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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鄭玄的《毛詩箋》是《詩經》學史上影響最大的著述之一，然而長期以來，我們似乎未能充分理解鄭箋的意圖和價值。本文以《大雅·思齊》的毛、鄭異同為綫索，希望跳出爭論是非短長的窠臼，回到鄭玄本人的立場，虛己體察鄭箋的用意，從經義、結構、文本三者的複雜關係中，認識鄭玄解《詩》的原則。筆者認為鄭玄以《詩》為經書，尊奉詩序，並將诗篇置於諸詩的篇第結構乃至群經的視野之中發明其經義。為了經義與結構的考慮，鄭玄往往會不顧文本的合理性，這是他遭致後人詬病的一大原因。
關 鍵 詞：鄭玄箋 毛詩 大雅 文王之什 思齊 引 言 漢代《詩》立學官，齊、魯、韓三家之學盛極一代，名師辈出，章句繁夥，经生猥多。當時《毛詩》與三家《詩》之聲勢相差懸殊。《毛詩》自西漢河間獻王時出世，僅王莽主政二十年間立為博士，東漢光武時再次廢置。《毛詩》傳習者少，無章句師法，以鄭玄之淹通，相傳其注《禮記》時尚未得見毛傳，[i]其時《毛詩》影響之微弱，可見一斑。 鄭玄並非首位尊崇《毛詩》的經學家，然自其箋注《毛詩》經、傳，《毛詩》始盛。魏晉以後，毛、鄭《詩》注最終遍行天下，獨領風騷，三家《詩》學竟致失傳。直至南宋朱子《詩集傳》流布，其獨尊地位才被打破。《毛詩》何以取代三家，其間緣由，限於文獻闕如，難以悉知，然就常理而論，《毛詩》序、傳、箋本身優善，漸為儒林所重，自然不容否認。風氣流變，宋代以降，《毛詩》不再是顯學，序、傳、箋每遭詬病。今日學界不視《詩》為經書，更無論矣。然而在現存典籍中，毛、鄭《詩》學之古老、完備與精善，再無其他任何《詩》家可相比倫，其在經學史上的影響力毋庸置疑。愚以為欲理解其真正優勝之處，應試圖回到毛、鄭本來的立場，以及漢代經學的語境當中。若以《詩》經學化之前的先秦時代為背景評判毛、鄭詩說，或以宋人、清人及今人的學術標準來檢討毛、鄭，雖有助於《詩》學，對於毛、鄭《詩經》學之本來面目，卻似隔靴搔癢，並不切題，也有失公允。 毛（序及傳）、鄭共同構建了《毛詩》學。譬之屋宇，毛是基址，鄭玄擇其基址，而造其梁棟。若無鄭氏之營造，《毛詩》或許早已湮滅不傳，鄭玄無疑是《毛詩》之功臣。鄭玄《六藝論》嘗云：
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ii]
毛、鄭雖為一體，鄭玄箋毛，卻非悉遵毛義，鄭箋“己意”異於毛傳處不少。[iii]對於毛、鄭之異同，魏代王肅述毛非鄭，王基復駁王肅而申說鄭義，從此毛、鄭之別（及鄭、王之別）成為聚訟之府。晉人孫毓又評毛、鄭、王三家之異同，實朋於王，陳統復難孫申鄭。王肅、王基、孫毓、陳統諸家之書均已亡佚，今據《毛詩正義》等書所引片段，可知其立意主要在於爭論毛、鄭（及鄭、王）之優劣短長。惟孔穎達《毛詩正義》雖不免有袒鄭之嫌，然觀其疏解傳、箋，每能將自己代入毛、鄭各自的視角，設身處地體察毛、鄭之原義。毛何以如此，鄭何以如彼，《正義》試圖將毛、鄭各自背後之理據，原原本本剖析明白，並不輕下毛、鄭孰是孰非的斷語。孔穎達《毛詩正義》可謂毛、鄭之解人。其餘諸家論及毛、鄭異同（及鄭、王異同），多與王基、孫毓、陳統之倫一般，好作優劣短長之辯。（經學問題所以聚訟不休，良有以也。）清人由小學及文獻考訂功夫入手，潛研毛、鄭，上窺齊、魯、韓《詩》源流，雖有發明毛義、匡助《正義》、鉤沉絕學之功，在毛、鄭異同問題上，似仍未超出爭論是非優劣的窠臼，愚以為其立意反不如《正義》公允。當然，在經學昌明的時代，經學家無不具有各自的立場和評判標準。《正義》雖然在毛、鄭優劣問題上立意比較平允，當涉及毛與三家《詩》（主要是《韓詩》）有別時，往往右毛而抑三家。