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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文化讯（徐鹏远报道）“世界上到目前为止，把托尔斯泰所有的小说从俄语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的，一个人也没有，除了草婴，他是独一无二的。”曹元勇说。 2015年10月24日，草婴在上海去世，享年93岁。 草婴生前以一己之力翻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上海文艺出版社曾于2004年出版这套全集。曹元勇作为当年此书的主要编辑者，见证了草婴工作时的严谨与投入，“确定选择，认真感受，逐字翻译，反复校对，对比译本，最终校样”，曹元勇说，这六道翻译工序，注定了草婴的译本独一无二。 在与凤凰网文化的对话中，现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曹元勇回忆了与草婴先生的交往过程，以及生命中最后的一段岁月。在他眼中，草婴为人温和、低调、充满知识分子式的社会关怀，“这可能跟他翻译那么多俄语文学这种胸怀是有关系的，他不是一个很激烈的人。” 草婴先生在世时，曹元勇时常登门拜访，发现老先生家最好的房间竟是书房，里面放满了俄文版和关于托尔斯泰的书，以及各种工具书和手稿。家里充满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氛围，既简朴又有书香气。“每次到他们家去，老太太老先生都非常的客气，还会亲自倒茶，让你感觉自己原来不懂，没有什么修养，就会学到很多东西。” 先生生病以后，来往就少了，“我最后一次去看他，就看见他夫人跟他讲说是曹元勇来了，来看你了，他也就眼睛眼皮那么翘动了两下，基本上就是说没有什么反应了。”尽管如此，当去世的消息传来，曹元勇还是觉得突然。 翻译是艰苦的事业，对于一位在寂寞中坚守的翻译家，曹元勇坚持按照作家版税标准支付翻译版税。他说，好的翻译家，翻译一本书跟一个好的作家写一本书付出的心血是一样的。 如今先生仙逝，曹元勇感慨道，草婴先生为翻译界留下了一个背影。在痛惜之余，他也对文学翻译的现状感到忧虑，“图书出版翻译越来越商业化这样一个背景下，还是值得我们真的好好想想，做文化、做翻译到底价值在哪儿，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近年都靠药物维持生命 凤凰网文化：您知道草婴先生是患的什么疾病，以至于最后医治无效？ 曹元勇：这个他应该说是具体什么病我也说不上来，但是他实际上是最近几年，这两年基本上是以靠药物来维持生命的，他不能说话，有时候能听到很熟的人有听觉，一般情况下基本上就是没什么反应，他是实际上有点在维持，我最后一次去看他，就看见他夫人跟他讲说是曹元勇来了，来看你了，他也就眼睛眼皮那么翘动了两下，基本上就是说没有什么反应了。 凤凰网文化：就在最后一次看他之前，您看过他几次？那时候他还能比如说跟您聊天怎么样的。 曹元勇：不能，其实因为他嘴和眼睛，眼睛基本上张不开了，看不到，嘴巴也不会说，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了。以前能交流的时候，基本上还能看看家的时候，这个状态家里比如说会坐下来聊聊，谈一些事情之类的，之后进了医院他很快变得状态不行了。前两年还可以，但是就是最近我印象应该最近两年，不能交流了。 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 充满社会关怀 凤凰网文化：在先生还健康的时候，您和他的交往，您怎么样评价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您和他交谈当中他最喜欢聊的，或者说他平时最关注的都是些什么？ 曹元勇：草婴先生应该说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沉闷的，相貌也比较瘦小，比较温和。过去能交流的时候，思路也非常的清晰。因为希望你知道他是花了那么多心血来翻译托尔斯泰全集，那么这个时候基本上你面对他，因为我们属于晚辈，总是对他很尊敬，令人肃然起敬的一个人。在交流谈话当中，我觉得草婴先生还是有不少想法的，有很多思想，这个思想就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他们那种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这个是他们念念不忘的。他不会说我是一个和社会毫无关系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整个社会问题非常关注。 草婴先生关注社会的同时，他也不像一些从文革过来曾经受过迫害这些知识分子，讲起一切来就全盘否定，他对好多事情他要一分为二地去分析，一看到它不好的一面或者好的一面，也要想它的另一面。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想法、思想、思考问题方式等等各方面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人。 这个可能跟他翻译那么多俄语文学这种胸怀是有关系的，他不是一个很激烈的人，有的人面对一个社会问题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激烈，草婴先生不是一个很激烈的人。当然更多的还是谈翻译，谈一些翻译的问题。过去我们还曾经想让他来编译一本《托尔斯泰的画传》，当然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后来身体不好没有进行下去，但是草婴做事非常认真，当时他托了他的朋友从俄罗斯带回来好几本画册，而且图片都选好了，但是最后这个工作没有完成。 