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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走过的路程, 犹如一部浓缩的中国麻醉发展画卷, 历经艰辛的道路让人感概,蓬勃发展的事业更让人充满希望。  〈群星璀璨的初创年代〉 1948年, 历经战争烽火的北京协和医院决定重新开院, 一大批协和的骨干, 包括林巧稚、聂毓婵、钟惠澜等纷纷回到北京。也就在这一年, 在外科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 一个富有协和特色且前瞻性非常强的观点提出来了:“麻醉学要着重于人才的培养, 要吸收专门医师从事专门训练” 。  这可能是现代麻醉学在中国大地上发出的第一声强有力的召唤。也从此时开始, 一大批中国的优秀人才前赴后继地走上了致力于推动中国现代麻醉学发展的道路。就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脚步来寻觅麻醉前辈们的踪迹吧。  1951年7月, 赵俊开始在胸外科侯幼临指导下正式成为麻醉专职医生。在赵俊教授的麻醉生涯中,他和刘俊杰教授主编的《现代麻醉学》无论如何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也不为过, 即便是麻醉专著琳琅满目的今天, 此书一版、二版而三版, 很多麻醉医生仍视此书为圭臬。  1952年12月, 从国外归来的谢荣和协和培养的罗来葵又加入了麻醉的行列。谢荣教授在麻醉界被视为“泰山北斗”, 与上海的吴珏教授素有“北谢南吴” 之称。他在协和麻醉科早期开展的硬膜外阻滞、普鲁卡因静脉麻醉、硫喷妥钠基础麻醉等麻醉方法, 即便是在今天的临床麻醉中, 仍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到1953年, 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徐守春、史誉吾又进入了协和麻醉的行列。前者成为中国心血管麻醉的创始人, 后者则创建了麻醉学组, 他们在学术方面的造诣被业内广为赞许。  1954年后, 臧俊芳、顾振华、陈伯銮、罗爱伦等众多在现在麻醉界耳熟能详的名字也纷纷出现在协和麻醉行列中。在那个年代, 一穷二白、起步维艰, 但协和麻醉的前辈们以发展麻醉事业为己任,穷自己一生之心力, 学术研究、临床技术、继续教育, 无一不是在摸索中前进、在艰苦中奋发。令人欣慰的是, 在中国大地上处处可以看到他们用心血浇灌的麻醉之花。  <在负重中前进> 1987年, 罗爱伦教授接任协和麻醉科工作。对于协和麻醉来说, 这又是一件值得铭记的时刻。正是从这时候起, 协和麻醉开始担负起承前启后的重任, 走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也是在这个时候,协和麻醉开始把十年动乱的消极影响置之脑后, 开始了协和精神的传承, 它是一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 表现出坚定的医学信仰、理性的科学精神、宽厚的人文关怀。    接任之初, 和当时的中国社会一样, 麻醉界开始接受国外纷繁复杂的文化冲击。尽管国内前辈们付出了辛勤的努力, 但从专业角度而言, 与国外相比差距是全方位的。自幼接受较多西方教育的罗爱伦教授从思想上与协和一脉相承, 同时由于多年受到曾宪九、林巧稚等老协和人的熏陶, 治学严谨、学术开放, 因此对协和麻醉科的建设基本上延续了北京协和医院建立麻醉科的初衷。  科室的建设首先是人才的培养, 此后几年, 马遂、贾乃光、任洪智、高文华、叶铁虎、黄宇光等陆续进入麻醉科;而后又招收了一批以郭向阳为代表的博士研究生, 同时把协和医大毕业生作为主要的科室建设力量和招收对象。十余年间, 将协和麻醉科人员的整体素质提高了几个台阶。也正是这些人, 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都成为了麻醉学科带头人。 刹那间, 历史恍惚划了一个圈, 又回到了1948年协和重建时外科学组的正确论断:“麻醉学最大的成功为人才的培养”。 与此同时, 科室在专业上的继承创新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体现出了协和文化固有的特色。让我们来看看协和精神和协和人完美结合后盛开的探索之花吧。 90年代之前, 麻醉界对重症肌无力患者手术治疗麻醉时肌松药的使用畏之如虎, 由于当时尚无 ICU, 术后呼吸管理成为最令人担心的问题, 故而此类手术基本不触及肌松药物, “避之唯恐不及”, 即便使用, 也是战战兢兢, 不敢越雷池一步。但由此给手术过程的困扰也可想而知。当时尚作为研究生的黄宇光教授在罗爱伦、罗来葵教授的指导下, 不因循守旧、不迷信、只务实、大胆创新, 在国际国内率先探索出了应用卡肌宁的安全有效剂量。 还有一则关于恶性高热的故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世界上都认为恶性高热只是白种人的疾患,“我们黄种人没有。” 