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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底,蒋介石下达了一道手谕,徐恩曾“撤销所兼各职,永不录用”。 徐恩曾十几年领导中统特务机关,为蒋介石巩固独裁统治，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突然间，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让人感到疑惑不解。 但熟知内情的人都知道,其实早在这之前,蒋介石对徐渐生不满,曾多次予以训斥。 在高秉坊冤狱中,徐恩曾充当了二陈的一杆枪,给了孔祥熙沉重打击，在有二陈罩着的时候,孔祥熙虽有整徐之心,却也奈何他不得。 可是,自从徐恩曾做起经济部长梦以后,大半个屁股坐到了吴铁城那里,对二陈已渐有离心倾向,所以,当蒋介石盛怒之下要撤徐时,二陈不仅没出面，把是立刻保荐叶秀峰。 另外,中统与英国情报机关连打 3 次交道,都非常糟糕,招致英方许多的怨言,也使蒋对徐的工作颇感不满，认为徐办事不力，有辱国体,不如军统与美国情报机关的合作。 但这些，都不是徐恩曾被撤职的主要原因，其真正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被认为“不务正业”；二是因为军统的倾轧。 所谓的“正业”,指的是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在这方面,中统在抗战以前要比军统出色,所以，那个时候比军统得势,但是,抗战以后,军统却后来居上,在反共业绩”上逐渐超过了中统。 中统虽然反共反人民的丑恶赌脸未变,并且其江西的特务组织还连续破坏了中共赣、粤桂省委及南委,堪称“奇功”一件,但总的来说,其表现还是远远低于蒋对他们的期望。 1938 年，国民党由武汉撤退重庆前,中统曾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对付中共的第四科,并派出专人在西安举办了一个小型训练班，招募训练一批青年去延安“抗大”卧底,可是，前后派遣 20 余人,都如断了线的风筝,一去无踪。 抗战以前,中统在共产党内部潜伏了大量特务,对共产党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机关的情况,均有一定了解，自从中共中央到了延安之后,中统原有的线索全部中断,对共产党的动态更是一无所知。 可是,以中统的职能而言,又不应该对中共的动态一无所知,这种尴尬情况之初,中统尚可应付,因为有其第四科负责情报工作的周光亚。 周光亚,字有鸥,湖南人,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在苏联留学，后来背叛革命,成为中统高级特务，他自身具有较高的理论素质,了解共产党的特点及战略战术运用规律。 凭着这点本事,周光亚逐日整理登记,根据八路军进展路线图,再结合日军的攻势,找出日军后方空隙之所在,从而推测八路军未来的动向，其准确性都在六七成之上，因此,中统还能交得上差。 可惜,这位被徐恩曾看作是才华横溢的“情报圣手”,到重庆不久便病逝了。死前,周光亚凭着自己对政治的判断,认为国民党的前途不太明朗,政治上比较悲观,所以，在遗嘱中反复告诫子女“切勿再投身政治”、“切勿再当公务员”。 周光亚死后,中统负责中共情报的特务不是遣词造句不似中共文风，对中共的动向特点也茫然无知，完全凭一厢情器主观臆测,多数驴头不对马嘴,一眼便能看出破绽,无人能达到周的水平，从此一落千丈。  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 图片来自网络 1944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内,突然出现了“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的标语，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怒,严令中统彻查。 