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行业薪酬为啥这么低？

今年1月，正值岁末年初，《公益时报》社长刘京在一场公益年会上发布了“中国公益领军人才”项目，计划为基金会秘书长众筹百万奖金。

策划|  黎宇琳

文 |  蓝广雨 苏赞 张冰冰

公益行业薪酬为啥这么低？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取消对基金会工作人员薪酬的不合理限制。作为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马蔚华近年来积极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为公益人的薪酬待遇发声。

薪酬待遇低已是公益行业的“共识”。根据《2014 中国公益行业人才发展现状调查报告》数据，公益从业者的平均薪酬为3998元,与当地企业薪酬水平相比差距显著。有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甚至用“低到难以启齿”来形容公益人的薪酬待遇。

摘自该报告

两副“镣铐”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现行政策条例的限制。

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条例》的出台深刻影响着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当年全国基金会数量仅为700多家，此后几乎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到2014年底，全国基金会数量已经突破4200家。

《条例》对于公益从业者薪酬待遇的影响同样深远。《条件》规定了“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在王振耀看来，“10%”在当时有着合理性，但十多年过去了，公益慈善环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样的规定已经不合时宜。”

资深公益人李劲打了一个比喻，认为公益人在“10%”的规定下做事，就像是“戴着镣铐在跳舞”，“当我们想做点事情时，无法放开手脚，甚至陷入被束缚的状态，无所适从，心理上有着巨大的落差，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努力，就觉得越辛苦。”

去年底，李劲所在的基金会在招人，他在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校友正在著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工作，主动请缨，对他说：有什么要求，我帮你找，李劲回他，能接受薪酬待遇与付出不太一致的人。同学听完后，笑了，“你这是什么观念啊，你这样的观念还能找到好人才吗？”

李劲一时无语，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你很难跟行业外的人解释10%，没有哪个行业会有这样的规定。”

除了“10%”外，还有一条关于“2倍工资”的规定同样给公益人的薪酬戴上“镣铐”。2014年实施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上年度税务登记所在地人均工资水平的两倍”。

资深公益人涂猛早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对于很多大型公募基金会而言，行政支出不超过10%的要求相对容易达到，但“2倍工资”则直接规定了公益从业者的薪酬水平，“这是要命的规定”。

两个落差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南方一家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公募基金会去年的管理成本虽然只达到当年总支出的5.82%，但人均工资水平已经接近当地人均工资的两倍，使得其员工的薪酬难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这不利于基金会的员工激励和人才储备，同时限制了机构的成长。

“10%”和“2倍工资”规定导致的结果是，公益从业者薪酬偏低，行业难以留住优秀人才。

《2014中国公益行业人才发展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公益人才流失更多的是向行业外流动，超过一半离职员工最终离开公益事业，选择到企业、政府或者事业单位工作，仅有3成左右的离职员工选择到其他公益组织工作或者创办新的公益组织。

这给公益组织的管理带来更大的挑战。李劲坦言，在工作中需要经常思考：如何才能留住优秀的员工？“一名新员工经过两三年培养后，个人能力得到很大提升，但因为政策的限制,导致薪酬无法大幅提升，他就有可能去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公益事业常常说事业留人，感情留人，但现实是，待遇上不去，所谓的事业和感情都会显得比较苍白。”

即便是选择留下来的公益人，他们的职业成长也容易碰到天花板。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钦焕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公益慈善组织的年轻员工在入职时的起薪不比企业差，但做到中高层后，再与同龄、同级别的企业从业人员比较，就有了显著的落差。

两种声音

“从这个现象中，我的理解是公益人职业生涯的天花板太低，直接反映在秘书长的薪酬待遇上，许多优秀的公益慈善组织秘书长所承担的职责和所创造的价值已经远远高于自己的所得。这个天花板导致了公益慈善组织难以建立科学的薪酬分阶和激励体系，优秀人才在薪酬到达天花板之后流失风险增加，以道德、情怀支撑人才留守的做法并不具备普遍性和可持续性。”杨钦焕说。

