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起义是如何发生并且壮大的？崇祯皇帝是背后重要的推手

众所周知，大明王朝是在满清政权与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之下而逐步走向瓦解崩溃的。那么，明末为什么会爆发农民大起义？农民起义军是如何与明王朝对抗的？下面就给大家讲述一下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生与发展，介绍一下农民起义早期的经过。

（一）

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于陕西，陕西的农民是起义的主力。

陕西本来就不是什么富庶的地方，天启末年，这里连遭旱灾，颗粒无收，贫民百姓啼饥号寒、饿殍遍野。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按理应该停收赋税，并且赈济灾民。但是，由于官僚机构的繁琐程序，导致免征赋税的政令迟迟不能下达。地方官员依然向农民们追索包括“辽饷”在内的苛捐杂税。如此一来，广大农民走投无路，除了铤而走险已经别无选择了。

天启七年，陕西澄城县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知县张斗耀依然催逼赋税，对于无力缴纳的百姓残酷地加以杖责，很多无辜百姓惨死在杖下。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终于被逼反了。

当年二月，有个叫王二的人，聚集了几百名走投无路的百姓来到了山上。大家都用墨把面孔涂黑，王二对大家说：“谁敢和我去杀张知县？”大家纷纷高喊：“我敢！”于是，王二领着穷苦弟兄们冲进了县城，来到县衙，一刀杀了虐民酷吏张斗耀，然后，大家再次上山，从此落草为寇。

王二领导的起义犹如一颗火星从天而降，瞬间就点燃了遍布干柴的三秦大地。

接下来，王嘉胤、高迎祥、点灯子、不沾泥、神一元等等都分别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揭竿而起，领着穷苦百姓杀官夺粮、扯旗造反。

崇祯二年，清军首次入塞，崇祯皇帝手忙脚乱地调集各地兵马勤王。陕西的边军也奉命来到了北京。但是，由于朝廷组织混乱，陕西边军竟然一连多日连饭都吃不上，而且拖欠的饷银也不能及时下发。士兵们气愤之下，发动了兵变。

兵变后的士兵们回到了家乡，由于畏惧官府捉拿，也只好落草为寇。这些富有作战技能的士兵们和起义的农民结合在一起，让起义军如虎添翼，战斗力更强了。农民起义的声势更加壮大。

到了崇祯三年，整个陕西的农民起义之火已经遍地燎原，不可遏制，开始威胁到大明王朝的封建统治了。

此时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面对着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深感力不从心，同时也意识单纯靠着武力镇压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于是，杨鹤产生了以“抚”为主的想法。他接连上书朝廷，希望能够想办法招抚起义的农民，同时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帮扶手段，让农民能够安居乐业。

崇祯皇帝批准了杨鹤的计划，杨鹤便开始大力推行他的招抚方案。对于很多起义的农民来说，造反本来是被逼无奈的事情，现在有了活路，大家自然还是愿意做个安分守己的良民的。于是，各路起义军纷纷开始接受招安，一时间，整个陕西的形势大为好转，似乎这一波农民起义的浪潮就要过去了。

（二）

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农民们纯朴的梦幻。被招安的农民们回到家乡之后，依然还是要面临被饿死的问题。他们还是无衣无食、无法生存。抠门的崇祯皇帝只是拨下了10万两银子来赈济灾民，这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灾民来说实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因此，很多接受了招安的农民又不得不重新举义，再次走上造反的道路。杨鹤的招抚方案最终流产，他本人也被撤职查办。崇祯四年，崇祯皇帝再次下旨，对于陕西的政策改为以“剿”为主，打算用屠杀和镇压来扑灭农民反抗的烈火。

崇祯帝改派洪承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是个能干的角色，他用兵如神，缺乏训练与组织的农民起义军在他进攻下不堪一击，纷纷败走。到了崇祯六年，按照当时的统计，洪承畴“杀贼”三万六千六百多人，整个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军几乎都被他打光了。著名起义领袖王嘉胤、点灯子（赵胜）都死在了洪承畴的屠刀之下。