徐恩曾为些事颇费了一番脑筋,他命令所属重庆区第三组的特务及在国民党中央各部、处的党羽全力追查,但始终没有破获,无法呈复蒋介石。 结果,又一次受到蒋的训斥: “在我们的心腹重地,出现此等事故,事先既未能加以防止，事后又不能查出究竟,实在有渎职守。” 1944年秋，在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一次“甲种会报”上，徐恩曾再次大跌眼镜。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迁都重庆,于 1940 年起正式设立了所谓甲种、乙种两个会报机构，因为每次会报都在蒋介石的住处(重庆中四路)进行,故又称“官邸会报”。  重庆中四路蒋介石官邸旧址 甲种会报一直持续到 1948 年,乙种会报日本投降后即停。 甲种会报一般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经常出席者有蒋介石的高级谋士,如张群、王世杰、吴铁城、何应钦、陈果夫等,此外还有中统徐恩曾,军统戴笠,宪兵司令张镇等。 会无定期,每年约开两三次，会报内容主要是共产党活动情况和反共重大案件以及如何限制共产党活动,会报程序一般先由徐恩曾、戴笠作全面的工作汇报,然后出席人发表意见,最后由蒋介石作出决定,指示如何进行。 所以,甲种会报实际上是蒋介石政府反共、反人民的最高决策机构。 徐恩曾每次接到开会通知,事先总要做一番充分准备,首先叫主管单位——第二组(处)收集有关材料,然后召集高级骨干如王思诚、张炎茂、谢永存等进行计议。 但这次会上,醉心于经济部长一职的徐恩曾没有时间去准备,蒋介石向及山东、河北抗日根据地人民武装的情况,戴笠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王凡生都提供了不少情况,徐恩曾却说不出所以然来,蒋介石为此斥责他“不集中精力办事,不务正业”。 同时,蒋介石还责问徐恩曾:“共产党造我谣,破坏我的威信,你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见徐恩曾无言以对,蒋又接着说:“新华日报天天登载反对我、反对党国的言论,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难道就这样任其发行传播吗？简直是无能！” 受到蒋介石这样严厉的训斥,徐恩曾感到颇有些委屈。 原来,当时重庆的一般党政机关和市井之中,盛传着这样一则“秘闻”。 一是说蒋介石的前妻陈浩如从美国回来了,蒋与她重叙旧情,陈洁如扮成护士到蒋介石官邸与其私会,引起宋美龄的不满,一怒之下飞了昆明,再怒飞到美国。 另一说是蒋介石看上了首都警察厅长姚棕的女儿,时常同姚女一起去市郊山洞官邸共度良辰美梦…… 这些说法，实际上都是从蒋介石的侍从人员中传出来的,是公开的秘密。徐恩曾所以不上报,主要是怕惹恼蒋介石,反而于已不利，不想却因此遭到申斥。  重庆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 图片来自网络 至于《新华日报》,中统特务实际上从一开始，中统就千方百计地破坏,封锁,检扣，但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特务们的破坏、封锁不仅没能阻止《新华日报》的发行,反而更扩大了它的影响。 1944年,蒋介石的美籍顾问拉铁摩尔对解放区进行了访向,写了篇“解放区见闻”给蒋介石，内容是讲述解放区军民如何振作，地方组织如何好，敌谍汉奸在解放区丝毫无活动的余地等等。 蒋介石读完后,将该报告转批徐恩曾,并亲笔批注:如再因扦泄沓,尸位素餐,将来死无葬身之地！ 导致徐恩曾被免职的还有一个直接原因，是军统的告发。 徐恩曾同戴笠的矛盾,由来已久，徐恩曾主持特工总部时,戴笠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以陈立夫为局长的军事委员调查统计局成立时,徐恩曾和戴笠分别为一处和二处的处长,却仍然各成一体,以各自的特务系统为中心进行活动。 当时，三处主管邮电检查，因其本身无班底,各地邮电检查所所长均采取分派制,由一二处推荐正副所长。由于邮电检查是情报来源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徐戴为了争功邀宠,都要争这里权力,徐戴之间,为此常发生矛盾。 