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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总督陈奇瑜墓位于山西保德县黄河岸边的林家沟村西。据有关资料介绍，这里实际上也是陈氏家族墓，八十年代中期还有碑，有石像生，有石质门楼等。然而我们到了山上一看，早已是一片平地，没有任何地面建筑。若不是在地头坝阶子上发现了带有“陈奇瑜”字样的残碑块，根本就无法确定这里就是陈奇瑜墓。其实，尽管如此，这种结果也是我意料之中的，能见到“陈奇瑜”这三个字已经让我感到很满足了，何况坝阶子上还有很多石刻残件。
考察完陈奇瑜墓，我们继续向县城走，来到了城内村，这里有一座五省总督坊和陈烈女祠。祠和坊都是清代建筑，由陈奇瑜孙陈大谟于康熙年间重建。陈烈女祠是为陈奇瑜的一个16岁未出嫁的妹妹而建的。她为拒绝嫁给一个她不愿嫁的人自缢而亡。非常巧的是在陈烈女祠门口，我们看到了一块同治年间的陈奇瑜碑。
崇祯六年九月，西北流寇，即所谓的民军，被官军合围在河北武安。崇祯十七年剿匪历程中，有几次可以全歼的机会，这次是第一次。但就在这关键的时候，猛人曹文诏被调离，改任大同总兵，这直接导致流寇诈降成功，合围失败。崇祯皇帝这“自毁长城”的决定实际上也是出于拆东墙补西墙的无奈，因为这时大同告急，皇太极正带领十几万清兵寇边。流寇借机冲出合围，如决堤之水四处蔓延，局势几乎失控。在这种情势下，崇祯皇帝只好使出狠招，决定设立一个明朝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官职，这个职位叫做五省总督，管辖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和四川五省。之前明朝最大的地方官是辽东总督袁崇焕，管辖五个地区，而这个新的官职管辖五个省。按当时的情况，最有资格出任这一职务的有两个人选，即第一猛人洪承畴和第二猛人曹文诏。然而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崇祯指定的这个人叫陈奇瑜。
陈奇瑜，字玉铉，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都察院御史，给事中，后外放陕西，任右参政，当时的左参政是第一猛人洪承畴。从资历上讲，陈奇瑜和洪承畴差不太多，从战绩上讲，基本没法与曹文诏比。但陈奇瑜绝非等闲之辈，他最大的特点是善于统筹，组织和策划的能力极强。早在崇祯五年，他任延绥巡抚时，西北流寇大多被洪承畴赶到了外省，依然在陕活动的都集中在陈奇瑜的辖区，有三万多人，而他手下只有两千多人。但一年以后，居然没了，全都肃清了，于是陈奇瑜也就一时名噪关陕。五省总督这个职位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善于全面统筹，全面组织，全面策划的人，崇祯皇帝或许正是看中了陈奇瑜的这个特点。
然而陈奇瑜毕竟只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这是《明朝那些事儿》给他下的结论。也就是说他虽然有些猛，但还算不上真正的猛人，这是因为陈奇瑜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谋划有余，决断不足。他就任之后的四个月内，打了二十几仗，都胜了，可谓良好的开端。之后在他的运筹之下，官军又把流寇主力围堵在陕西南部一个叫车厢峡的地方，据称里面就有李自成和张献忠之流。全歼流寇的机会又一次出现了，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就在这绝望之际，流寇的各路头领又使出了他们屡试不爽的伎俩，诈降。他们赶紧凑钱，想收买陈奇瑜，但被拒绝了。陈奇瑜没有接受贿赂，也没有接受投降，但他手下的人收了钱，整天在他面前游说，陈奇瑜有些犹豫不决了，最后没有坚持住，终于同意受降，大错就此铸成！受降的具体手续是怎么办的不清楚，对处理俘虏的方式却是非常可笑，一百个降军由一个官军监督，一比一百地走出车厢峡，诈降老手张献忠非常配合，一出车厢峡，连安抚金都不拿就又反了。流寇四散而去，煮熟的鸭子飞了！陈奇瑜功亏一篑，后悔是没用的，只好下课，被谪广西戍边。这事儿要是搁在洪承畴身上，估计历史就会被改变了，因为洪承畴的突出优点就是杀降。但历史就是历史，没有“要是”，更不能“估计”。
这应该是一只石羊。
这像是个石狮。
陈烈女祠
这应该就是五省总督坊，上面的字已被涂抹。
烈女祠门口的陈奇瑜碑
黄河岸边的故城村有陈奇瑜赋闲在家时修建的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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