相当一段时间我们都这样认为,也这样宣告, 然而这是一种误解。1997年开始, 在罗爱伦教授的指导下, 郭向阳开始了有关国人恶性高热的研究, 不仅走出了既往的误区, 证明恶性高热同样存在于黄种人中, 而且还建立了大中华地区第一个恶性高热检查诊断实验室, 并建立了基因筛查、诊断的方式, 使这个经常隐藏于无形的病魔终于也成为可以追踪的对象了。 早在1993年, 罗爱伦教授与吴阶平副委员长在一次学术会议期间谈及国人生活质量和疼痛治疗的问题。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两位医生都认为我国疼痛治疗的水平急需提高。在随后的时间里, 罗爱伦不遗余力, 到处奔走宣传呼吁加强疼痛治疗建设。1994年更与黄宇光一起率先在国内开展术后患者疼痛治疗(PCA技术)。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端,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协和麻醉通过招贤纳士、广蓄人才所呈现出来的积极向上的气概和蓬勃生机, 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成就是国内外同行所始料未及的: 1990年, 《现代麻醉学》获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1992年, 麻醉科参与的课题“激素分泌性垂体瘤临床与基础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9年, “重症肌无力泛化自身免疫的提出:易疲劳严重程度判定及临床免疫诊断新方法创立”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0年, “神经刺激器定位外周神经阻滞在临床麻醉中的应用”获中国医学科学院医疗成果三等奖。 2006年, “病人自控镇痛术(PCA)的临床研究与推广应用” 获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三等奖。 …… 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协和精神在协和培养的人才中放射出绚丽灿烂的光芒。至此我们依稀可以 看到自1921年协和建院以来, 历经战争硝烟、异族入侵、文革变乱诸多纷扰而始终萦绕在无数协和人心头的信念, 只不过这次结出的是协和大树上一个叫做“麻醉” 的枝条。无可否认的是, 此时的协和麻醉如同她的树干一样, 站在了全国同行的前列,罗爱伦教授也当之无愧地连续被推选为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任委员。 当然, 协和麻醉人还是协和人, 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协和也不仅仅是协和人的协和, 它是中国的协和。1989年, 在原北京协和医院院长、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的支持下, 罗爱伦教授会同谢荣、赵俊等老专家提出有关麻醉科独立建科的议案,同年5月3日, 卫生部正式颁发第12号文件宣布:麻醉科正式独立于外科成为二级临床学科, 至此我国麻醉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这个文件的颁布对于广大麻醉医生而言, 其体会和感受不是语言可以表达的。这个文件的颁布对麻醉学科在国内发展的推动力, 在20余年后的今天看起来更加意味深长:虽然目前麻醉学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尚不是最为领先的学科, 但可以肯定的是麻醉学科是近20余年来发展最快的学科。 正是在罗爱伦教授领导的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的不懈努力下, 2004年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正式成为世界麻醉医师协会(WFSA)的成员, 2006年成为亚澳地区副主席国, 2008年成为WFSA常任理事国。协和人为我国麻醉学科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这是协和的责任, 也是协和的光荣。 同样的光荣还闪耀在伦敦上空。1999年, 鉴于罗爱伦教授为医学, 尤其是对麻醉学做出的杰出贡献, 英国皇家麻醉学院授予罗爱伦教授名誉院士称号。傲慢的大不列颠人, 迄今为止, 只将此项荣誉授给了两位中国麻醉医生, 一位是谢荣教授, 还有一位就是罗爱伦教授。 尽管这样的事迹还有很多, 但我们不想把本文搞得冗长而重复, 所有经过那个年代的协和麻醉人回想起那段岁月总会有热血澎湃的感受。2000 年,罗爱伦教授认为协和麻醉必须后继有人, 应该把位置交给下一代学科带头人, 给他们机会, 也给他们责任, 于是主动辞去大部分职务, 只留下《中华麻醉学杂志》总编一职。