抗战以后,戴笠的军统日渐得势,逐步控制了许多公开机关，而徐恩曾的中统,无法施展，相形之下,更是其势日衰。 而戴笠野心极大,为此日思夜想地要挤垮兼并中统，因此,一直在寻找各种机会,对徐恩增加以打击。 1943年,徐恩曾接到中统湖北省调统室报告,据称发现一批注销焚毀而完整无缺的假钞。 这笔假钞的来历是这样的。 1938年,国民党政府迁移重庆后,其他各机关亦纷纷西迁，水、陆、空运输一时十分紧张。当时,中国银行一辆满载新钞票的大卡车,途经湖北某地一村庄时,风闻日军将至,而油已耗尽，押运人员惊慌失措之中,便将车子稍稍作了些伪装,隐藏起来,自已则弃车徒步逃走。 辗转到了重庆以后,他们却向中国银行谎称汽料油已耗尽,不能继续行驶,已将钞票全部销毁，中国银行信以真,于是将该车所载全部钞票号注销。 孰料,这批注销钞票,被中统湖北省调查统计室发现，徐恩曾接到报告后,指示湖北调统室立即派人将全部钞票运送重庆处理。 于是，湖北省调统室派专人将所有钞票向重庆运送，没想到,当运钞车经过三斗坪封锁线时,被军统局所设的检查哨查获。 经中国银行检验后,证明钞票虽非伪造,但票号已经注销，戴笠闻讯大喜,认为这是一个打击徐恩曾的绝好机会,于是便以“中统局偷运钞票”为由,将押运员交宪兵司令部军法处处以死刑,并添油加醋地向老蒋作了一番汇报。 徐恩曾得悉此事后,极力为自己辩解,虽然最终没受到什么处分,但在老蒋那儿,还是狠狠地挨了一顿臭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重庆中央银行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抗战前期，国民党中央银行匆忙撤离南京，将印刷10元版法币的铜版运到香港中华书局保存。 后来，香港沦陷，印币铜版落入日本人的手中，于是日本人开始利用这块铜版做起了文章。 时任上海邮政储金局副局长、中统特务程士范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头目渊上交情甚厚，当时，渊上印刷了大量10元伪钞，推销给程士范。 渊上以4张10元的伪钞换程士范1元储币，贪财的程士范自作主张，用5万元储币兑换了200万元法币伪钞。 程士范原本打算将这批伪钞推向市场，可他后来却发现，上海管制极严，这批伪钞根本无法在上海流通。 程士范心急如火，致电中统局的名义局长朱家骅，询问可否用200万法币在重庆购买一些桐油和水银。 可是,电文到了中统局本部,却被徐恩曾截留下来,徐当即系电上海,着其将这些伪钞运往重庆,并指定了运钞时间、路线、地点。  法币10元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徐恩曾的这些部署，被副局长郭紫峻探听到，他心中大喜，暗自庆幸整垮徐恩曾的机会终于来了。 郭紫峻偷偷来到军统局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家，借口商讨要回被军统误抓的中统特派员刘云亭，故意将徐恩曾押送钞票一事泄露给了魏大铭。 事情果不出郭紫峻所料，魏大铭很快就把押运钞票一事告诉了戴笠，1944年4月，戴笠亲自出马，在安徽屯溪设下埋伏。 当一艘满载钞票的船驶到屯溪时，随着一阵枪响，军统人员当场逮捕了押运钞票的高子文、夏伯良，接着又诱捕程士范等人，并立刻押回重庆审问。 这三个人被带进军统审讯室，交代出了幕后的指使人徐恩曾，戴笠立刻拨通了蒋介石的电话。 国统区此时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蒋介石正为此事愁得焦头烂闻听此事,忍不住怒向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只听他咆哮如雷: 全体押运人员监禁终身,带徐恩曾来见我!” 蒋介石虽然对徐恩曾办事不力，对军统纪律涣散颇为不满，但是他深知徐恩曾的忠心，认为他被人利用了。 徐恩曾也非等闲之辈，他绝不肯坐以待毙，军统局怎么会知道押运钞票一事，到底是谁在作祟？ 他派出特务四处侦察，终于打听出来，出卖自己的不是别人，而是副局长郭紫峻，于是，迅速找到陈立夫和陈果夫，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上报。 