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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宋以前的今遵义老城地的演变对于遵义老城的历史有一个误区，好像老城成为城镇起于南宋，这个结论已形成共识，但实际上比南宋要早。 据《遵义府志》载，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播州第十二代土杨轸把治地从白锦堡迁至穆家川(今遵义老城)，从此这里即为地方行政中枢，一直沿袭到本世纪初遵义市政府迁往九节滩，历时达800余年，可是800年前的老城又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可以借助相关的历史资料、考古发现，以及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得出老城基本的发展轮廓。 遵义老城及周边地区，有起伏逶迤的山峦和纵横交错的河流，在山峦与河流之间分布中一些高原坝子，仅老城附近5公里范围内就有白田坝(今新城)、汇川坝、干田坝、新舟坝、 鱼芽坝、沙坝、平庄坝、河溪坝、走马坝、土地坝、田家湾等十余个，河流除湘江、洛江、高坪河、栗溪等主干河流外，还有竹shu溪、磨刀溪、干溪河、虾子河等——些支流(这些坝子和河流，历史上可能称谓不一样，但它们是地球变迁的客观存在而亘古不变)。加之遵义的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少严寒，降雨丰富，河水终年不竭，所以极适应人类生产和生活。 中科院古人类研究所在老城北约6公里的高坪河畔一个名风帽山的山洞中(遵义啤酒厂上游约300米)，发现了古人类文化的遗迹，发掘出了豹、熊猫、剑齿虎等动物的化石，还有60余件石制工具，时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界将此定名为风帽山古文化遗址，此《遵义市志》有载。老城距风帽山古文化遗址的距离不远，可猎可渔，所以今遵义老城地应是远古人类的活动范围。到了农耕社会，老城的地理环境，应是一块风水宝地。这块位于湘江之滨的大坝子积土层厚，涝时水易退，旱时极易用水车提水排灌，很适合进行农业生产，还有老城周边的若干条件差不多的高原坝子，如星罗分布，这一片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可称得上是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也一定会形成农田村落。 如果以上仅是推测，可从遵义的建置沿革中得到求证。《尚书禹贡》将天下划为九州，遵义这一带属“梁州南徼”，为西南夷之须地，称bi国春秋战国时期遵义为秦楚争夺的菹围，秦统一中国后，遵义属蜀郡下辖之bi县，再历汉唐五代等有建置，经多次变化，今遵义出现过罗蒙、带水等若干称谓，那时的县治虽然不在今老城地，但《府志》古迹中载的废县址都在今老城附近数十公里的范围内。说明在春秋战国前今老城及周边地区就有人类居住，所以才有必要在此设立行政管理中枢。而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生活来源就是靠耕种的收获，老城及周边地区既然有这么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必然被人们所利用，人们在这里劳作生活而被政府纳入编伍，政府向他们征收徭役和赋税，互相之间形成生产关系。如果这里没有人的活动，在此设置行政管理机构便毫无意义。 唐末黔北地区称为播州，后来南诏之乱，使今老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笔者从遵义穆仕炳先生处复印来八部《穆氏家谱》，这八部家谱分别从分布在四川、贵州的穆氏分支中征集，成谱时间从清乾隆至上世纪末，跨度达300余年，里面有关对先祖的记载极为统一，其中也涉及到今遵义城区的一些痕迹。 史载唐僖宗年间，南诏国从今云南大理起兵攻入蜀地，今黔北地区亦陷于南诏。各部《穆氏家谱》中均载有唐乾符(僖宗年号)元年(874年)，唐朝朝廷派朝臣穆星民入播州平南诏，历时一年余，功业未成，战死于芦村(今习水县温水境内)。此载与《府志土官》杨端传基本相符(《府志》未提穆其人)。朝廷又派镇守江西播阳的穆星民之弟穆星天率兵三万，与杨端分二路进兵播州大获全胜，杨端因贪功欲占播州世袭之利，借为穆星天设庆功宴，在宴会上用毒酒杀害了穆星天，但此事被朝廷查觉，只好追认穆星天为国公，并赏以千户，子孙世袭其上，星天妻宋氏封一品夫人，星天子祯帝、怀帝、万帝乘权振业，策酬圣恩，建家庙于湘江畔之白田坝，置业常户，定居于此。 穆星天是否杨端所害已不可考，但穆氏管千户世袭定居白田坝应属实，今丁字口一带古称白田坝，此《府志》有载。另外，今红军长征时毛泽东、张闻天旧居那一带小地名叫穆家庙，沿用至今。