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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 亚 巴基斯坦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小组
中国下一个“屠呦呦”在哪里？为了增加诺贝尔奖这样的世界级大奖的获奖人数，我国在人才培养中应该注重哪些方面？ 研究小组选取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以下简称诺奖）这一方向，以所有诺奖得主（1901-2015年，共199人）为研究对象，从家庭重视教育程度、社会影响因素、影响人物、工作机构、机构变动、国籍变动等6个维度出发，探求对诺奖获得者产生影响的关键背景因素。
（一）知识分子家庭更易诞生诺奖得主 家庭背景对物理学者的成长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家庭教育环境较好的学者更易获得诺奖。知识分子家庭更重视孩子的教育，有着良好的教育氛围。相比普通家庭，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学者在成长环境中接触到的资源更为丰富，所以更易取得成就。 统计显示，诺奖得主来自普通家庭的人数最多，其次是知识分子家庭。研究小组认为，虽然家庭重视教育程度对个人学术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起决定作用，即使出身普通家庭，也无须觉得输在起跑线。 此外，研究小组还研究了两个不同时间段（1901-1949年、1950-2015年）家庭重视教育程度对诺奖获得情况的影响。可以看出，在1950年以后，来自普通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的诺奖得主比例明显增加，来自商人家庭的诺奖得主比例下降。这表明，在生存和学习条件得到保障之后，家庭贫富差距对诺奖获得与否的影响就不再明显了。
（二）社会变革对物理学者的研究工作影响不大 社会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社会政策方面。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有不同的教育政策。在平稳发展时期，国家会加大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一些有利于教育发展的政策随之颁布。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教育在国家发展的优先级上并不靠前，利于教育的一些政策也会减少，但是国家之间可能产生科技竞赛，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核武器与密码学飞速发展。 研究小组统计了物理学者们经历过的历次重大社会变革。研究表明：社会政策对诺奖获得情况的影响有限。 据统计，大部分（约3/4）诺奖得主在研究过程中没有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小部分(约1/4)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较大。其中，受影响者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躲避法西斯，一些学者迁移到美国，在斯坦福、哈佛大学等著名高校任职，继续之前的研究；也有一些受到二战影响，加入了曼哈顿计划研究核物理。中国物理学者绝大多数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重大社会变革。然而，学者们凭借他们对科学的热爱和钻研精神，始终坚持进行研究，克服了社会因素的影响。
（三）诺奖老师容易带出诺奖学生 研究表明：在学者们成长学习的各个阶段，同学、同事、老师、甚至一本书都会对他们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统计数据显示，有一半诺奖得主都受到过人物或书籍的正面影响。其中，绝大部分受到过老师和同事的影响，有的是启蒙老师使他对物理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有的是高中或者大学时受到老师的指点，有的是在科研工作中受到了导师或同事的巨大帮助。此外，如果导师是诺奖得主，那么学生获奖的几率很大，193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费米就先后培养出6位诺奖得主:塞格雷、钱伯林、李政道、杨振宁、贝蒂和布洛克。 相对诺奖得主，国内物理学者受到导师、同事的指导或帮助较少，也几乎没有与诺奖得主合作过，也就是说，缺乏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另外，国内物理学者和诺奖得主的研究生涯有一个很大的差异：诺奖得主大多数始终潜心研究，把全部时间精力都投入到科研中。而部分中国著名学者则同时承担着国家的行政管理职务，以至于无法全心投入科研。
