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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本是一个版本词汇，但就学习它来讲，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它的前世今生，局本就是书局刻印的本子。 说到书局，大家并不陌生。譬如：中华书局，就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而书局最早出现于什么时候呢？就文献来讲，最早出现于汉代，但是它是中书令转呈行政命令的地方，而书局作为一个出版机构，最早出现于清代。因此，书局是一个出版机构。而出版的古籍，我们就称它为局本。 中华书局旧址全景 局本是一个版本词汇，我们首先要了解局本的出现年代。有同学提到浙江书局。这里略作说明。浙江书局只是官办书局的一个，当时还有很多官办书局。例如：金陵书局、四川书局、直隶书局，它们同属于清晚期的官办刻印体系。 那么，我们就先讲讲书局的创办人吧。这个创办人我们都不陌生，但是今天讲课，在提及他之前，我要先给他加一顶帽子，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册封一等毅勇侯，文正公曾国藩。为什么要给他加一顶大帽子？在之后谈及局本的各个地方不同称谓的时候，诸位就可以理解了。
曾国藩出生于晚晴，道光十八年进士翰林，又是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学生。之后又升官了，他升到什么级别呢？升到了内阁学士，历任礼、兵、工、刑、吏五部的侍郎。后来太平天国军队谋反的时候，曾国藩建立湘军，力挽狂澜。他经过多年的鏖战，平掉了太平天国。曾国藩对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导下，清政府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又建立了第一所翻译局，翻译西方书籍。同时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的留学生，又提拔了一大批的名臣，比如左宗棠、李鸿章等，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现代化的开拓者。可能有人会说：老师，你要讲版本，为什么要讲这些没有用的。实际上，曾国藩在刻书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担任两江总督的时候。他主持刻印了大量的书籍。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刻这样的书籍并做这样的事情呢？原因就是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造成的动乱把江南地区的文化搞得一团糟。像：洗劫官方文库，捣毁官方的书籍，焚烧当时的社会文化的产物，美其名曰“天王天府”，实际上却是大开历史倒车。之后曾国藩平掉了太平军，面对着江南的凋敝，才想到创办书局。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应鉴东南兵祸之后，各处藏书荡然无存”。因此他开始谋划建立书局以及刊刻经事。但是他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个疑虑，那就是担心别人讥讽他，说他附庸风雅，所以他比较排斥这件事情。后来他的弟弟曾国荃慨然出资，刻出了《船山遗书》。
按：是书为竹纸印本，方体字，前题“同治四年湘乡曾氏刊于金陵节署”，即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于金陵。 哎，你看他曾国藩明明是打在心里不想刻书，是他的弟弟，用一句俗话叫作：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去刻书。因为什么呢？他的弟弟曾国荃想刻《船山遗书》，但是公务太忙，又不忍把这完成一半的工作扔掉，所以说他才为了他的弟弟组织自己的幕僚组织开设书局，代为刻印。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刻书这件事并没有什么长久打算，而且连书局也不起名。正因为如此，书局最初的刊行本均没有以后官书局通用的牌记，而是按照以前巡抚大员刻书的惯例，在内封面，题目的旁边刻上：刊于金陵节署。但曾国藩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人家讲他是大清国的圣人嘛。曾国藩虽然认为刻书不仅能够扬名，而且还是一件积德行善的好事。他自己也说“传先哲之经典，启后学之困囿”，但是他始终不去倡导从事这件事情，并且总是半推半就。 他在同治二年设立书局的举动是被动的。他打着他弟弟曾国荃的名义，以开刻《船山遗书》为主。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这个书局的业务也只是刊刻《船山遗书》。