受访的专家学者、公益人均不约而同希望修改相关的法规条例，为公益人的薪酬松绑。因而，《慈善法》的制定被公益界寄予厚望，业界普遍希望借助这部上位法的出台，破除原有政策条例的限制。

但现实是，《慈善法》的一审二审草案从未出现对公益慈善组织管理费用比例的限制规定，但在3月9日披露的三审草案中，出现了“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年度管理成本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5%”的规定，并由此引发了广泛的争论。

在全国政协的讨论会现场，有政协委员指着草案中的条文，大声指责，“15%的管理费太高了”；也有委员建议，应该完善审计，公开透明，“看看钱都花哪了，用得着10%这么多吗？”而在会场外，公益界的专家学者则认为条文不利于慈善事业发展，呼吁取消关于管理费的限定。

后来的事实证明，场外的声音终究难以影响立法的最终走向。

4天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草案作出修改，新草案对管理费的限制从15%降至10%。即便到了投票当日，仍有12名学者22家基金会联名给全国人大写信，希望改变这个规定，但最终还是无法左右结果。16日上午，《慈善法》表决通过，赞成2636票，反对131票。

《慈善法》的一锤定音，让管理费的争议暂告一段落，但在政策层面外，行业对于改善公益人薪酬待遇的倡导和行动仍在继续。

公益领军计划：众筹百万奖金奖励公益CEO

今年3月，酝酿多年的《慈善法》在全国“两会”上通过，这一次，国家开门立法，名士舌战群儒，推动中国公益在市场化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也留下了很多遗憾，尤其是关于公募基金会“管理费”的限定，让从业人员发出了“我心悲凉”的感喟。

目前，公众及政商各界对公益慈善行业的“道德绑架”仍然存在，公益从业人员还未能光明正大地拿到符合其市场价值的工资，这种行业发展与人心浮动的冲突无法在短期消解，将在“后慈善法时代”演绎出更激越的火花。上层虽有限制，行业仍可作为。目前，不少行业支撑型组织正在设法以第三方的身份为职业公益人筹集“奖金”，他们能撕开一个口子吗？

今年1月，正值岁末年初，《公益时报》社长刘京在一场公益年会上发布了“中国公益领军人才”项目，计划为基金会秘书长众筹百万奖金。

刘京，民政系统公务员出身，后在国有企业担任要职，2000年创办《公益时报》，进入公益界。如今，他计划借助公益平台向100名企业家众筹1亿元，用来奖励100名基金会秘书长。

在中国公益界，人员薪酬待遇低是行业的通病，而作为公益组织“CEO”的秘书长，其劳动所得不仅无法与商业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并肩，甚至不如一些大公司的基层员工。

《2014中国公益慈善行业高端人才就业市场及薪资指南》显示，2013年全国公益支出超千万的基金会的秘书长平均年薪约为30万，而类比的企业CSR总监年薪则接近100万元。

“凭什么做公益的就低一截！”刘京认为不应该。

现实是，受制于“管理费不超过10%”和“工资不超过平均水平2倍”，基金会即便有钱，也不能直接给秘书长发高薪。

刘京设想，由第三方给予秘书长奖励。大约一年前，他开始琢磨成立一个慈善家的交流平台，找一群企业家捐款，奖励优秀的基金会秘书长。最开始是每人奖励一二十万，但后来有人提议，这钱有点少，没办法引起关注，“要做就要做大，至少在公益领域形成震动”。

“行，那就选100个秘书长，每人奖励100万吧。”刘京于是启动了为秘书长众筹百万奖金的中国公益人才领军计划。

资深公益人李劲评价：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众筹企业家

为项目引入众筹理念的人叫杨勇，微博ID“北大杨众筹”，他发起众筹的项目在国内颇有名气。杨勇毕业于北京大学，是刘京的学弟。

彼时，杨勇正在推动他的“人才IPO众筹模式”，希望把个人当作IPO（首次公开募股）标的进行股权众筹。在一次路演上，杨勇邀请刘京到场为其站台。刘京一听，觉得人才众筹适合公益，有得搞。