（四）科研机构声誉越高，越易诞生诺奖得主 研究表明:学者所在研究机构的研究氛围越浓、历年出过的优秀物理学家越多、各种设备条件越优越，其获得诺奖的概率越大。 研究小组收集了诺奖得主在获奖前工作过的所有机构的信息，列出了待过最多诺奖得主的TOP10机构。 表中数据显示，诺奖得主所待过的机构主要是世界顶尖高校、研究所，70%的机构均为美国机构，其余为欧洲机构。其中，排名前二的机构获奖人次远远多于其余机构，即有相当一部分诺奖得主曾在贝尔实验室与剑桥大学进行学习、研究。这些机构提供了一流的教学质量和浓厚的学术氛围,有利于科研工作的进行。另外，跨学科的横向交流也更易展开，诺奖史上的一些学科交叉的创造便归功于此。 国内著名物理学者主要毕业于清华、北大、中科大等高校，工作机构也集中在中科院、清华、北大等。这些学校与世界顶尖学校相比，科研氛围和实力均有一定差距。世界顶尖高校的主要学科专家群体，大多是由若干核心科学家(常常是诺奖获得者)和一群活跃的学者组成，典型的如卢瑟福学派、玻尔学派、费米学派等。国内一流大学可加强与世界顶尖大学的合作，开展更多的交流、双学位项目，让学生感受更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当代科学界的“巨人”进行更多交流，促进科学灵感的迸发。
（五）工作机构变动能起到积极作用，最佳变动次数为3-4次 学者们的工作机构往往不是固定的，可能会去一个新的学校求学，在新的学校任职，转移到新的研究所做研究等等。机构变动会对诺奖的获得产生什么影响呢？研究小组通过统计每位诺奖得主曾经学习、工作的机构数量，探讨了机构变动频数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间的联系。 数据显示，绝大部分诺奖得主曾经在不止一个科研机构学习、工作，大部分诺奖得主的机构变动次数是3-4次，极少数获奖者的机构变动次数达到13次，另有一小部分获奖者从未变更过机构。 不过，辗转经历的机构、高校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研究工作通常要求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保证研究的连贯性。如果经常变动研究机构，会影响科研成果的发现。因此，科研人员需要一定次数的机构交流、变更经历，但是变动次数并不是越多越好，3-4次为佳。
（六）双重、多重国籍成为诺奖趋势 据统计，诺奖得主中有29位发生过国籍变动。德国学者的国籍变动最多，其次是波兰。参考变动年份，国籍变动时间基本集中在二战前后，研究小组推测战乱是促使他们变更国籍的主要原因。 另外，在有国籍变动的获奖者中，70%加入了美国国籍。其中，1936年后变更国籍的21人有18人加入了美国国籍。这表明，二战前后由于欧洲动荡的局势和美国开放的环境，世界的学术中心渐渐由欧洲向美洲转移。 自190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布以来，先后有5位华人曾获此殊荣，他们分别是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崔琦和高锟。其中杨振宁和李政道是以中华民国公民的身份去的美国，在获得诺奖时还未加入美国国籍，但由于政策原因，只能称他们为美籍华裔科学家。至此，中国公民在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史册上还是一片空白。 此外研究小组发现，2003年3位诺奖得主中，有两位具有双重国籍，他们的荣耀分别被俄美和英美共同分享。目前全世界已有70多个国家承认或接受双国籍，而中国的《国籍法》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有双重国籍”、“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实际上，很多发达国家的尖端科技项目不允许外国人参加，只有加入外籍才能进入项目核心研究高端技术，而已经加入外籍的高级人才，因失去了原国籍的身份和民族认同感，很难会回到祖国工作。所以，大多数国家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承认双重或多重国籍。 近年来，一直有华人群体通过各种渠道呼吁修改我国国籍法，承认双重国籍，目前已经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如今国际人才竞争激烈，承认双重或多重国籍，能够吸引愿意为中国作贡献但不愿放弃海外身份的高端人才，这在科技和经济上都对中国的发展非常有利。 研究小组发现学者的背景因素确实影响着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情况，国内外存在显著差异。目前我国硕士扩招，高学历人才的社会比重越来越高。国家留学基金委等有关组织鼓励支持优秀人才去国外著名大学留学镀金，同时有积极政策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发展，国内一些大学也积极吸引诺奖得主成为学校的客座教授。这些因素的改进让研究小组看到了希望。面对差异，怎样将政策落到实处，怎样塑造个人精神品质，怎样做好家庭教育引导和学业指导，对培养高端人才至关重要。■
（本文由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科系2015级硕士研究生撰写，小组成员包括黄妍、郝欣宇、潘聪聪、朱林源、胡萌萌、张文慧、周璇、刘锦锦、张文哲。指导教师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强。田春玲编辑，工作邮箱：tiancl@thepaper.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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