业务比较单一，所用的校书人员都是曾国藩的幕僚，这件事从这个方面来看是一件私事，而不是官书局。因此，有人建议他刻印经传，也就是说刻印正统类的书籍的时候，他断然拒绝。他说：“重刊经籍之议，愧难阙而举行”。什么意思呢？他说，重新刊印这些经籍类的图书，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那当时曾国藩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有待查访。但是从他的日记里不难看出，当时他不认为自己创立的书局是正业。而只是一个业余的爱好，更合适地说是为了了却他弟弟的心愿而已。 当他北上平叛捻军的时候，甚至有把这个书局裁掉、安置书局人员的打算。在他给儿子曾记泽的信中，他曾经说道：“刘伯山书局撤后,再代谋一安砚之所。”。也就是，他说，这个书局裁撤掉了，他手下这个刘伯山这个人，学问非常深，也是晚清著名的学者。裁撤之后，你再给刘伯山找一份工作。意思是体现出我爱才。由此可见，当时曾国藩的志向并不在这。
那曾国藩是从什么时候重视金陵书局的呢？曾国藩对金陵书局的重视，是从平叛捻军前景，回任两江总督开始的。其实他早在道光二十五年，就刊刻过庞儉的一书，积累了一定的刊刻与经营的经验。当他与他的门生探讨刻书问题时，他认为：＂刻书之难，排比、轮次，校错、讹差，大费工夫，必须要多闻之士，才能理其顺。＂所以，他重新接手金陵书局后，就对此进行了一番规划。首先，他将金陵书局移置到飞霞阁，也就是他的私人府邸，接着确定书局的人员构成以及经营管理的思想。说飞霞阁是他的私人房邸，有一点出入，姑且算是。因为飞霞閣，我在查书时没有发现能够佐证这是他的府邸的有关证据，也没有说这个飞霞阁它在哪里，只是知道它在金陵。（按：经小编查证，飞霞阁位于江宁府学。）接着，确立书局的人员构成及经营管理等设想，他从之前的对此几乎不闻不问，变到后来的专心经营。可见，曾国藩对文化、书籍行业还是非常热忱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以前我还因此开了个玩笑，说曾国藩是杀人杀多了。但是，细想起来，从平叛太平军，到围剿乱党。曾国藩的内心一定是起伏波动的。当然了，这是闲话，书归正传。书局提定，也就是书局的掌柜，叫周学睿，校书员是张文虎，李善兰、汪士铎、唐仁紓、刘敏松、刘公冕六人，这六个人，有些也为日后的中华文化之发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例如李善兰对西洋数学算法的引进。 校书方面，因为书局里的校书人员都是曾国藩幕僚的青年才俊，基本上曾国藩是不多费心的。但是对于书籍的刊刻，曾国藩的要求几乎是严苛的。这种严苛体现在哪里呢？有人说，他在金陵书局所刻的书像汲古阁版，实际上不能说他是正确的，也不能说他完全是错误的，下面我们就讲一下他在书籍刻版中的要求。他认为，刻书必须做到，方粗清匀，方以整体结构方整而言，粗则多于板刷，也就是耐印，耗磨损。切忌诸如，一横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等，他下定的衡量标准还有这个写刻工匠，将这个写刻工匠分为甲、乙两等，上下其时，对刻匠殷勤訓者严切之戒。必要时，错者俱防，亦不可失。由此可见，他对这个版刻的工匠和这个写版的工匠，赏罚分明，而且恩威并施，这也可以看出曾国藩为人的风格。方中承说：“文公近刻书金陵，文学之士，立书局校勘，五子十三经，故江浙被难者无不得所皈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太平天国把江南搞得一团糟之后，曾国藩才开始收拾烂摊子。他想稳定民心，采取什么办法呢？古人讲，稳定世民之心，在定于士，后定乎心，也就是把读书人的心笼络过来，再让他的身安，就好办事情了。他把这些流亡的饱学之士集中起来，让他们的身心安稳，也好为他自己做事，形成幕府类的官僚。就是因为这样，曾国藩也成为了晚晴的中兴名臣。那让我们再看一看，在他之前，太平天国的军队是怎么做的呢？在江南，毁书楼，焚宝书，财产侵夺，大开历史的倒车。在此段时间之后，江南人文凋敝，那文正公之举，无疑是给江南地区乃至全国的文化打了一针强心剂。 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奉旨转移到了直隶任总督，离开金陵北上。不过这次曾国藩先通知了书局的同仁，书局移交后任，永世不废。续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成为第二代。对此，同治时期的《江浙兩县县志》有相关的记载。然而，同治七年六月十四，李文忠公，也就是李鸿章，所上《设书局折》，也就是提倡兴办官书局，为书局的振兴一个有利的条件。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同治七年之后，这个书局就从之前的官府私人的兴趣变成了一个国家性的、政治性的、文化性的统一举动。之后呢，曾国藩还给马新贻写信，亲自督促书局的运转资金，还有书局的买卖运作。在同治九年二月八日的信中，曾国藩说：“五千两用尽后，将可远远提供经费再寄，即可工匠竭力能否。”什么意思呢？就是给你五千两白银，这么多的钱够书局运转，够书局运转之后，找的刻工写手一定要找最好的，这样才不辜负我的信任。