路演结束后，刘京找到杨勇，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两人一拍即合，刘京邀请杨勇担任项目的众筹框架师，为项目设计整体的众筹框架。据说，他们两人在聊天时，旁边一位素不相识的企业家听到也大感兴趣，主动走过来对刘京说：“这太好了，我参加。”

事实上，刘京并不缺乏企业家资源。

《公益时报》在过去的12年里，每年都会联手编制“中国慈善榜”，对国内企业家捐赠进行排名，榜单上的年度大额捐赠“常客”，后来都成为了刘京的公益伙伴。

而刘京本人除了担任《公益时报》社长外，还有许多社会职务，让他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企业家。

刘京说，他本来想一个人就找齐100个企业家。但杨勇告诉他，不能这样，要把圈子做大，应该先找到30位企业好友作为核心发起人，并让每位发起人推荐3名企业家进来，最终形成100人的规模。

在外人看来，要找到这么多企业家很难，但刘京不担心找不到人，他担心的是怎么找到合适的人。“我们做公益，最看重初心，进来的企业家首先要有社会责任心，而不是为了私利。”

另外一个条件是，企业家必须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至少有年度捐赠1000万元的经济实力。

奖励秘书长

1000万元是后话，就目前而言，参与的企业每人只需要拿出十分之一，用来提升基金会秘书长的收入水平，或者说，是部分秘书长的收入水平。

高付出低收入是公益组织的CEO们普遍面临的问题。中国的秘书长们不仅需要面对复杂的政治、舆论和道德环境的挑战，还得具备管理、筹资和执行等能力，资深公益人李劲认为，秘书长的能力要求和劳动付出不亚于企业高管或者职业经理人。

目前，全国基金会数量已经突破4800家，秘书长的普遍年薪在10万~20万之间，30万之上就算是高薪了。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的行政管理经费不超10%；而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也要求基金会人员工资不得超过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的2倍方能免税。这是基金会不能触碰的两条红线，其直接影响是，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低。

在现在的政策下，“中国公益领军人才”项目像是“曲线救国”。刘京认为，100万是奖金，由第三方直接支付给秘书长个人，不违背现行的政策法规，只要获奖者依法纳税即可。

当然，百万奖金不是随便就能拿到。

按照主事者的设计，首先，秘书长服务的基金会必须要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如果是个草根组织，一年资金运作才一两百万，那就没法奖了”；其次，秘书长所在的基金会没法给他开出足够高的工资；最后，秘书长从事的工作要有影响力，能够推动行业的发展。

有意思的是，奖金只能用于个人，而不得用于机构或其它公益用途。《公益时报》总编辑赵冠军说，在项目设计中，有基金会的秘书长曾表示本人若获奖，更看重荣誉而不是资金，可以将资金发给团队，对此，项目组曾研究过，获奖者可以拿钱去参加培训提升能力，买房买车改善生活，但不允许把钱捐出去作其他公益用途，如果获奖者的确不需要这笔资金，他只能返捐给项目，用于奖励更有需要的秘书长，保证慈善家捐赠的初衷不改变。

李劲提出了一个顾虑：如何界定秘书长的成绩是由个人取得还是团队所有？“大多数情况下，秘书长取得的成绩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如果奖金只能用于个人，就忽视了团队的努力，对他们而言，这是个难题。”李劲觉得，这是评选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打造生态圈

最终的遴选细则还没制定，但赵冠军并不担心，他相信借助业界的专家学者和首批发起企业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眼下，他最需要做的是为项目找到一个合适的组织形态。