如其題名所示，《毛詩正義》畢竟以《毛詩》一家之學為基本立場。《正義》所以能虛己體貼毛、鄭，也是因為毛、鄭均是《毛詩》之學，《正義》與毛、鄭立場一致的緣故，並非因為《正義》懷有超越門戶之見和時代風氣的自覺。 今日的經學史研究，已經可以跳出評判古人是非優劣的窠臼，自覺地探求古人本來的面目。筆者期冀效法《正義》疏釋毛、鄭的態度，深入解讀毛傳、鄭箋文本背後的意图，探求毛、鄭解《詩》慣用的原則。毛、鄭之中，毛傳質略，對於毛傳無說處，《正義》每移鄭箋之說補白，或有混淆異同、誤解毛義之嫌。清代馬瑞辰、陳奐等學者發明毛義頗多，可以輔正《正義》之偏頗。然而毛傳簡古，又無弟子詩說留傳，常常難以確知其含義，清儒之解說不可盡信，只能作為參考（也有學者刻意申毛以貶鄭）；況且要把握毛傳的特色和解經原則，最好能有三家《詩》說作為參照，而清人所輯三家《詩》遺說並不可靠。[iv]相較之下，鄭箋篇幅倍於毛傳，含義較為明白；且康成編注群經，《詩》箋可與其他經注參觀互證。鑒於毛傳較難把握，筆者先以讀懂鄭箋、探索鄭箋的解《詩》原則為目標。而以鄭學之宏洽細密，愚以為探索鄭玄的解《詩》原則，宜從兩處著手，一是鄭箋與毛傳之異同，二是《詩》箋與鄭玄其他著述之異同。本文先從前者入手，主要以鄭玄改易毛傳特多的《大雅·思齊》篇為例，探討隱藏在箋文背後的種種考慮，並試圖歸納其注解《詩經》的原則。 必須指出的是，由於毛傳的隱略，本文常需借助後人的《詩》說以突顯鄭箋的特異之處。因而本文所謂鄭箋的特點和解《詩》原則，還難以判然釐清哪些是鄭玄個人的特色，哪些是漢代《詩經》學的特色。同時由於三家《詩》的散佚，我們尚無法還原鄭箋與三家《詩》的因革關係，更加劇了我們在漢代經學語境中剖析鄭箋的難度。縱然如此，鄭玄注《詩》畢竟宗毛，而非以三家為本。其異於毛傳之處，即便取自前人成說，也不能否認其對毛傳與別家《詩》說的取捨背後存在鄭玄本人的考慮。本文先將鄭箋改易毛傳之處及毛傳隱略而鄭箋特異於後來諸家之處，籠統地歸諸鄭玄，以作為進一步研討鄭箋及漢代《詩經》學的基礎。 對於鄭玄的解經原則，學界已有一些開拓性的研究，多集中在鄭玄的禮學。[v]如喬秀岩先生通過分析鄭玄《論語》和《周禮》注，指出鄭玄最基本的解經原則是“結構取義”（或稱“隨文求義”、“即文為說”），以經文的上下文語境和結構推定經文所指，這與清人在先秦古籍中搜集書證、歸納詞例以確定詞義不同；其次才是經學理論體系。並認為經文結構與經學理論的循環互動，是鄭學的本質結構。筆者深受啟發，願在此基礎上，探索鄭玄解《詩》之原則，以求正於大雅。 一 《思齊》毛、鄭分章之別 今《毛詩》版本每篇之後皆有“某詩幾章章幾句”字樣，[vi]惟《周南·關雎》、《大雅·思齊》和《行葦》章句有兩說，以“故言”二字別之，如“《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其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關於這兩種不同的章句，陸德明《經典釋文》云：“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vii]其說可從。又，《關雎》疏引“《六蓺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為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若然，則《毛詩》章句本來即為毛公所分。《思齊》“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知《毛詩·思齊》本作五章，鄭玄合為四章。[viii] 鄭玄“注詩宗毛為主”，而《關雎》、《思齊》等篇，鄭玄不從毛傳之說，竟不惜重新調整《毛詩》原本的章句結構，可見其反對之激烈，堅持“己意”之堅決，正是觀察鄭玄解《詩》旨趣的上佳素材。