但是好景不长，也是在同一年的八月，马新贻被刺身亡，朝廷任命曾国藩还督两江。他又回去了。而在这之前，他在直隶担任直隶总督，也就是现在管京畿的法官。他就任直隶总督不久，就给他的朋友写信抱怨，说什么呢？说“此间读书能闻之士甚少”。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哎呀，我的身边都是文盲，我太痛苦了，等等。但是等他还至金陵之后，仅仅四天，他就到书局，和书局的諸同僚，喝酒晚宴，这些记录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看见。从此时，书局就由之前的私人形式变成了官营，一直到同治十一年二月，曾文正公离世。次年同治十二年的二月冬天，校书员张文虎告老还乡。又过了三年，仁寿生病死了，至此之后，金陵书局主要的校书人员或死或辞或退。金陵书局已经开始走了下坡路。 到了戊戌年间，刻印的书和卖售的书周转才仅仅维持，苦苦支撑。到了辛亥革命之后，书局由江苏省公署和江苏省教育厅接管，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的学院书局。清末的这位中兴名臣，他一手创建的金陵书局，曾经衍生过很多书局。像之前说的崇文书局，直隶书局，还有两广书局，这些书局都是在当时在金陵书局的影响下，在曾国藩的影响下建立的。等到乱兵一起，革命未艾，风采尽失矣。不可不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痛处。 金陵书局刻五局合刻本《三国志》卷首 言归正传，再来看看金陵书局校书人员的工资是怎么样的。在早期，同治三年，校书人员待遇比较不错，曾国藩和他的弟弟曾国荃分别发薪水。一个季度一次，平均每人每次发工资都是四十两白银。当然了，这四十两白银是曾国藩出的。而他的弟弟曾国荃给这些校书人员的工资数目是不等的。最多的时候给了38两，最少的时候就给9两多，两者平均，一个校书人员每个月的薪水在30兩左右。等到《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曾国荃就不发工资了。于是，校书人员每个人每月只有18兩银子。曾国藩奉命剿捻之后，李鸿章在金陵新设书局，又重新接纳了这批人，工资改为一个月一发，每个月20兩。后来每个月提高到了24兩，但是同以前曾国藩幕府每人每月六七十两相比，实在是少得可怜。在当时，金陵官书局精于校勘工作的张文虎主持校勘工作。所以说当时出版的书，学者都比较看重。因为校勘精确，不过当时印的书有一点不好，那就是排字非常紧密，所以看书非常累。而且印这个书用的是煤烟。煤烟有两个很大的缺点：第一个墨色太重，印好了可以看清字，印不好就一团黑；第二个就是煤烟容易掉色，书页翻久了之后，手是黑的，阅读的人很不方便。 金陵官书局建立之后，又有很多官书局建立。金陵官书局是一个代表，还有一个代表是浙江官书局。为什么要选取浙江官书局？因为浙江官书局在校勘版本上，选用了很多珍稀的版本，有一些版本是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见到的。例如，浙江书局选用了杭州丁丙的八千卷楼的藏书、陆心源的皕宋楼，吴骞的拜经樓所藏范本为底本，又校勘精细，漏误极少。说到陆心源的皕宋楼，须多说一句皕宋楼这个名字的来源，陆心源自己说藏了两百部宋版书。这是非常珍贵的藏书，但是现在哪里去了，它就是日本静嘉堂文库这个库存底本的前身。至于怎样使中国的宝贵的文库遗失海外的，可以参见《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一文。但由此也可以得出，官书局的底本非常好，也可以为现在的古籍鉴定当做指南。 金陵书局刻、张文虎校勘《史记》 所以说浙江官书局刻的书，还有金陵官书局刻的书，在所有的官书局中，算得上是佼佼者。浙江官书局刻了非常多的书，像《二十二史》、《玉海》、《九通》，流通的也非常广。而金陵官书局主要以刻印《四书》、《十三经》为主。而且，它还以刻四史，即《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刻这四样史书为主。总而言之，金陵书局以及受它影响的在全国各地兴起的官书局对中国的文化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最后再谈一谈它的版本。在金陵官书局版本的用纸上，它在早期刻印图书用的纸基本上是连史纸，还有连六纸，绵连纸，白宣纸。到了后期，它的纸就稍厚，但是也是白宣纸。在此之外，他们还刊印一大批纸质非常粗劣的那种黄竹纸，留到现在都非常的脆，他们印了很多这种书，为什么呢？在曾国藩的日记当中提到就是惠及广大士子，让他们都能买得起书。当时，一套绵连纸的《四史》售价仅仅是二两八钱。这种售价，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学子也是能够担负得起的。
主讲：观月 整理：云中君 编辑：文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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