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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有两个特务机构，一个是“中统”，一个是“军统”。“中统”的特务头子是徐恩曾，“军统”的特务头子是戴笠，两人都是老蒋的浙江同乡。徐恩曾是陈果夫、陈立夫的表兄弟，“二陈”是老蒋的引路人陈其美的亲侄子，徐恩曾能不能得到老蒋重用，完全依赖二陈的关系。戴笠则是老蒋的黄埔弟子，从1928年开始就为老蒋搞情报活动，死心踏地，深得老蒋的信任。 同是老蒋的特务头子，徐恩曾与戴笠跟老蒋的关系大不相同，亲近度和信任度更不相同。戴笠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直接跟老蒋通话，汇报工作，而徐恩曾只能通过陈果夫、陈立夫向上转达，他跟老蒋隔着一道二陈“这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二虎争功也好，同行相欺也罢，戴笠一直看不惯徐恩曾，他不愿看见“中统”的存在，又无权取消“中统”。对于老蒋来说，让“军统”和“中统”争功，更有利于他的掌控和利用。戴笠干不掉“中统”，只能处处找徐恩曾的茬子，只要“中统”的工作没起色，他戴笠在老蒋面前也就更有价值。这就直接导致了“军统”与“中统”的不和，两家同僚们在工作中的摩擦与冲突不断，甚至互相排斥和攻击。 “军统”特务明白戴老板的心事，便时时留心，处处查访，竭力搜集徐恩曾的不法证据。徐恩曾做事虽然精心，但做人真的有失规矩，最致命的弱点是，他太爱财，是个实足的视钱如命的贪利之徒。徐恩曾平时为人非常吝啬，带着老婆跟下属们吃饭，从来是一毛不拔。徐恩曾恰恰正是因为爱财贪利这个毛病，最终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与钱程。 抗日战争期间，徐恩曾财胆包天，竟然敢大发国难财，而且每一次都让戴笠逮了个正着。 第一次是企图私吞国库巨款。武汉沦陷，国民政府撤往重庆。中国银行用一辆大卡车运送一批巨钞，押送的军警半路碰上了鬼子，把车子加以伪装藏匿了起来，便弃车而逃。后来，中国银行追问巨钞下落时，军警谎称途中遇险，已把钞票全部烧掉。只要没落到日本人手里，银行方面也没作追究，便按销毁处理，注销了那批巨钞的票号。事有凑巧，徐恩曾率领“中统”弟兄撤退时，发现了那辆运钞卡车，如获至宝，不仅没有申报，还偷偷运到重庆，企图销赃私吞。结果，徐恩曾押运的钞票车被军统特务拦截，经银行查验已是销号钞票，立即上报戴笠。这下可好，戴笠上书状告“中统偷运假钞”，老蒋下令处死了押车的“中统”特务，因陈立夫说情，暂时放过了徐恩曾。 第二次是偷运200 万元膺品新法币。1943 年底，军统浙江省缉私处长赵世瑞截获两艘走私商船，发现船内私藏了200 万元膺品新法币。戴笠一接到报告，即下令一查到底，最终获悉，这批膺品新法币出自日本特务机关，他们利用中央银行的10 元法币铜版印制后，以1比40的价格卖给了中统利通公司上海安利办事处，总额200 万元。结果可想而知，戴笠报告了老蒋，徐恩曾在老蒋心中彻底失去了位置，只是碍于许多因素，没杀徐恩曾，立即调任交通部政务次长。 第三次是王素卿走私。王素卿是徐恩曾的第二个老婆，已跟徐恩曾离婚，但她仍然利用徐恩曾的权势，在交通部和“中统”部属的双重关照下，通过中印缅国境线，大肆走私贩运战略物资，从中牟取暴利。徐恩曾明知王素卿玩火，也不加阻止，最后又被“军统”查获，专题呈报老蒋。这一次，老蒋没有手软，亲下手令：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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