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苏州王鏊纪念馆

 苏州东山王鏊纪念馆

   王鏊（1450—1524）明代名臣，文学家，字济之，吴县（今苏州）人。成化十一年进士，授编修；弘治时历侍讲学士，充讲官，擢吏部右侍郎；正德初年升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宰相）。

我们在陆巷古村因“遂高堂”房屋正在翻修，没能进去参观，便循着指路牌去寻找“惠和堂”。“惠和堂”也在一条小巷子里，石库门旁边挂着一块小木牌，上
面写着“惠和堂”，下面注明“宰相府”。正要进去参观，忽然看见门前立有一块告示牌，写着“内部维修，游客止步，敬请谅解。”看到这块告示牌，犹如当头淋了一盆冷水。到陆巷古村来旅游多半还是冲着王鏊宰相府来的。再看，两扇大门敞开着，便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

走到院内才看清入口原来是边门。院内三间厅屋坐北朝南，中间一间是敞开式
门厅。内门楣上悬挂“王鏊纪念馆”匾额，门前立有一对盘石，那道门就是检票口。门厅两侧墙上挂有今人抄录的王鏊三篇诗文：《堑舟记》、《登莫釐峰记》和一首五言诗《登莫釐峰》。门厅里堆满杂物，一个中年男子坐在门厅休息。我粗略看完了三篇诗文，便问中年男子：“我们是从常州来的，可以让我们进去看看吗？”中年男子见我们都是老年人，便说：“好多东西还没布置好，简单看看
吧。”

谢过中年男子，便一脚跨进了屏门。当门有块木牌上写着《明代宰相王鏊纪念馆前言》内容是：王鏊，字济之，晚号拙叟，人称震泽先生。生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卒于嘉靖三年（1524年），享年74岁，谥文恪。王鏊由苏州东山一位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当朝宰相，后因朝政腐败，难以实现其远大抱负，便辞官归里。王鏊一生忧国忧民，高风亮节，受人尊敬。在位期间，不顾个人安危，与宦官刘瑾等邪恶势力抗争，力救一批朝廷重臣，功垂青史。王鏊才华横溢，文章议论明畅，被推为制艺之祖，“八股”之杜甫。晚年回归故居，纵情太湖，写出不少直抒胸怀的诗文，把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思想融化在青山绿水之中。王鏊伟大的人格魅力，以及文学艺术上的独到见解，深深地影响了苏州的一代文人。尤其晚年与唐寅、文征明、祝允明等吴中才子，诗酒往还，结为忘年之交。王鏊是苏州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是我们东山陆巷人的骄傲。以此纪念馆作为一份薄礼，献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愿王文恪公与洞庭湖山千古共存。

门厅后廊还挂有几块展板，上面写着“莫釐王氏历史”。莫釐王氏是明清以来苏州的世家大族。其上可追溯到南宋，南宋建炎初年，由汴（今开封）迁吴，定居洞庭东山。王鏊认为“王氏有二十一望，莫釐王氏究属何望，已无考。”故王鏊撰写《王氏家谱》时仅标莫釐王氏，不系郡望。据莫釐《王氏家谱》记载，一世祖：百三、百八；二世：千七将军。千七生子万六、万七、万八，亦称将军。莫釐王氏子孙在元代均未做官，数代经商，积资不菲，后一度中落，至元代后期，七世王彦祥，在陆家之西荒坡上斩草莽，披瓦砾，创家业，父子合力，刻苦经营，家业渐昌。后来，此地曾被称为王巷。王彦祥生有三子，在乡里颇有威望，长子王升，字惟善，为人忠厚，处事稳重，被称为“王佛子”，授长乐县主簿，有善政；三子王敏，字惟贞，浪迹江湖，深谙积善之术，江湖豪侠，人尊其为客师。他奉行“有所籍而致富，非善理财者也。无籍而财自阜，斯谓之善理财者也。”的观念。四子王逵，字惟道（王鏊祖父），以诗礼治家，有远见卓识，好学重礼，悉心培育子孙，教育后代，读书成才。惟道子王惋（1419—1503）字朝用，曾任襄阳府光化知县，成为实现惟道理想的第一人。从此，莫釐王氏家族步入书香门第，人才辈出，历数百年久盛不衰。莫釐王氏最有成就的是王鏊，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从王鏊起，明清两朝420余年，莫釐王氏先后出过11位进士，（其中状元一名、探花一名，武进士一名），并在学术上成就卓著，大家辈出。清代学者沈德潜说：“王氏自文恪以后，以解文世其家，三百年来吴中言文献者，必首洞庭王氏。”到了近代，莫釐王氏在科技、文化、教育界均有较高地位，著名教授有数十位，家族成员及姻亲中有院士七位。可以说，莫釐王氏是“武将出身，经商起家，科举显世”。