今不避繁冗，按毛、鄭各自章句備錄《思齊》序及詩。《毛詩》原本分章如下： 〔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首章〕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次章〕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毛之三章〕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毛之四章〕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毛之卒章〕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鄭玄改作： 〔鄭之三章〕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鄭之卒章〕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下面逐章辨析毛、鄭之差別及其來由。 二 首 章 首章毛傳簡略，在此先討論鄭玄對“思”、“京”二字的獨特解釋和首章特殊的結構，再對比毛傳。 “思”字，毛傳此處無訓。《大雅·文王》“思皇多士”傳曰“思，辭也”，又《公劉》“思輯用光”傳意似以思字為發語詞，可據以推知此處毛傳以思字為語助，無實義。《正義》述毛以思為動詞，乃以鄭代毛，今不取。箋云“常思”云云，[ix]是將思字理解為動詞。清人王引之指出《詩經》中有十餘處思字作發語詞的用例（包括本篇的思字），[x]得到了學界的普遍承認，而鄭玄幾乎全部理解為動詞，惟《周頌·載芟》“思媚其婦”箋云“乃逆而媚愛之”，當是將思字理解為發語詞。[xi]同為“思媚”，此《思齊》箋必釋思為動詞，與彼《載芟》箋不同，必有其用意。鄭玄恰恰是以動詞思為基礎，並牽合《大明》之義，在首章建立了相對複雜、特殊的結構。 為了說明鄭箋這一結構的獨特，在此姑且引入後人更易接受的結構作為對比。馬瑞辰從《思齊》首四句平列這一“合理”結構入手，解思字為語助，以為首二句言文王之母大任齊，次二句言王室之婦大姜媚，末二句言大姒兼嗣大姜、大任之徽音。惟馬氏據《廣雅》“媚，好也”為訓，與傳、箋訓“媚”為“愛”有所不同。[xii]鄭箋以為大任常思齋莊，乃為文王之母；大任又常思愛其姑大姜配大王之禮，故大任能為京室之婦；文王之妃嗣大任之徽音，使文王多子。 對比之下，可知《思齊》首章鄭箋最大的特點是使大任居於核心地位，大任既是兩次動作“思”的發出者，又是大姒承繼的對象。箋以首四句意在大任“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末二句大姒所以能使文王多子，也是因為她接續了大任的徽音。 若從結構上檢討箋說，我們看到鄭玄無視首四句兩兩對應的“合理”結構，可能是考慮到大任在文本中越居大姜之上，采用了以大任居於核心的複雜結構。為了使這一結構成立，並牽合大任“曰嬪于京”的經義，鄭於三、四句分別補入主語“大任”，似不成“文法”。在此結構下，具體詞義也比較迂曲。比如兩“思”字用法有較大差別，在首二句“思”為不及物動詞，“齊”是其狀語，在次二句“思”、“媚”卻又共同構成謂語，“周姜”是其賓語。而思字作動詞的思媚、思愛在似未見於其他上古文獻。倘若此箋所述是詩文的“原義”，很難想象作詩之人竟故意刁難和誤導讀者，采用這樣特殊的表述方式。 再從經義上檢討箋說，我們又會看到鄭玄將大任居於首章核心的結構，最大限度地在首章落實了詩序“文王所以聖也”的經義；同時，大任為“京室之婦”及大姒所嗣徽音來自大任的解釋，又完美地照應了《大雅·大明》“曰嬪于京”和“纘女維莘”的經義。