蒋介石见到二陈，自然也知道他们是来为徐恩曾求情的，彼此心照不宣，最终达成共识： 徐恩曾贩运假钞案，系中统局被日本人利用所致，不再处置徐恩曾，毕竟，蒋介石也不希望军统打垮中统，军统和中统，就像自己的手心手背，哪一面受伤，对他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此事一拖就是半年，但戴笠揪住不放，无奈之下，蒋介石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法子，让吴铁城、陈立夫以及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督办此案。 几日之后，吴铁城、陈立夫和何成浚就达成处理方案： 中统局与贩运伪钞案无关，查出来的伪钞系中统局杨闻斌、高子文，在搬运物资时，操作失误，夹带进去的。 高子文、夏伯良实属奉命抢购物资，程士范帮助中统工作，纯属于义务性质。 中统局局长朱家骅，始终未参与贩运假钞案，副局长徐恩曾知道此事，虽然重庆与上海距离较远，但也应负主要领导责任。 建议对徐恩曾、曾养甫、朱家骅等人给予免职处分。 对于程士范等四人，给予判处主犯程士范有期徒刑8年；判处从犯高子文有期徒刑3年；夏伯良和程憾均为教唆所致，可取保候审。 蒋介石看到后，认为对朱家骅、曾养甫、徐恩曾做免职处理未免有些过火，暂缓执行，至于程士范等四人，蒋介石则同意按照方案建议，交军法处处理。 得知此判决结果后，戴笠十分郁闷，而徐恩曾却喜出望外，他不仅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连免职处理也被总裁“暂缓执行”了，但做梦也想不到，他自己却“绊倒”了自己。 徐恩曾身边第二个女人是王素卿，当他和第三个女人费侠结婚后，王素卿便觉得自己与徐恩曾的缘分走到了头，于是，她来到成都，跟徐恩曾要了钱，注册了一家运输公司，搞起了运输。 在徐恩曾担任交通部政务次长之后，王素卿便打着“交通部政务次长”的旗号，承揽了成渝、宝成、滇缅等黄金线路的交通运输，专门从事药品、布匹、五金等物资的物流生意，同时还开始走私物资，牟取暴利。 除此之外，王素卿还以中统为靠山，四处发放高利贷，她曾因催债，指使中统特务将一无辜的借债人活活打死，这件事后来还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为此，徐恩曾还挨了蒋介石一顿臭骂！ 王素卿去成都与徐恩曾分居后，她结识了小白脸李子友，并与李子友成宿成宿地在成都的高档宾馆里鬼混。 徐恩曾得知此事后，也未进行干涉，他的沉默，让王素卿更加猖狂，她的胆子越来越大，徐恩曾戴绿帽子一事，令中统成都调统室的赵伯谦和葛炳生非常生气。 于是，为了维护徐恩曾的形象，赵伯谦和葛炳生决定动手除掉李子友。 可没想到，这两个人还没动手，消息就传到了李子友的耳朵里，李子友本来就担心自己与王素卿的奸情败露，徐恩曾对自己痛下杀手，听到赵伯谦和葛炳生决定动手除掉自己的消息，更是胆战心惊。 想到中统势力巨大，逃是无路可逃的，李子友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戴笠！在李子友看来，能够救他一命的，只有军统局的戴老板了。 于是，他跑到军统局，把王素卿所犯下的一切罪行统统抖搂了出来。 戴笠听完李子友的陈述，戴笠给徐恩曾和王素卿列出了四大罪状：滥用职权、走私战略物资、纵容手下杀人、扰乱市场秩序。 翌日，戴笠带着写有这四大罪状的文件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蒋介石看完文件后大为光火，拍着桌子怒斥：“娘希匹，我看这个徐恩曾是不想活了！” 1945年1月30日，蒋发出手谕：撤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 徐恩曾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呕心沥血经营了数年的政途，就这样被一个女人毁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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