。到时候，苏联正好位于战线的中央。他将一口气冲到印度洋畔，中取伊朗等石油地带，西向横扫小亚细亚半岛，与德军会师，东向横扫印度，与日本会师。然后，如果德日恢复反苏同盟，夹击苏联，苏联就联合美国，再开新局。等到苏联能自由支配欧亚大陆的那一天，美国自动被孤立在遥远的美洲，只能日趋衰落。 总而言之，此时的苏联已经由大国俱乐部中最被动的国家，一举变成最主动的国家。 致命隐患 如日中天的苏联，光芒下暗藏着致命的隐患，再度戏剧性地改变大国格局。这隐患来自“斯大林战略”的两大缺陷。 第一个缺陷，关乎苏联的军事建设。 斯大林对军事建设的认识很深刻，但不够全面。他意识到了武器装备、工业基础、组织动员、精神意志的重要性，却忽略了职业军官团的价值。斯大林上台后，一手缔造了红军职业军官教育体系的伏龙芝，神秘地死在了手术台上，首创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图哈切夫斯基被以莫须有的叛国罪名清洗。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风暴：“在接下来的4年中，直到德国入侵为止，苏联军官一直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着。在武装力量中的大约7.5万到8万万名军官中，至少3万名被投进监狱或者被处决。其中包括5位元帅中的3位，全部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所有军区的司令员、海军和空军的司令员及参谋长、16位集团军司令员中的14位、67位军长中的60位、199位师长中的136位、397位旅长中的221位、所有团长的50%。另外,还有1万名军官被开除出现役。”（戴维·M.格兰斯、乔纳森·M.豪斯，《巨人的碰撞》）从军衔级别上看，“死者中包括3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和布柳赫尔）、16名陆军将领、15名海军将领、264名上校、107名少校和71名中尉”。（杰弗里·罗伯茨，《朱可夫——斯大林的将军》）这种做法，极大地抵消了此前10年内红军的职业化努力。到1940年，“受过高级军事教育的人员比重比1936年减少了一半多，70%的指挥官和首长只接受过中等学校和短期培训的教育，拥有作战经验的人员仅占26%”。（佐洛塔廖夫主编，《俄罗斯军事战略史》） 这一连串的政治清洗运动，极大削弱了苏联的军事力量。当苏芬战争将苏军的问题部分呈现在世人面前时，反苏力量再度得到鼓舞，希特勒和他身边的高参们，极大地坚定了对苏作战获胜的信心，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影响了苏德同盟的坚固性，更影响了德国下一步的用兵方向。
第二个缺陷，关乎斯大林对希特勒的错误理解。 对德国，斯大林在内心深处，一直保持着一种复杂的敬畏感。他深知，自己的国家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德国。更知道，希特勒通过1940年战役，征服的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地带。而他征服的却大多是半工业甚至是无工业地带。苏联非常担心自己空有广大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却难以转换出足以战胜德日的战斗力。故而，在联合德日对付大英帝国这件事情上，斯大林抱定了两个底线：绝不先动手；在动手前要先充分确保苏联自身的安全。这就决定了莫洛托夫1940年11月访问柏林的格调。正是在这次秘密访问期间，莫洛托夫亮出了斯大林的底牌。这个底牌让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皆大吃一惊。原来，斯大林提议，苏联全力支持德国对英作战，但德国也必须做到： 1．承认苏联前一阶段在东欧修订后的国境线； 2．退出芬兰； 3．撤销德国和罗马尼亚间的互助条约； 4．承诺保加利亚应划入苏方势力范围； 5．承诺认可苏联在高加索以南直至印度洋的广大区域的充分行动自由。 除了上述内容外，莫洛托夫在谈判期间还表示，苏联对于一些并不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的命运和走向也保持密切关注，这些国家分别是：罗马尼亚、匈牙利、希腊、南斯拉夫、瑞典。北欧到波罗的海的资源运输线及沿途的海路隘口，也在苏联关切范围。 