而湘江流径遵义段过去称穆家川，数十年前还有穆家林、穆家山之称谓。遵义南门村村民组组长周代林说大跃进的时候，曾在红花岗山脊上同时拉出过穆家界和冉家界两块界碑，说明今老城地确在穆家分封的地盘内。当时的一千户，人口也不算少，靠搞农业今老城定容纳不下，所以穆家的封地还不止今新城和老城地，恐怕还要向东面和北面延伸，红花岗之西面和南面应是冉家的地盘。 在唐末穆家未入穆家川这一片以前，今老城地可认为是一片农田和散居农产，穆家入主穆家川以后，到南宋时今老城地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人口相对集中，而且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村集市，理由如下： （一）穆家管穆家川附近千户，从唐乾符三年至南宋淳熙三年计300余年时间，境内未发生过大的动乱，这一千户人家在这段时间人口应有所增长。人口的增加使人与人的社会交和商品交换加强，就必须有一个相对的并适应于当时规模的场所。 （二）据《市志》载大悲阁(今朝阳小学内)建于唐末，说明唐末佛教已在穆家川传播，而且有一定数量的信徒来接济烟火。 （三）查《府志》有关章节，仅发现南宋杨轸迁治穆家川后，杨及其后代只建了文庙(老文庙在府后山下)、普济桥(今存)、玄妙观(桃源山上)、万寿寺(小龙山上)、大报天正一宫(在碧云峰下)、玉皇观(今十一中内)等建筑，别无其他工程记载，说明城镇街坊现成。 （四）史料中记述南宋杨轸将治地迁往穆家川时，并无大规模建设和大量移民的记载，民间也无此传闻。故郑子尹将杨轸迁治比之为宋南渡之拓临安，建钱塘，我将杨轸迁治比之于仁怀治地从茅台迁往中枢，只是增加一些行政、市政设施而已。 二、杨轸迁治穆家川的原因及措施 杨轸将治驻地从白锦堡迁穆家川的原因。《府志》上记载很简单，只是说杨轸养了一只老虎，他常驾虎车出游，“尝病旧堡隘陋，乐堡北二十里穆家川山水之佳，徒治之。”旧堡即白锦堡，郑子尹考证为今南白镇，亦有人考证为南关镇杨家屋基或深溪镇皇坟嘴，无论旧堡于何处，“隘陋”属实。“穆家山水之佳”一语，笔者认为不仅仅是因为穆家川的山水风景美丽，杨轸是一位很有学养和政治头脑的世袭土官，对于迁治这样一件大事，决不因风景好就草率从事，除了风景，其中还有一些重要因素。 （一）风水因素 南宋时播州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已经相当深入，《府志土官》载，杨轸的父亲杨选喜欢读四书五经，而且广交文人，说明他已把儒学作为管理播州的治世之学。“周易”为儒家经典之一，是当时文人的必修课，杨轸对迁治这样的大事，应以易卜于前。依据是从《府志府署》中可见蛛丝马迹。“形家谓襟带山水，巨丽称雄。”形家就是民间所谓的风水先生。《府志山川》关于锦屏山条目(锦屏山迁治后改名府后山至今)，原文是“茂林修竹，巍峨耸立，气象端严。”对衙门后山峦以“气象端严”来说明，确系风水所得，观气脉风水来选首脑机关，把政权世世代代传下去，对当时的杨轸来说是完全可能并必须考虑的。 （二）政治因素 谭其骧在《播州杨保考》一文中，对播州有一段记述“虽版籍于职方，专制千里，自相君臣，兵役之事，不关枢密，赋税之事，不上户部，实为一独立政权。”杨轸作为世袭土酋，管理着今黔北及周边广大地区，为加强对辖区的统治，当首先控制富庶的地域。老城位于今遵义县的中部，又处于交通要道之上，周边农业经济相对发达，北迁后，不仅可以有效地控制今遵义县境，同时也能进一步发挥对今绥阳、湄潭、仁怀、桐梓等地的掌控机制。 南宋时播州土司己成为全国四大土司之一，控制着辽阔广大的一片地方，就应该有一个与之相应的首府，杨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以极大的气魄迁治，穆家川成为播州杨氏世袭统治的行政中枢后，一定较以前更具规模，更为雄伟壮观，更有利于政权机器的运转，对所辖区域内的分治地更有权威性，对外也可展示杨氏自治政权的实力，这是一般人都能考虑到的常理。 （三）军事因素 沙溪是播州与水西世袭政权的分界地，位于今老城地西南面，今属毕节地区金沙县境，杨轸将治地北迁后，加长了与水西方面的距离，减少了来自水西方面的威胁。另外，今老城地三面环山，一面濒水，即西为府后山，北为小龙山，南为红花岗，东为湘江，老城恰处在一个四面都有天然屏蔽障的中心位置，这样的地形易守难攻(后来为加强防卸，遵义的城墙就是依三山傍湘江而建的)。在土官统治时期，务必把首脑机关选择在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老城地因为有这样的条件而被杨轸所相中，当然是从安全角度考虑。 杨轸迁治穆家川的困难，是此处已在唐末成为穆氏封地，而两姓祖先均是平南诏同时来的有功之臣，他们的后代已和平共处了300余年，那么杨轸用的什么办法来解决因迁治而产生的两姓矛盾呢? 杨氏当时已“专制千里”，要把辖区内的穆家川定为首府，就像今天政府征地搞一项政府工程，穆家应该服从大局于以支持，同时杨轸也应对穆家作好妥善的安置。