先說明前者，以大任為核心的結構與詩序之義有何關聯，《正義》曰： 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大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xiii] 正可申明箋義。相比之下，馬瑞辰對首章的解讀既詠大任，又稱美大姜，雖然順應原詩的“合理”結構，也完全符合“文法”，各句之間的語意卻缺乏關聯，更無法落實詩序。 鄭玄首先視《詩》為經書，而非歷史語言文獻，並不追求詞例和含義的合理化。鄭玄也不把《詩》看成是詩人創作而成的作品，無視“作詩”和“解詩”的辯證法則，毫不在乎詩文之美感意味，甚至不拘於文法限制，更不懂得“以意逆志”。若從作詩之人的角度考慮，鄭玄對《思齊》首章的解釋無疑是荒謬的。再比如《周南·卷耳》屢次出現的“我”字，為了貫徹詩序之義，鄭玄竟區別出“我后妃”、“我使臣”、“我君”三義，朱子譏其“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xiv]其實鄭玄又何曾看重“文字之體”。 要知道鄭玄何以如此解《詩》，須知《詩經》的解讀在諸經中本來就很特殊。“《詩》本諷喻，非同質言”，[xv]詩義原本就留有闡釋的空間，變動不居。從《詩》的結集和《詩》學的流變來看，有作詩之義，采編之義，教詩之義，賦詩引詩之義，經學之義，不一而足。所謂經學之義，在漢代已有齊、魯、韓、毛之家派，後來又隨時代風氣轉移，自宋至清更是新見迭出。古今多少學者透過語詞、文字、歷史、文法、辭氣、情致、美感等因素解《詩》，詩義愈發豐富，卻始終難有定解。愚以為詩本身就蘊涵了多種可能性，從詩文推求詩義、詩旨，本來就難以達成共識。鄭玄反其道而行，先尊奉一家之詩旨，再從詩中尋繹文本與詩旨間的關聯，通過闡釋詩文來貫徹經義。這一家之詩旨，鄭玄選擇了《毛詩》序。（本文探討鄭玄解《詩》之原則，至於《毛詩》序出自何人，所述有何依據，可以姑置無論。）也正是由於《詩經》文本的特殊性，鄭玄解《詩》似乎很難單純將一篇之內的上下文語境和表面結構當作首要因素，而更多地受限於詩序等經義。 正如朱子等反詩序者所攻訐的那樣，《毛詩》序存在很多問題，與詩文並非天然對應。鄭玄既尊詩序，便力圖闡釋詩文之意以適應詩序。若以語詞、文法、美感等“合理”的標準來衡量鄭玄，鄭玄必然不能出類拔萃，甚至常常是糟糕的，我們便無法理解鄭玄的價值。比起這些標準，對鄭玄來說，更重要的是使文本與詩序等經義相符。 我們明白了鄭玄看重什麼因素，再反觀首章箋文，才能體會到鄭玄的細微之處。首四句箋云： 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為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為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 鄭箋為何兩云“常思”，在動詞“思”上加一“常”字呢？必須注意鄭玄在詩句“文王之母”和“京室之婦”前也補充了“乃”、“為”或“故”、“能為”這樣的語素與動詞思搭配。動詞“為”或“能為”使名詞性的第二、第四句“文王之母”、“京室之婦”變成了動詞性的結構：為文王之母意即生聖子文王，為京室之婦意即嫁與王季；連詞“乃”或“故”又使首二句和次二句分別構成了因果關係，意即大任所以能誕下文王這樣的聖子，正是因為她能做到常思莊敬，大任所以能嫁與王季，正是因為她能做到常思愛其姑大姜配大王之禮。所以鄭玄兩次在“思”上加“常”字，是強調大任恒能如此，突顯大任德行純備，始能嫁王季、生聖子文王。而在末二句中，正是因為大姒嗣大任之徽音，所以才能百斯男。