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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何走上经方原方之路的

 chnydy 2016-04-24

导读:李宇铭博士是行医的香港人,坚持传统中医,分清中西医学,独尊仲景学说,临床只用经方。

在我读本科的时候,主讲《伤寒论》课程的老师李致重教授,他认为汉代剂量的折算方式是以《伤寒论》六版教材为依据,柯雪帆教授提出一两等于15.625g的考证最为合理。后来我也看过一些相关资料,认为这一考证可信,可是又出现另一种矛盾:为何临床上没有看到有中医大夫这样用方?甚至也没有听到过很多经方家、伤寒家这样用方,也没有看到过有多少这样的病例是按照这种方法。

既然出现了“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又没有老师能够给我完满的答复,于是,我决定做一种实验,就是自己亲尝这种方药剂量,看看这种折算方法是否合理。最开始的时候,是自己感冒了,就开出一个桂枝汤原方,原方是“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生姜三两、炙甘草二两、大枣十二枚”,大概是按照原方的煎服方法,7碗水煎剩3碗水(汉代一升等于200ml,约等于一碗的容量),一天分三次服。甚至连方后注的医嘱也尽力遵照,喝药后啜热粥、盖被子取微汗。

伤寒界里有一本名著叫《经方实验录》,因此,我这一种“实验”,初时同学们都戏言是“惊慌实验录”!坦言,一开始用这种剂量来“自疗”,心里是不踏实的,但到后来,自己尝试多了,发现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疗效迅速显著,往往一两剂药就好了,这也增强了我对经方的使用信心。再后来,当自己的亲友生病时,我也敢用这种方法处方用药,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只要辨证准确,肯定是那一种方证,开上原方自然效如桴鼓。

由于经方的原方剂量看似较大,到药店抓药时常出现困难,会让抓药的人说三道四,甚至不敢给你抓。面对这种现象虽感无奈,但也明白这是正常现象,药店的人对患者负责,应该对不常见的药方警惕。有时候,为了避免问题发生,我会用一种折衷的方式,例如将上述的桂枝汤分成三剂药来开,即是“桂枝15g,赤芍g,生姜15g,炙甘草10g,大枣4枚”,回家后自己将三剂药放在一起熬,实际结果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一剂的剂量不算大,只是一天多服几剂而已。当这种原方剂量的处方开多了,某些药店也熟悉了我这种做法,见怪不怪了,甚至有亲戚朋友听抓药的人说:“这位医师肯定是来自北方的大夫,药味数这么少,而且这么大量,已经很少有这样高水平的医师了。

2010年我使用经方有了一次飞跃。我与香港医师好友组织了一个慈善组织叫“全仁中医”,在奇妙的机缘下,我们能够到菲律宾一处偏远农村进行中医的义诊服务。在2010年的8月、9月,我到了当地进行四周时间的义诊,我们还刻意从中国内陆购买了中药饮片,运送到当地去,大约七十多种中药,全都是经方最常用的药物。在贫困地区,资源不足,买药困难,而经方味数少,对于义诊服务尤其合适。另一方面,只准备这些药物,亦逼迫我们临床只能使用经方,对于年轻中医师来说是一种锻炼提升。因药物来源由我们掌控,确保了药物的质量,我处方时十分放心。

在菲律宾义诊的过程中,我坚持使用原方以及原方剂量。假若病情较轻能够使用针灸治愈则不开中药;假若针灸难以解决问题,则全部让我来开经方治疗。

要强调,我当时坚持一种做法:所有需要开出中药处方的患者,均开出经方原方原剂量,且不会随便加减。以前不少中医认为“古方不能今用”,以为经方药味数少,不能适合现代临床的复杂病情,因此需要“灵活加减”。我对于这种看法不敢苟同,道理很简单,张仲景的时代,同样面对着复杂的病情,谁可以证明现代必然比过去的病情复杂?只是张仲景在治病的时候,面对复杂的病情,未必一次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分清轻重缓急,集中击破一点,核心病机解决了,多种问题迎刃而解。

在菲律宾“密集”使用经方,我感受到经方的威力,每每是“一剂知,两剂已”。即使很多严重的疾病、慢性顽固病症,使用经方同样可以获得速效,这是多么振奋人心!因此,在2011年,我又到菲律宾去义诊五周时间,再次实践使用经方原方,又一次获得同样的效果,这使我坚信经方原方原剂量可以用于现代临床,也为我使用经方原剂量打下重要基础。

(尊重原创:本文节选自李宇铭博士《原剂量经方治验录》自序,文字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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