但是，王自用（江湖绰号紫金梁）与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闯将李自成等人先后进入山西境内，把山西搅得天翻地覆。起义军一共有三十六营（又称三十六家），二十余万人马，共同推戴紫金梁王自用为盟主，大家并肩作战，很快就在山西打开了局面。

崇祯皇帝只好调集各路兵马，到山西“剿贼”。当时很多人都主张由洪承畴代管山西的事务，但是崇祯疑神疑鬼，担心洪承畴的势力坐大，所以没有启用他，派了自己亲信的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为监军，指挥在山西的作战。

在官军的步步压迫下，崇祯六年，起义军的盟主王自用在作战中阵亡，闯王高迎祥被推举为新任盟主。

崇祯六年十一月，明军以优势兵力把农民起义军压迫到了晋南豫北一带。起义军前面是黄河天险，面临着粮草断绝、无路可逃的处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决定采用诈降计来脱身。十一月十九日，农民军首领张妙手、贺双全等人到河南彰德求见监军太监杨进朝和卢九德以及总兵王朴，表示愿意投降。

杨、卢二位公公也没有什么军事常识，对于起义军投降的事信以为真，于是就下令停止进攻。起义军利用这段时间休整队伍，采购物资，同时还继续与明军谈判投降事宜，麻痹敌人。十一月二十四日，天气突变，黄河一夜冰冻。起义军迅速踏冰渡过黄河，一举跳出了明军的包围圈，冲进了河南腹地。

（三）

农民起义军进入河南之后，分兵两路。一路向西，直扑陕西西安而去。洪承畴急忙率领陕西官军拦截，但是这支起义军虚晃一枪，随即南下四川。

另一路人马则由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组成，南下宛洛，一直杀到了郧阳、襄阳一带，进入鄂西北。

在这样的情况下，崇祯帝还是不肯启用洪承畴，而是任命了陈奇瑜为陕西、山西、四川、湖广、河南五省总督，统一指挥明军，企图消灭农民起义军。

此时，农民起义军在陕南、川北以及鄂西北一带活动，这里到处都是高山密林，虽然便于隐蔽，但是粮食供应困难。农民起义军的活动范围大受限制。

崇祯七年春天，起义军主力部队不小心走进了陕南安康附近的车厢峡。车厢峡长达四十余里，两边高山耸立，中间只有一条路可以通行。陈奇瑜趁机命令明军封锁车厢峡的出口，把起义军困在了峡谷之中。偏偏此时天公又不作美，接连下了七十多天的雨，起义军的弓弦都被泡软了。这时粮草供应也基本断绝，可以说起义军已经陷入了绝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军们只好故技重施，再度向明军请降。他们打算再一次利用诈降计逃出生天。

陈奇瑜得到义军请降的消息后，将信将疑，毕竟起义军已经用过一次诈降计了，陈奇瑜再缺心眼也会有所提防。他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崇祯帝，请他定夺，不想急于事功的崇祯大笔一挥就同意接受义军的投降。

崇祯帝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种急于求成的毛病了，而且他今后还会继续犯，直到把他自己送到煤山的歪脖树上为止。

得到了崇祯的圣旨，陈奇瑜就只好着手接受义军的投降。他派人到车厢峡中清点人数，发现起义军还有四万多人。于是陈奇瑜把起义军每百人编为一队，每队派一名朝廷的“安抚官”来带队。同时派官军押送起义军走出车厢峡，然后遣送原籍。

然而，押送起义军的官军是陕西的部队，起义军也都是陕西人，大家老乡见老乡，格外感到亲热。起义军按照事先的安排，故意与官军们套近乎，大家在一起喝酒聊天拉家常，结果官军们都放松了警惕。当起义军走出了峡谷，来到了宝鸡县境内时，在一天晚上，起义军突然暴动，杀掉了那些“安抚官”，打垮了监视自己的官军，随后重新集结，扬长而去。