因知鄭玄在首章六句的結構框架中又區分出細微的層次，使首四句也像末二句“則”字所提示的一樣，兩兩各具因果聯繫。更高明的是，大任在這三個語意層次中，都居於核心。 為了說明鄭箋結構的微妙，再以朱子《詩集傳》作對比。此詩朱《傳》在表面上承襲箋義，粗具大任居於核心的結構框架，但在經義上，實將大姒與大任並列，與鄭箋迥異。其文曰： 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於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至於大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眾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xvi] 朱子訓思字為語助，不能像鄭箋用動詞思強調一、二句間和三、四句間的因果聯繫，變成列舉大任的德行。此《傳》將詩序文王之“聖”改為“德”來重新理解，又認為大姒作為文王的賢內助，也對文王之“德”起到了輔助作用，並不像鄭玄尊奉詩序“文王所以聖也”的意旨。鄭玄力求挖掘詩文中“文王所以聖”的可能性，強調文王之“聖”不僅是其天性（《論語》等經所謂生而知之），亦由於其母大賢。 鄭玄首章的結構層次，不僅最大限度地貫徹了詩序，其以大任而非大姜為“京室之婦”，及以大姒所嗣徽音來自大任，而非大姜和大任，還適應了《大雅·大明》“曰嬪于京”和“纘女維莘”的經義。 《大明》與《思齊》同在《文王之什》，在鄭玄《詩譜》的結構中，此什主述文、武之事。篇次為《文王》、《大明》、《緜》、《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下武》及《文王有聲》。第二篇《大明》凡八章，二章敘大任“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嫁王季，三章言“大任有身”生文王，四章、五章言文王娶大姒是“天作之合”，六章言天命文王“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七、八章言武王伐商。驗之全詩，四、五、六章敘文王、大姒成婚生武王，宛如二、三章王季、大任成婚生文王之重現，故六章“纘女維莘”，毛、鄭解為來自莘國的大姒纘繼大任之女德，符合全詩篇章結構，其義諒無異詞。因知《思齊》箋以大任為“京室之婦”，及大姒嗣大任之徽音，均貼合《大明》經義，為馬瑞辰等所不及。有趣的是，《思齊》箋又更進一步，解釋為什麼此詩大任稱“京室之婦”，而大姜稱“周姜”，認為這是大任“謙恭自卑小”。箋意似指《大明》言大任“來嫁于周”，周這一大名亦得施之於大任，而大任自稱“京室之婦”這一小名，不稱周婦與大姜比肩，是大任之謙德。 當然，若將《詩》篇視為不同詩人創作之作品，詩人作《思齊》並沒有義務去照應《大明》。鄭玄不將《詩》當成作品，以《詩》為經書，重視不同詩篇之間的關聯，構建整部《詩經》的經學體系。（重視詩篇間的關聯並構建體系並不始於鄭玄，詩序已將相鄰詩篇繫以相同的世代或相近的主題。[xvii]鄭玄作《詩譜》，坐實和強化了詩序所示詩篇間的關聯，[xviii]甚至不惜質疑和改易《毛詩》現有的次序。[xix]）鄭玄箋《詩》，並不特別看重語詞的通例，然而在經義層面，鄭玄重視照應其他詩篇之經義，並融入和協調《詩》以外其他經書的經義。前人謂鄭玄“以《禮》箋《詩》”，便是指鄭箋常常代入《三禮》之義。下文將談到的“京師”問題，鄭玄又取義於《公羊傳》等經書。 在理解了鄭玄“思”字之訓和首章的結構層次後，反觀毛傳，“思”似為語助，與箋不同；“媚”訓為“愛”，與馬瑞辰不同；於“周姜”云“大姜也”，似無大名、小名之別；於“京室”僅云“王室”，不知指大任還是大姜。