希特勒仅对第五条表示认可。如果接受其他四条，就意味着德国必须放弃两个已经到手的盟友（芬兰和罗马尼亚），还要转让保加利亚，坐视苏联全面控制波罗的海和黑海，乃至当苏联冲出黑海后，还要与之一起瓜分地中海。在希特勒看来，这真是一个狮子吞天的要价。他只表示，这些问题可以慢慢谈，当前的急务是放倒已经奄奄一息的大英帝国。他希望苏联能够调整行动次序，暂缓在东欧和黑海的行动，全力向印度洋冲刺。日本则退出中国，向东南亚进军。如此，大英帝国就会像一个纸糊的房子一样全面坍塌。可是，对于大英帝国是否已经奄奄一息，莫洛托夫和他所代表的克里姆林宫主人却另有看法。围绕这个问题，双方无法互相说服。恰在此时，皇家空军对柏林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夜间空袭。受此影响，主人与客人不得不移师地下掩体继续密谈。当里宾特洛甫又大谈英国已奄奄一息时，莫洛托夫便毫不客气地反问：那此时扔下的炸弹又是哪一国的呢？东道主立时语塞。
希特勒到死都不知道，莫洛托夫也要在很久之后才知道，此次空袭并非偶然，而是丘吉尔通过“超级机密”破译了德方的密码，得知了莫洛托夫的整个行程而作出的安排。丘吉尔虽然不知道双方具体的价码，却知道双方的核心议题一定是围绕肢解大英帝国展开。丘吉尔唯一能够运用的力量，就是可以穿过德军层层地面防线的皇家空军。他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这支力量，选在莫洛托夫离开柏林前的最后一晚发起大规模空袭，以表达大英帝国“廉颇未老”的存在。这个目的完全达到了。 希特勒对斯大林彻底失望，据他后来回忆，会谈中，莫洛托夫曾向他连发四问： 问题一：当苏联有朝一日进攻罗马尼亚时，德国对罗之安全保证是否也对苏联有效？ 问题二：苏联现在又感觉到来自芬兰的威胁，苏联决定不予宽恕，德国是否准备断绝对芬兰的一切援助？ 问题三：苏联认为有必要向保加利亚提供安全保证，并派遣苏军进入该国境内，德国能否认可？ 问题四：苏联在一切情况下都有自由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力，且为本国安全计，应对该海峡及博斯普鲁斯海峡之若干重要据点进行占领，德国对此同意否？ 这四个问题，纵是希特勒也被问得心惊肉跳，瞠目结舌。事后，他向里宾特洛甫表示，他再不希望与莫洛托夫这种人搞外交接触。毫无疑问，斯大林开出的价码，远远超出了希特勒的心理底线。但在斯大林、莫洛托夫看来，这一方面固然是行情变化下的顺势涨价，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漫天叫价的战术，希特勒如有不满，大可就地还钱，岂料元首的心态并非如此。 斯大林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希特勒的心中，同样盛满了对苏联的恐惧。不仅希特勒，甚至整个德国军政界，早自19世纪末以来就弥漫着不断强化的恐俄心理。正如斯大林难以无视德国在技术、管理、人口素质上的优势，德国也从未忘记苏联在资源、空间、人口数量上的优势。正是这种过度夸大对方优势的互相恐惧，在二战最微妙的时刻改变了历史进程。 希特勒坚信时间对自己不利，他更不会忘记，1932年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四个国家，一个被瓜分（波兰），两个遭兼并（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一个付出了惨重代价（芬兰）。1939年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德国，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未来？这显然是一个问题。 苏联军事力量建设的漏洞与斯大林对和平的过于自信，构成了一个极度诱人的机会窗口，一贯善于凭直觉利用机遇的希特勒不免技痒。既然如此，何不虚而实之，调转矛头，孤注一掷，先放倒苏联，再收拾那个不识抬举的大英帝国？这个行动固然是180度急转弯的兵行险道，但希特勒生平，哪次行动不是如此呢？大国关系，随之再度急转。（未完待续） 作者： 王鼎杰 编辑：马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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