陈奇瑜这下可就傻眼了。崇祯帝按照以往的老习惯，把责任又都推到了他的头上，好在这一次没有杀他，只是罢了他的官。

陈奇瑜下台之后，崇祯没有办法，只好提拔重用洪承畴。崇祯七年十一月，崇祯任命洪承畴为陕西山西四川河南湖广五省总督，全面指挥剿灭农民起义军的战事。诏书还没有送到洪承畴的手里，农民起义军已经冲入中原地区，开始了新的征程。

（四）

洪承畴刚刚走马上任五省总督，却不想农民起义军已经跑到安徽去了。

崇祯七年十二月底，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数十万人马齐聚河南荥阳，在这里开会商议今后的作战方略。在会上，李自成高瞻远瞩，提出了向各个方向派出疑兵，分散明军的注意力，义军主力进入安徽作战的方案。他的方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

于是，农民起义军革里眼、老回回、射塌天、九条龙等部队四面出击，迷惑明军，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率领起义军主力一路杀向了安徽。崇祯八年正月十五这一天，农民起义军突然出现在了安徽凤阳城外。

安徽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也是明朝的中都，这里有老朱家的祖坟，是明朝最为神圣的地方之一。起义军一举攻入凤阳，守卫凤阳的四千官军不战而降，凤阳知府吓得藏到了监狱里。

起义军攻入凤阳后，放火焚烧了皇陵的享殿与龙兴寺，挖开了朱家的祖坟，将墓中的陪葬祭品抢掠一空，三天后，他们才离开了凤阳。

崇祯帝得知凤阳失陷、祖坟被挖的消息后不禁痛彻心肺。他身着素服到太庙哭告，还下了罪己诏。随后，崇祯气急败坏地下令将凤阳巡抚杨一鹏处死，又给洪承畴下严旨，命令他从速剿灭农民起义军，还给他增调了七万官军，一百多万两军费。

洪承畴接旨后，不敢怠慢，率领官军进入河南捕捉义军主力，可是起义军却掉过头又杀回到了陕西境内。洪承畴只好跟在后面紧追。农民起义军充分发挥流动作战的特点，拖着大队明军到处打转转，找到机会就打明军一个冷不防。

崇祯八年六月，李自成在甘肃宁州设下埋伏，将明军副将艾万年、柳国镇指挥的一部明军团团包围，随后聚而歼之，艾万年、柳国镇战死，明军损失一千多人。

明军的著名将领曹文诏得知这一消息，气得火冒三丈。他倚仗着自己的部队比较精锐，所以率领三千人马穷追猛打，发誓要消灭起义军。农民军派出小股部队诱敌深入，把曹文诏引进了自己的伏击圈，然后以数万人马的兵力发起进攻。曹文诏左冲右突也无法脱身，最后只好拔刀自刎而死。

曹文诏是洪承畴最亲信、最得力的将领，勇猛善战，人称“军中有一曹，流贼闻之心胆摇”。他的死让洪承畴痛哭不已。

崇祯八年八月，由于陕西的灾情严重，起义军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所以他们兵分两路。李自成率领少数部队依然在陕北一带转战，其余主力部队由高迎祥、张献忠等人指挥再次冲入河南，试图打开新的局面。

眼见得农民起义军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崇祯不得不又派出卢象升总理直隶山东等地的军务，还调来关宁铁骑参加战斗。战争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了。

（五）

崇祯九年二月，闯王高迎祥在江淮一带被卢象升击败，只好率部退回河南，进而又来到了陕南汉中一带活动。洪承畴与陕西巡抚孙传庭派出重兵死死咬住高迎祥不放。当年七月，明军与高迎祥的部队在陕西盩厔县黑水峪展开激战，高迎祥最终战败，并且被擒获，后来被送到北京凌迟处死。明军总算是取得了一个不小的成就。

但是，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人依旧在各省纵横，明军依然是疲于奔命、收效甚微。崇祯对此苦恼不已。

崇祯十年三月，崇祯帝听闻原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儿子杨嗣昌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便提拔重用，任命他担任兵部尚书。