再考慮到毛傳尊奉詩序，可以推知，毛傳釋義大致接近朱子，粗具突顯大任的結構框架。論其層次之細微，經義之融匯，及對詩序之貫徹，則必不如鄭箋。鄭箋勝在結構和經義，然而為了追求結構和經義，以思為動詞，釋義奇特，增加語素又多，尤其是周、京之訓已遠遠超出此詩，似不如毛傳平實合理。 下面我們討論“京”字。此傳曰“京室，王室也”，箋云“京，周地名也”，毛、鄭實有較大差別。作為名詞的京，在《詩》中通常被釋為京師或高丘。《大雅·文王》“祼將于京”、《大明》“曰嬪于京”，傳訓京為大，其意也是京師，語出桓公九年《公羊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公羊》此義影響極大，又見於《白虎通》等。）此《思齊》傳曰“京室，王室”，王室所在即是京城。而此箋云“京，周地名”，所謂周地名，即《大明》二章言大任“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之箋所云“周國之地，小別名也”，意為周是國之大名，國內有一個名叫京的地方。且此京地當非周之國都，不然箋文何必不稱國都而僅謂地名。[xx]《大明》和《思齊》箋的這一解釋非常奇特。詩中沒有任何綫索，鄭玄又何以知道大任來嫁王季時，其地並非岐周之國都，而是另有一地，其名又恰巧稱作京呢？ 《詩經》有八篇中的京字與京師或周地名有關，鄭玄釋為周地名的有三篇，除前舉《大明》和《思齊》述王季、大任婚事外，還有《皇矣》述文王伐阮“依其在京”。鄭玄以為周之京城的，見於如下六篇。《曹風·下泉》“念彼周京”箋云“思其先王之明者”，詩下文又有“念彼京周”、“念彼京師”句，知京即京師；《文王》序稱“文王受命作周”，詩云“祼將于京”，傳曰“京，大”，箋文無說，照例當同於毛；《大明》六章“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明言文王受天命，箋釋“于周于京”為“於周京之地”，“周京”應指周之京城，[xxi]如《下泉》“念彼周京”例；《下武》序稱武王“復受天命”，詩云“王配于京”，箋云“京謂鎬京也”；《文王有聲》言武王“鎬京辟廱”、“宅是鎬京”自不待言；《民勞》序稱“刺厲王”，詩云“惠此中國”、“惠此京師”，箋以中國即京師，並云“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此八篇之外，《小雅·出車》卒章“薄言還歸”箋云“歸京師”。案《出車》敘“玁狁于襄”、“薄伐西戎”事，前篇《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云云，以為《出車》之“西戎”即“昆夷”。而《采薇》疏引《尚書大傳》謂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並引鄭玄注云“犬夷，昆夷也”，[xxii]是鄭玄以《出車》在“文王受命”之後。 由此可以大致認為，鄭玄釋為周地名的，都在文王“受命”以前；[xxiii]而文王“受命”之後，便可以將京字解為周之京師。可以說明問題的是，同在《大明》篇的兩京字，鄭箋以二章大任“曰嬪于京”為周國某地名，六章文王受命“于周于京”為京城。鄭玄為何特別在意王季時京字不得解為京城，原因當在於“京”背後之經義。 如前引《公羊傳》所言，“京師”乃天子之居。武王滅殷以前，天子為商王，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王、王季時未稱天子，雖得追尊為“王”，但所居之國都不得僭稱“京師”或“京”之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文王、武王受天之命，已具天子之實，乃可以稱“京師”或“京”。