传说中说杨轸迁治为取得穆家川这块地盘，采取了对穆氏绝灭人性的野蛮屠杀，这个传闻是不可信的，这可从史籍中得到答案。 杨轸是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仁厚之人。《府志土官》载：“(杨选)生十有三子，唯轸、轼最良。”“轸字德舆，美髯长身，状貌魁伟，刚果勇决，人服共能。“轸初无子，鞠轼子为后，晚生三子，以粲贤，遂不易初议。”从这几段文字可窥杨轸的才能、品性，尤其是他选择他弟弟杨轼的儿子杨粲做接班人，可谓高瞻远瞩，洞察深远。杨粲后来也未负伯父所望，修文强兵，大展宏图，将播州推向了强盛时期。试想杨轸这样一位贤明厚德的人，他绝不会干伤天害理的事，更不会野蛮到毫无人性的地步。 如仅是推理，这件事还可从《穆氏家谱》中找到证据。八部《穆氏家谱》中均未提到从穆家川迁走是因政治压力所致，更无野蛮屠杀的记载。只有“由遵义府白田坝后迁桐梓小水田”句，迁非逃，近似于现代的拆迁、搬迁。以后穆家亦未受到杨家迫害，互相和平相处，而且从桐梓小水田分往米山定居的一支穆姓，家谱中还记载了他们老祖先穆照(字古松)因参加了杨应龙的叛乱，在兰木洞被官军斩杀的事。 综上所述，杨轸迁治穆家川是从全盘来考虑，有计划有步骤地顺利完成了迁治这项重大工程，对于辖区内穆家川的住户搬迁，也按合理的补偿方式解决，并未发生过暴力冲突事件。这次南宋杨轸迁治的顺利实施，是遵义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三、老城建治后的发展和演变 老城这片地域从现宋杨轸迁治至今，地域大小是固定不变的，即在三山一水包围的一块坝子，即从碧云路口沿磨刀溪至府后山，又沿府后山向北到大龙山下，又从大龙山麓顺湘江到碧云路口，老城城墙亦基本按此走向筑成。 老城从南宋淳熙三年起，成为古播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三个中心的情况也不断发生变化，因此，老城在不同时期应有不同的定位。 （一）政治中心的变化 播州土司统治时期地域广阔，除今遵义市境，管辖范围达今川南和今黔西南部份地区。明万历28年(1600年)平播“改土归流”后，把播州划为遵义，平越二府，老城仍是遵义府、县治地，管辖4县1州，相当于今遵义市管辖范围。府县两级的行政、军事、司法、治安、税收等机关均设在今老城，从明万历以来设治至民国年间，基本上保持着这种两级权力机构同驻老城的格局。解放后，遵义地、市(今红花岗区人)、县的治所多有变更，但遵义地区(市)的党、政、军机均设于老城。直到本世纪初，为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遵义市的四大班子相继迁往开发区，老城才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功能，历时达800余年。 （二）经济中心地位的变化 从南宋以来，今老城地既为首府机关所在地，在城镇建设 和对外吸引方面均处于首要地位，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虽然商品经济落后，但今老城仍不失为黔北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贵州省档案馆存有一份民国初的遵义城图，上面还标有洗马滩、马草街(今十一中前)，轿子街等一些地名，证明在封建社会来往于老城的富人商贾不乏。 清乾隆年间，山东人陈玉殿任遵义知府，他从家乡引进蚕种，缫丝和织绸技术，并迅速在遵义府境内推广成功，使黔北地区的丝绸业崛起而享誉全国，各地商人纷至踏来，老城容纳不下而向新城转移，在丁字口一带形成新的贸易集市，相应的配套设施随之出现，乃新城之发端。从此，遵义城区自然划分为新城为商业区，老城为政治、文化区。 上世纪30年代川黔公路修通后，这种格局更为显著，老城不通汽车显得悠闲宁静，而新城则是商业活跃区域，抗日战争时期，遵义人口聚增，而大商号、金号、银行、客运货栈、工厂作坊均集中于新城，而老城仅有一些小日用白货店、饮食店之类。尽管解放后老城街道扩建，可通汽车，但旧的格局依然未得到改善，仍未形成特点和规模。直到上世纪末期，政府对城区建设实施了宏观规划，根据老城的特点和发展定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才改变了旧的格局，其措施主要有： （1）拆除旧城街坊建筑，对旧城进行彻底改造： （2）恢复杨柳街旧貌，建设成以红军长征时期为主题的旅游景点，使纪念地聚集为一条具有特色的街道上； （3）市级党政机关相继外迁九节滩，将原机关占地投入商业性开发； （4）打通老城北向通道，扩建高九路、洗马路，新建高桥入遵崇高速公路岔口； （5）建成以步行街、纪念广场等集商业和休闲于一体配套服务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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