100名企业家的参与，意味着众筹金额达到不低于1个亿，如何进行运作是个问题。赵冠军设想了三个方向：一是基金会，二是民办非企业，三是商业公司。“三者各有优劣，公司更独立，想把钱发给谁就给谁，但公司要交税，会对众筹资金有一定损耗，基金会和民非能免税，但资金使用起来受到限制更多。”

该选择哪一种？赵冠军打算把问题丢给“股东”们，让他们投票决定。

按照众筹逻辑，每位参与众筹的企业家都是股东，而且权力均等，项目作出的重大决定，都应该由全体股东投票决定。

这看起来像是企业家的民主试验。在此之前，公益领域已有先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同样由上百位企业家发起，这群企业家在组建NGO过程中，甚至形成了一种“吵架”文化。

“为秘书长众筹百万奖金”同样需要上百位企业家参与，可以料想，企业家在实现“为公益而共和”的过程中，自然少不了争论。但赵冠军反倒觉得这是好事，“肯吵架说明企业家愿意参与，他们愿意参与公益，资源不就进来了嘛。做公益最怕没人参与，形成不了影响力。”

现在，他们计划制造更大的影响力，在原有的百名企业家和百名秘书长的基础上，再找来50名行业领袖（公益大咖、学者专家、大型基金会理事长等），组成一个250人的豪华阵容，并在未来几年持续扩容。

刘京希望打造一个能够推动行业发展壮大的资源平台，“公益行业做大了，话语权才能水涨船高。”

值得一提的是，平台里的企业家都具备千万级的捐赠能力，刘京设想未来将鼓励他们出资成立基金会，并使之成为企业家参与公益慈善的“标配”。届时，企业家有资源，新成立的基金会有人才需求，秘书长有专业能力，彼此能促成更多的合作。

以项目平台聚集企业家资源，以企业家资源推动公益行业发展，企业家资源与秘书长人才彼此循环促进，形成一个跨部门的公益生态圈，充分整合社会资源、调动社会力量、协调社会关系，在预防和解决公益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问题中，体现公益生态圈的融合发展。而刘京的愿景是，生态圈未来能够孵化出一个公益帝国。

未来的蓝图很宏大，而“中国公益领军人才”项目才刚刚起步，能够走多远，尚待观察，但至少在当下，主事者还是很有信心的。

刘京：秘书长的薪酬，不该低人一等

基金会秘书长，不好当

中国财富：你身兼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的身份，你觉得在薪酬待遇方面，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应该向商业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看齐吗？

刘京：西方观点认为，社会的进步有三大动力：一是政府自主改良；二是社会批评；三是公益推动。过去我们意识不到，但在中国经济发展后，我们现在意识到公益的作用越来越大了，现在我们所说的公益，已经远远不是救助层面这么简单。

现在中国的基金会越来越多，但中国的基金会秘书长都不好当，甚至比企业的CEO还要难。为什么？因为秘书长要懂得资源整合，要懂得协调关系，要懂得项目设计，要懂得品牌传播，方方面面都涉及，要求的素质很高。但秘书长的工资都不高，在商业领域，企业高管年薪几百万的比比皆是，但在公益领域，秘书长能拿到30万年薪就算高了。

不能说因为我是做公益的，就应该低一截，不应该吧。如果说我的市场价值是300万，我喜欢做公益，这是我的价值追求，那么低一点，拿个100万，我也觉得可以接受，但你说只能给我十分之一，那我就觉得不值了。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的基金会大多数是民间组织，秘书长没有体制身份，体制不管我，但又不让我到体制外拿钱，那谁愿意来干这事。如果不解决待遇的问题，就没办法留住人才；如果不解决人才的问题，公益就很难发展。

中国财富：现在有许多企业基金会的秘书长不在基金会受薪，而在企业领工资，对于这种现状，你怎么看？

刘京：从体制层面来说，我们国家的政策条例规定了10%的管理费和2倍的工资薪酬，这是基金会不能触碰的红线；从舆论层面来说，公众不认同公益人拿高薪，你本身就是做公益，干吗还要拿高工资。