因知鄭玄指《詩》中王季時之京為周國都城以外的另一地名，應當沒有其他文獻和地理上的根據，只是鄭玄為了不使周之先公先王有任何越禮之嫌，而作出的建構。 “京師”為天子所居這一經義，出自《公羊》，非《詩》原有。毛傳訓師為大，是已知《公羊》此義，但並不受限於天子與諸侯之名義。在毫無“史料”依據的情況下，鄭箋不惜另立京為岐周地名一說，兩次改易毛傳，是鄭玄在箋《詩》時仍謹守《公羊》經義，不得不調和《詩》說。 鄭玄為了牽合《公羊》“京師”義，苦心建構了京為岐周某地名一說。可惜驗之全《詩》，此說仍有未周之處。《公劉》篇明確提到公劉遷居於“京”，此京在豳地，與岐山相隔甚遠，鄭玄已不能再立一說，認為豳地附近又有一地名為京。 對於這個難題，我們先來看看宋人吳仁傑對《公羊》“京師”說的批評： 《公羊傳》所謂天子所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者，其究爲不然。京者，地名。師，都邑之稱，如洛邑為洛師是也。周自公劉居豳，其詩曰“于豳斯館”，又曰“于京斯依”，又曰“京師之野”，則京者，豳土之别名，公劉之世已稱京師矣，非必天子所居而後以是為言。其後周雖屢遷，而都邑之稱不改其舊，曰京師、京周、京室、周京、鎬京。[xxiv] 如果作為歷史語言文獻來考察，《大雅》比《公羊》早，史料價值高於《公羊》。讀《公劉》“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京斯依”云云，吳氏所論符合詩意，[xxv]是“京師”不必為天子之居，在《詩》中早有用例。鄭玄執《公羊》晚出之義解《詩》，是以“今”釋“古”，並非考古之正途。 再看《公劉》傳、箋以眾釋“師”，箋以高丘訓“京”，文意較為晦澀[xxvi]。雖然《公羊》“京師”義本來無法適用於《公劉》篇，但鄭玄不愿放棄“京師”義，只得避免將《公劉》京字解為地名，以掩飾《詩》與《公羊》不合之迹。 從鄭玄的視角來看，鄭玄以《詩》為經書，而非歷史語言文獻。[xxvii]鄭玄討論“京師”之義，是經學層面的探討，與治思想史者大異其趣。拙見以為，不能理解何為“經”，便不算讀懂鄭玄。譬如鄭玄視《周禮》為經書，以為周公居攝時所作；而現代學者認為《周禮》不盡符合“史實”，帶有不少“理想”成分，並考證《周禮》成書於戰國以後，是將《周禮》當作歷史文獻來研究，與鄭玄的關注點完全不同。治史者本來便承認思想、觀念、制度、器物會隨時變化，而古之經學家，似乎更看重聖人制作的確定性和聖人之義的恒常性。鄭玄遍注群經，認為群經蘊涵了周、孔聖人之微言大義，便不能孤立地考慮《詩經》的內在經義。而不同經書之間、一部經書的不同篇章之間，又客觀存在著一些差異，甚至抵牾。為了協調和彌縫這些經義的差異，鄭玄必須折衷取捨。鄭玄既信《公羊》“京師”之義，便不得不彌縫《詩》中不合之迹，而不能承認從先周至東周時代的“京師”觀念已然發生了變遷，否則對鄭玄來說，聖經之義將無從討究。 毛傳當然也以《詩》為經書，而非歷史語言文獻。但從毛傳對京字的各處釋義來看，並未措意於“京”字名義。毛傳雖然也不時援引《禮書》等經義，如《召南·摽有梅》等詩言婚期，《王風·大車》言出封加等，《大雅·生民》及《商頌·玄鳥》言郊禖，但這些經義往往與詩義直接相關。而鄭玄對經義的牽合，如此《思齊》之京、宗公、宮，常常距離文本的表面含義較遠，有時也未必適合此詩，似有削足適履之嫌。鄭箋對文本的釋義誠然不如毛傳平實合理，然而作為一位賅博而縝密的經學家，鄭玄之經學世界的宏闊，是立足於《詩》的毛傳無法相比的。那些看來奇特的箋文，也許恰恰是鄭玄真正用力之處，是其旨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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