当然, 与同为妇女界杰出代表的吴仪副总理闻名于世的“裸退” 相比, 虽然不能说这是华丽的谢幕, 但起码可以说这是漂亮的转身, 毕竟这在中国文化现象中还是十分罕见的。可以想象, 浸淫协和麻醉40余年, 付出自己所有的心血和汗水, 又岂能如徐志摩般,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呢。罗爱伦教授的一生, 注定是协和麻醉人。 在此, 我们也必须提到任洪智、叶铁虎两位协和人, 正是他们杰出而努力的工作, 才使协和麻醉长时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在国内同行评比中,协和麻醉临床长期位于国内首列。在这些荣誉的后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为协和麻醉注入的低调、冷静、客观、务实的风格。而这些风格影响到的恐怕是好几代协和麻醉人。就在任洪智教授担任科主任期间, 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联合中国医学科学院其他医院成为了当时教育部全国高校唯一的麻醉学重点学科。 〈春光灿烂在协和〉 2006年开始, 黄宇光教授正式接任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这是协和麻醉史上第一位具有麻醉 学硕士、博士学位及麻醉学留学经历的学科带头人。黄宇光教授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医师分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国际麻醉药理学会(ISAP)常务理事兼秘书, 世界疼痛临床医师学会(WSPC)理事,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CALC)常务理事等。尽管担任科主任时间不算很长, 但黄宇光教授对协和医院麻醉科学科建设、学科发展、学科管理诸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可以从近几年麻醉科的发展来探寻未来协和麻醉的走向和脉络。 进入新世纪后, 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协和麻醉在某些方面的传统优势受到严重挑战。历史 是财富也是包袱, 灿烂的协和是协和麻醉成长的土壤, 但某种程度上也变成沾沾自喜、麻木不仁的自我欣赏。因此, 黄宇光教授上任后, “忧患意识” 成为反复灌输的科室文化。协和麻醉完整的人才梯队和人才储备国内一流, 但如果没有忧患意识, 不时时鞭策奋发, 储备只是储备而成为不了人才。这一理念, 无疑为协和麻醉人才培养增添了一道新的标准和程序。 求新求变也是黄宇光教授科室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协和麻醉没有敝帚自珍、固步自封的观念,它的观念永远向最新最高奋进, 它的怀抱永远向世界敞开。2007年以来, 协和麻醉的对外交流可以用 “车水马龙” 加以形容, 不仅有固定的对外交流项目, 而且只要是来到中国的世界著名麻醉学者, 肯定能在协和麻醉科听到他们的声音。同样, 不同医院的麻醉学科带头人、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 只要有利于科室建设, 都会是协和麻醉的座上嘉宾。诗人刘禹锡说“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 正是协和麻醉科学术进取的真实写照。 管理的概念是黄宇光教授担任科室领导后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由于手术室改建扩建、东西院合并 等, 麻醉科在繁重的临床工作中兵分数路, 给科室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即如何面对与日俱增的工作负荷, 又能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任务, 黄宇光主任提出“态度决定一切(Attitudeisalittlethingthatmakesabigdifference)”, 随后一系列科学管理的新举措随之出台, 民主评议制度、人员绩效考核、临床质控小组、楼长/临床主管制度、手术安全三方核查… …。古老的协和麻醉在现代的管理制度下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 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守,犹如钢琴上的黑白琴键, 在大师灵巧的手指下流淌出优美而欢快的旋律。 “桐花万里丹山路, 雏凤清于老凤声”, 终究,我们知道, 协和麻醉今天的旋律也许刚刚奏响, 但弹奏的曲子肯定就是那首“春天奏鸣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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