这样就造成基金会，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和企业基金会，即便他们有钱，他们也不能拿来给员工发高工资。许多企业基金会就想着法子变通，秘书长在基金会领一部分工资，企业再另外补一部分，或者说直接从企业开工资，将秘书长作为志愿者派到基金会工作，不从基金会领一分钱。这已经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了，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通过公益领军人才项目，把存在的问题挑开来讲，从体制层面探讨也好，从观念层面探讨也好，让大家一起关注秘书长的薪酬问题，引发行业的争论。现在，还有公益组织说“零成本”，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不是没有成本，只是把成本摊到别的地方去了。

公益零成本？自己买了单

中国财富：你如何看待“公益零成本”？

刘京：要正确看待“零成本”这个问题，公益怎么能没有成本，只是看谁来为成本埋单。

在国外，许多社区基金会的理事长都是年薪1美金，这些理事长大多是企业老总、政府高官或者大学校长来担任，他们已经财务自由，不需要金钱回报，参与公益事业只是为了荣誉，因此他们只从基金会拿1美金的工资，各种开销全部自己承担。

还有志愿者。现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公益活动都会找志愿者，大学生、公司白领、学校老师等等。这些志愿者参与公益是出于兴趣爱好，他们具有奉献精神，不需要经济回报，甚至连盒饭钱都自己掏，公益组织不需要为他们的参与而付出额外的成本。

但这两种人都是出钱出力出时间去做公益，你能说没有成本吗？不能因为他们自己消化了成本，不需要基金会来承担，就说公益零成本了。

但一个公益机构不能只有志愿者，没有职业经理人。志愿者的概念是什么，有时间我来帮你做，没时间你不能让我天天来做，毕竟我还要吃饭，要讨生活，全靠志愿者的项目没法往下走。现在我们做新公益，要整合资源，需要职业经理人，没有专业的人才，你玩不转。

解决人才问题，需更多人参与

中国财富：公益行业缺乏专业人才，由来已久，你觉得一个人才奖励项目能够发挥的作用有多大？

刘京：现在大家都在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觉得公益行业的发展也要创新，这就需要有专业的人才去整合资源。

但客观来说，这方面的人才严重不足，可以说公益领域的专业人才奇缺。近年来，行业发展得很快，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但光靠行业内的培养，无法满足现实的发展需求。有的基金会开始从商业领域招人，但说实话，这些人大多是企业退到二线或者能力稍弱的人。

我觉得行业的发展需要变革，特别是人才方面的变革，这非常非常重要，能够引领行业的未来发展。但这事不是一个项目就能解决的，谁也不是救世主。但就这个问题，我们能展开讨论，从观念上从制度上，探讨可以从哪里有所突破，如何才能对整个行业发展有所促进。

我们不敢打包票能解决公益行业的人才问题，这事光靠咱们解决不了，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包括企业，包括政府，我觉得公益领军人才项目起到的就是这种作用。

中国财富：商业资本往往带有意志，你觉得企业家为何愿意参与进来？

刘京：能够登上中国慈善榜的企业家都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捐出几千万甚至上亿元都没有问题，100万对他们来说，太小意思了，不就一句话的事情吗？但确实是这样，让企业家捐钱，至少得给他们理由，我觉得有三点，面子、圈子和实惠。

先说面子。我非常有信心，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中国公益领域最牛的一件事，“中国公益领军人才”项目以后肯定是最牛的一个公益平台，你花100万就能买到一张入场券，挺有面子的吧。你说你做公益捐了多少钱，但如果这个平台都没有进来，你还好意思跟人说么？

第二个，圈子。现在很多企业家花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去读EMBA，图的是什么，还不就是个圈子。进来我们这个平台的都是精英分子，你进来了就相当于进入一个企业家的圈子，而且都是有社会责任心、品位相当、有着共同语言的企业家。