读草婴译文就像读托尔斯泰原文 凤凰网文化：您说先生翻译非常地勤勉，那我就想知道大概是从什么时候他才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得已停笔了？ 曹元勇：他其实翻译的主要翻译工作就是把托尔斯泰十二卷小说，所有的小说翻译完之后，他的翻译工作基本上就是停止了。我刚才讲画册是当年2004年我这边要给他出他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出了之后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再编一本他的画传，那么我们配合向读者推广，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他为什么当时很认真的做那件事？也是因为他终于又有了一件事情可以做，因为对他来说，把托尔斯泰所有的小说翻译完，这就像一个人把人生的大事处理完了一样。 记者：我知道先生的很多译本是在上海文艺出的。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文译本有很多版本，不只是草婴先生译的。让您来评价的话，他在众多的托尔斯泰译本当中，他的独特性在哪儿？草婴先生翻译的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曹元勇：首先草婴先生是我认为他的翻译是永远无法取代的，就是说他的价值是永恒的，我当然不能讲说，他的翻译远远高于别人，这种话不能那么讲。他的了不起的地方，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他是第一个用俄语直接翻译托尔斯泰大量作品的人。世界上到目前为止，把托尔斯泰所有的小说从俄语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的，一个人也没有，除了草婴，他是独一无二的。 另外一个就是草婴因为他的翻译，他是一个工作非常严谨和投入的一个人，他在翻译托尔斯泰的过程当中，比如他工作的程序，做翻译的程序他有六道程序。这个就是其他的翻译家我估计很少有人做到的，能做到其中三个程序就很了不起了。什么叫六个程序呢？第一他要选择，他要想我的语言和原文的语言能不能在风格上对得上，第二就是是不是他最喜欢，他认为非常重要，也自己能胜任这个翻译工作，他这样就选定了，比如选定翻译托尔斯泰。 然后他就开始认真的工作，比如说按照他的程序，他认真的把书里面，比如《安娜·卡列尼娜》他把这些人物的情感、性格、语言，每一个细枝末节先认真的感受一遍。第三个层次用他的话就是句对句，字对字的要翻译，就是忠实的翻译。第四点，他就要抛开这一切，再校对一遍，第五点就是抛开原文再通读一遍汉语译本。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他是一定要校样，听听出版社编辑的意见，然后他再做最后一次所谓的定。所以，任何一份工作你投入的心血和你最后的成果是成正比的。所以草婴的翻译，我个人认为虽然很多网上也有人批他平淡如水之类的，你要想读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就像冯骥才讲的，你仿佛就在读托尔斯泰原文一样，你忘了这是翻译，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他把家里最好的房间当作书房 凤凰网文化：那我们通过资料都了解了，就是草婴先生这么多年从事翻译，实际上草婴先生并不算是一个我们那种层面意义的职业翻译家，就是他一直是靠稿费生活，而且很多东西都是因为自己的热情投入到翻译事业当中。我不知道我们上海文艺在引进先生译本的时候，在稿酬上面会怎样给先生一样答复，就是先生这么多年，应该说算是不是那么富裕地在一直从事这门伟大的事业，先生日常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曹元勇：应该这么讲，在我跟草婴先生联系的时候，当时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好的翻译家，翻译一本书跟一个好的作家写一本书付出的心血是一样的，至少是不相上下的。我当时心想作家能够拿版税，在中国翻译家为什么就不能拿版税？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按照当时算是比较高的版税，和作家一样我付他版税，然后这样意味着书你只要印得多，卖得多，草婴先生就拿到他本人所得。之前的话他的书基本上千字稿酬，一千字多少钱，那么基本上说最多再付一点印书稿酬，我们知道实际上是很低的，那么其实他们过去有愿望就是说能够付他版税。当然在中国你想这个事情总有一个过程，我大概2003年做他编辑的，我的想法是我一定要付你版税，这个他是很愉快的，我们也做过精装版，包括他翻译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都出过。 他的生活状况，我觉得草婴先生家里边就是说整个的布局应该说最好的房间，有阳台的，那就是他的书房。书房里全是俄文版或者各种关于托尔斯泰的一些书，或者他自己翻译的各种版本，从五十年代一直到现在的。还有就是各种的用工具书，但他还有很多手稿。我在家也看过很多手稿，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家里整个的生活就是我们很多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那种又简朴又充满了书香气息这样的家。每次到他们家去老太太老先生都非常的客气，还会亲自倒茶，让你感觉自己原来不懂，没有什么修养，就会学到很多东西，过去的交往也都一直很愉快。现在老先生突然去世，毫无疑问心里头很伤感吧，毕竟图书出版翻译越来越商业化这样一个背景下，草婴先生这样一个人留了一个背影，还是值得我们真的好好想想，做文化、做翻译到底价值在哪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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