走过庭院就是“惠和堂”。硬山顶，马头墙，砖木结构，古朴典雅。堂上高悬
“惠和堂”匾额，柱联是“著述千篇遗后世，海内文章第一；辅佐三朝框社稷，山中宰相无双”。该联出自唐伯虎为王鏊写的一副墓门联“天下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

王鏊在朝为官的三十年，正是明朝走向衰落的阶段。皇帝昏庸，太监专权，大批忠臣被害。而王鏊性格刚直，遇到忠臣被害，敢于拼死相救。《明史·王鏊传》载，弘治初年，王鏊升为侍讲学士，充任讲官。宦官李广带着孝宗皇帝在西苑游玩，王鏊就讲周文王不敢纵情于游乐和田猎的事，经反复劝说，皇帝被他感动。讲完之后，皇帝对李广说：“讲官指的就是你们啊！”正德元年（1506年）四月，王鏊被起用为左侍郎，与韩文等恳求皇帝诛杀刘瑾等“八党”。没过多久，刘瑾执掌司礼（大太监），大学士刘健、谢迁相继辞去官职，内阁仅剩李东阳一人。刘瑾想引荐焦芳入阁，然而朝廷讨论举荐王鏊。刘瑾迫于公论压力，让王鏊保留原有官职兼任学士，与焦芳一起进入内阁。过了一个月，王鏊才晋升为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第二年，加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刘瑾惩处不同政见者手段十分残忍，他让尚宝卿、崔璿等三人颈上戴着重枷，折磨得几乎死去。王鏊愤怒地对刘瑾说：“士可杀，不可辱，今辱且杀之，吾尚何颜居此？”李东阳也出面营救，崔璿等人才得以被贬至边境。刘瑾十分痛恨尚书韩文，一心想杀掉他，又想找碴子来中伤刘健、谢迁。王鏊发现后极力营救，他们才得以免祸。有人在刘瑾面前说杨一清的坏话，说他修筑边境城墙耗费了钱财。王鏊争辩道：“杨一清为国家修筑边城，怎么能将功劳说成是犯罪呢？”刘瑾对刘大夏不满，将他逮捕到京城，想要以引发变乱的罪名处死他。王鏊争辩道：“岑猛（广西田州泗城地方官，他反叛时刘大夏奉命前去平息。刘大夏以情理劝说岑猛，没用一兵一卒平息了反叛）只不过拖延迁移没有行动罢了，没有反叛，怎么说是引发变乱呢？”明武宗时，朝廷大权掌握在刘瑾一人之手，王鏊一开始开诚布公地向他进言，有时还会接纳。而焦芳一味曲意迎合刘瑾，于是他愈加专横，祸及朝廷大臣。王鏊见不能挽救大局，便多次请求辞官。正德四年，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回到莫釐峰下闲居14年，朝廷大臣不停地举荐他，但他始终未再入朝为官。《明史》称赞道：王鏊持正不阿，奉身早退。此诚明去就之节，乌能委蛇俯仰以为容悦哉？

王鏊回到东山，“不治生产，惟看书著作为娱，旁无所好，兴致古澹，有悠然物外之趣，筑“颜乐堂”、“宜晚轩”，家富藏书，与唐寅、祝枝山、文徵明等诗文唱和，专心著述，有《震泽编》、《震泽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姑苏志》等传世。

惠和堂后面是一座走马楼，室内尚未布置好，仅在墙上挂了清末、民国时王氏
家族有成就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科技界精英的照片与简介。据说，那幢楼是王氏家族的住房兼读书处。

   走进后院，是刚刚整修一新的私家园林。亭台楼阁，假山池泉，绿荷垂柳，颇有意境，“寒碧亭”、“适从园”“湖光阁”等点辍其间，为游客增添不少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