杨嗣昌上任后，很快就提出了一个“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整体作战计划。

按照杨嗣昌的计划，农民起义军主要活动的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地为“四正”，这四个地方的巡抚要以“剿贼”为主要工作，主动出击，剿灭农民军；延绥、山西、山东、江西、应天、四川这六个地方为“六隅”，这六个地方的巡抚要协助围剿，不让起义军进入自己的区域。洪承畴与卢象升的部队为主要机动兵力，追踪义军主力。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需要增加十二万人的兵力。只有兵力占据了绝对优势，这个庞大的计划才有成功的可能。

杨嗣昌的计划看上去很美，但是要实现它那就必须大量投入军费。初步计算，要完成这一计划，每年需要增加二百八十八万八千两银子的支出。

这笔钱从哪里来？当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还是要由贫民百姓来买单。

杨嗣昌提出像“辽饷”一样，加派田赋。卢象升建议只对每年赋税总额在五两银子以上的富户加派，但是杨嗣昌不同意，因为富户们会采用各种办法逃避税收，能收上来的银子肯定有限。只有贫苦百姓才能老老实实地把赋税交上来，所以杨嗣昌力主按照田亩加派，不管穷富，每亩地都要均摊。

崇祯帝批准了杨嗣昌的计划，于是，著名的“剿饷”就此诞生。崇祯原本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暂累吾民一年”，只收一年的剿饷，但是实际上收了四年之久。

有了大笔的银子充当军费，明军的实力在短时间内确实有了明显的提高。农民起义军开始遭受重创。

崇祯十一年，李自成在陕西、四川等地转战，接连遭到洪承畴的打击，损失惨重。到了八月，李自成的兵力只剩不足千人，被迫逃入商洛山深处，隐藏了起来。小说《李自成》中描述此时李自成与洪承畴曾经在潼关南原大战，这场战役应该是没有的。李自成是在明军的多次打击下逐渐损失殆尽的。

另一边，张献忠由于不敌明军左良玉部，也被迫于崇祯十一年正月向着明朝总理湖广等地军务的熊文灿投降，投降后，张献忠率部蛰伏于谷城县，等待新的时机。在这一年里，罗汝才、刘国能等起义军也先后投降。一时间，整个中原大地，除了藏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与在大别山一带的革左五营之外，竟然没有农民起义军了。杨嗣昌的计划竟然基本上获得了成功。

（六）

崇祯对于“剿贼”计划的顺利进行感到十分振奋。他自然而然地想到：如果按照这个方法来对付关外的清军，应该也会取得成功的。

杨嗣昌摸透了崇祯的心思，于是便投其所好地提出了新的计划。按照他的计划，明朝要再次向老百姓加派赋税七百三十万两白银，以此为军费，训练七十三万精兵，然后一举打垮清军。

崇祯对于杨嗣昌饮鸩止渴的计划十分赞赏，立即批准实行。于是，大名鼎鼎的“练饷”也宣告诞生了。“练饷”加上前面已有的“辽饷”和“剿饷”，这便是著名的明末“三饷”。

表面上看，“三饷”加起来并不多，每亩地不过就是一分银子而已。但是，由于明朝腐朽的制度，各级官员腐败入骨，“三饷”的实行无异于众多贪官的一次盛宴。各级贪官们利用收“三饷”的机会，层层加码、巧立名目，向广大贫苦百姓实际征收的税负是“三饷”所要求数额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无数贫苦百姓们被“三饷”推到了死亡线上，全国各地的农民纷纷破产逃亡，甚至活活饿死。而崇祯梦想中的“七十三万精兵”却踪影全无，大笔的军费都落入了各级贪官的腰包，所谓的“精兵”不过是应付差事而已，实际上都不堪一击。

“三饷”的实行让农民起义军有了重振旗鼓的机会。无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百姓成为了农民起义最好的基础。李自成和张献忠都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两个分别于崇祯十三年重举义旗，再次发动起义。

在他们的引领下，无数饥寒交迫的百姓群起响应，起义的烈火势不可挡，大明王朝再也无力支撑。

后世史家都承认，“三饷”的实行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也是农民起义的转折点。而崇祯作为最高决策者，显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