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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年十月，湖北学政孔祥霖奏请王夫之从祀文庙，略谓：“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居多。盖夫之知明社之屋，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辨之綦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出兴戎机，遂能削平大难。”不过，“咸同之际”的说法还可以更加清晰一点。实际上，王夫之思想对湘军人物产生普遍性的影响，是在同治年间。准确地说，始于同治四年。因为这一年，在曾国荃主持下，金陵书局大规模刊行《船山遗书》，达五十六种，二百八十八卷。这是王夫之思想能普遍影响湘军人物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在此之前，王夫之著作的流播很有限。因此，同治四年之前与后，王夫之思想对湘军人物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局面。前一时期，王夫之思想对湘军人物的影响仅限于极少数人，并且这极少数人对王夫之思想的了解也比较有限。因此，王夫之思想在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并没有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孔祥霖奏折所称“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出兴戎机，遂能削平大难”的情形，是平定太平天国之后的事了。金陵书局之前，王夫之著作有过多次刊刻。康熙、雍正间，有王夫之子王敔“湘西草堂”刻本，凡二十七种。嘉庆间，有衡阳翰林马倚元“汇江书室”刻本，大概十馀种。至道光时，这些书籍近乎失传。嘉道间名臣、理学家唐鉴说：“先生著书三百馀卷，余所见者《易内外传》、《张子正蒙注》而已。”嘉道间，文献大家邓显鹤所见王夫之著作，种类尚不算少，然而“旧刻之本类坊刻，且日久漫漶”。于是，他“慨然发愤，思购求先生全书，精审锓木，嘉惠来学。以是强聒于人，无应者。”可见其时王夫之著作之难觅。道光十九年，邓显鹤通过欧阳兆熊得知，居于湘潭的王氏六世孙藏有王氏遗书。次年，在邓氏主持下，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开始刊刻王夫之著作。校雠主要由邹汉勋负责，参与者有左宗植、汤彝、马敬之、欧阳兆熊、左宗棠、罗汝槐、袁芳英。至二十二年止，共刊刻十八种，一百五十卷。二十八年，衡阳学署重刻“湘西草堂”本，仅五种。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太平军林绍璋部占领湘潭。四月五日，败于湘军，退出湘潭。“守遗经书屋”的王夫之著作雕板毁于此间兵火，这导致王书流传不广，欧阳兆熊说“流传未广，旋罹兵燹”。目前所知，湘军代表人物在道咸间读过王书的，仅有左宗棠、刘蓉、曾国藩、郭嵩焘。罗泽南是有条件看到王书的，但在其存世文字中，看不到他曾接触王书的迹象。左宗棠作为“守遗经书屋”本整理者之一，对王书无疑是有较多了解的，但其存世文字极少涉及王夫之。仅在同治十三年，当谭文卿赠与他“金陵书局”本时，他在复信中谈及“守遗经书屋”本相关情况，云“原刻系老友邹叔绩校刊......当刻此书时，家仲氏与邓湘皋先生实主其事，湘潭人欧阳晓岑从中劝王氏裔世全出资成之。曾文正在乡督师时，湘潭被贼，此书毁焉。”曾国藩是“金陵书局”本的主要整理者之一，校阅了其中一百一十多卷。而在此之前，他接触王书不多。道光二十六年，给刘传莹寄过《诗经稗疏》、《方舆纂》。二十七年，致信欧阳兆熊之子欧阳勋，托他代购一部《通鉴论》。除此之外，未见他提及其他王书。同治二年，致函吴棠，云“敝省先哲王船山先生夫之，国史儒林传中次居第二，著书甚富，约有三百万余言。道光年间曾刊，未睹其全。”此“十余种”，当指“守遗经书屋”本。可见道咸间曾国藩读过的王书也就几种而已。同治三年，曾国藩日记开始出现大量阅读王书的记录。两年多内，他阅读了《张子正蒙注》、《说文广义》、《尚书引义》、《礼记章句》、《书经稗疏》、《诗经稗疏》、《周易稗疏》、《春秋稗疏》、《读通鉴论》、《宋论》、《叶韵辨》等。《宋论》读了一周，《礼记章句》、《读通鉴论》均读了一个多月。可见，曾国藩对王夫之思想的全面、深入了解，实际上始于同治三年对“金陵书局”本的参与。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对王夫之思想的基本看法。同治五年，致函郭嵩焘，云“船山先生《宋论》，如《宰执条例时政》、《台谏论宰相过失》及《元祐诸君子》等篇，讥之特甚，咎之特深，实多见道之言。”七年，致函潘黻庭，云“来示称王船山先生之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儒为堂奥，诚表微之定论。观其生平指趣，专宗洛、闽，而其考《礼》疏《诗》，辨别名物，乃适与汉学诸大家若合符契。”又致函欧阳兆熊，云“船山说经高于论史，卓见极是。而说经又以《礼记章句》为最。”这种深层次的关于王夫之的议论，在曾国藩道咸间的文字中是看不到的，原因就在于彼时他对王夫之思想的了解还很有限。由于有地利之便，刘蓉应该比曾国藩更早读到“守遗经书屋”本。大概在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欧阳兆熊赠王书六种给刘蓉，包括《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春秋世说》、《春秋家说》、《续博议》。八月，刘蓉致函曾国藩，谈及王书，云“综其大旨而论之，大都狃于记诵词章之习，而不探其本，好为新奇谲怪之论，而不揣其平。是以词愈费而理转不明，论弥高而义更无当。虽其引类连义若有据依，援古证今，若无畔岸，辨析名物，推究天人，若极渊博微妙，而不可以名求，究之影响，支离、细碎、繁衍，了无当于义理之实。至其偏驳之论，苛刻之辞，则又有变是非、乱黑白而不可为训者。以视空疏、固陋者流，虽若有间，而要之于道，则概乎未之闻也。大抵国朝诸公，有鉴乎新会、姚江高空谈心性之弊，而欲务为该博之学以实之，于是蒐集汉唐以来注疏、训诂之说，拾煨烬，啜糟粕，而自以为博虑，或病其陋也。又杂取乎宋儒名理之言，颠错其间，务使先贤之奥旨微词尽沦胥于糠粃泥沙之内，而不复可以爬搔。及其说之既穷时，复自出新意以为折衷，每伸一义，必尽举数十百家之言，反复迁就，以为左验。称说愈繁，要义愈晦，而经学之会，害自此深矣。五峰方言学欲博、不欲杂，苟不知道，其得免于杂者几何哉！” 次年九月，曾国藩复书，云“伏承信道力学，又能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今足下崛起僻壤，乃能求先王之道，开学术之蔀，甚盛！甚盛！”。其时，彭洋中在京中，曾国藩将刘蓉信给他看，他的体会是“精识宏议，愧服靡涯”
。曾国藩还将刘蓉信寄给诸弟，并叮嘱“可钞存信稿而细玩之”。说明曾、彭对刘蓉的意见是很佩服的。 曾国藩和刘蓉的师承都可追溯至刘象贤，他与王夫之既为知音，又系亲家。但从以上情况来看，曾、刘的师承并不能够将王夫之的思想传递给他们。不过，刘蓉提及的王书中的问题，很可能并不是王夫之的问题，而是邹汉勋的问题。欧阳兆熊为“金陵书局”本撰写《重刊船山遗书凡例》，有云“前邹氏校本增删撺易，非复本真，或讬言先生晚年改本，以掩其迹。”“邹氏”即邹汉勋，“邹氏校本”即“守遗经书屋”本。刘毓松为“金陵书局”本撰写《王船山丛书校勘记自序》，对邹氏的问题说得更详细：“前此新化邹叔绩汉勋，校刻丛书，于经书《稗疏》五种多所点窜，就中能订抄本之讹者，固宜择善而从。惟原稿间有引证颇疏，而邹改较密者，虽补苴罅漏，不为无功，然断鹤续凫，究非庐山真面。且有既经增改，转不及原本者。有另改他说，与原本迥异者。有设为问答之说，一似原本自难自解者。有别立一说，反指原本为或说者。有袭取诸儒之说，羼入原本者。有改从近时地名，为原本所不应有者。”然而，左宗棠高度赞赏邹氏，故对“金陵书局”本纠正邹氏问题的做法不以为然。当谭文卿给他寄“金陵书局”本时，他复信说：“邹之学问，非吴下诸人所及，其平生于江南名下，只服申耆先生，馀则不甚倾许。迨后殉节庐州，所撰著大半散佚，仅存王氏子孙所刻《船山遗书》......厥后复江南，沅甫中丞遂有重刊之举。乱后人物凋耗，就存者分任校雠，力主驳叔绩前役之谬，不知而农先生遗书得传，叔绩与有力，其所见亦极有是处。考异固无不可，至并其书而雠之，亦安知有当于船山先生否耶? ”因此，他不接受“金陵书局”本，且不希望后人阅读：“《船山遗书》则湘潭板片未毁时，弟家故有存者，异日子孙读书，或能涉猎及之，无须校刊善本耳。”左宗棠抵制“金陵书局”本，反映了湘军高层对王夫之思想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分歧。郭嵩焘研读王书则始于咸丰二年，自述“咸丰壬子，避乱山中，有终焉之志。读船山《礼记章句》，寻其意旨，将合《大学中庸章句》为一书，以还戴《记》之旧，所得经义为多，鄙心窃独好之。”
读《礼记章句》的体会，使他撰成《礼记质疑》一书。咸丰十一年，郭氏笺注王夫之《周易内传》。他对此书的评价是：“船山王氏《周易内传》以爻系卦，即卦明象，辨吉凶得失之原，明象辞变占之学，直上溯圣人赞《易》之蕴，使《易》之道稍明于天下。又晰占《易》、学《易》二义以为《大象》者，圣人学《易》之书，皆于数千年之后心领神悟、贯通其义，汉宋诸儒未有能及之者。不敢谓其书于圣人赞《易》之本旨无稍出入，而其大体则已纯矣。”应该说，在湘军人物中，在学术上受益王夫之最大的是郭嵩焘。在其学术之路上，王夫之思想成为他的营养剂、催化剂。同治九年，郭嵩焘时任长沙城南书院山长，在书院为王夫之建私祠。光绪二年，奏请王夫之从祀文庙。由此可见王夫之在郭氏心中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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