最后，实惠。企业家进来以后，我们会给他们定制许多服务，比方说办个公益EMBA课程，请最好的老师来讲课；比方说企业家要成立基金会，我们能提供全套服务；甚至说，等平台发展了，企业家队伍壮大了，我们还可以一起去成立家保险公司。这些都可以去畅想，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中国财富：上百名企业家参与，有可能形成两种极端，一是意见无法统一，形成“吵架”文化；二是只出钱不干活，如何避免？

刘京：这就是众筹的好处，我们设定每人100万的标准，谁想进来都得捐出这笔钱，而且不能少，也不能多。大家都是股东，或者说是理事，每个人的话语权都一样，有事大家一块商量。我刘京只是牵个头，但这个事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大家的。

这个平台能做啥事，要做啥事，大家讨论决定，只要有利于公益，有利于社会，都可以去做嘛，最后取得的成绩和荣誉，也是大家一块分享。

但毕竟在公益领域里，每个人的资历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企业家资历深，在平台里的影响力就会大点，有的企业家资历浅，也提不出什么想法，只能附和。但这是个变化的过程，一年几场活动下来，他们肯定会对公益有了更多的认识，对他们来说，既是参与，又是学习。

我不担心企业家只出钱不出力，我们除了要他拿钱外，还捆绑着他一块来给我们干事。

就像众筹咖啡馆那样，参与众筹的人除了要投钱外，还要求每年至少搞一场活动，路演啊、沙龙啊、分享会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俱乐部。我们的平台也是，别人都在做活动了，你能不做吗？你当然不能落单了，别人的活动都是高大上，你的挺寒碜的，你不觉得没有面子吗？所以，只要把人聚进来了，不用担心没事可做。

百万奖金，秘书长们怎么看？

谈起薪酬待遇，公益人大多缺乏底气，有人认为已经低到无法对外人说，有人觉得跟企业相比有着显著的落差。秘书长到底值多少钱？奖励百万奖金是不是好的解决方案？为此，我们邀请了多家基金会的秘书长分享他们的观点和看法。

这些秘书长分别来自北京、广州、深圳，有公募基金会，也有非公募基金会，他们普遍认同秘书长薪酬可以借鉴职业经理人的标准，但考虑到现状，他们又有所保留，认为还是要兼顾公益属性。有意思的是，在谈及是否愿意接受百万奖金时，他们一致回答：我愿意。

中国财富：作为一名秘书长，你是如何看目前公益人的薪酬待遇？

王利民（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目前公益人的薪酬待遇普遍比较低，和政府比，低，和企业比，低，和国际NGO相比，更是低，大概只能占到国际NGO在华员工的一半。秘书长同样如此，他们做到这个位置，按照能力和专业，薪酬应该高一点。工资低留不住人，没人才机构难发展，不发展就更难给高工资，这是个恶性循环。

崔澜馨（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秘书长）：目前公益人的薪酬待遇低到“难以启齿”（不包括一部分企业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在企业薪酬绩效体系下领薪的），公众了解到现在的薪酬后，要不就理所应当地认为公益就应该低酬或者不拿薪酬，要不就是怀疑你的目的不纯，一定有其他猫腻。

郭媛（广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目前公益人并没有统一的薪酬标准，包括秘书长的薪酬待遇，可以说各家开各花、参差不齐。

刘海军（郑卫宁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薪酬待遇偏低是一个客观事实。

杨钦焕（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公益人薪酬待遇偏低，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许多慈善组织的年轻员工在入职时的起点薪酬方面并不比企业低，但成长性差，一些慈善组织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或者说较为资深的员工，在与同龄、同级别的企业从业人员比较，就有了显著的落差。

中国财富：许多人将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与商业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相比较，你觉得在薪酬待遇方面，两者能够相提并论吗？

王利民：我觉得可以向商业公司的CEO看齐，秘书长的专业性已经达到一个高度，如果做事情得不到认同，会感到非常沮丧。但回过头说，秘书长的工资还要看他所服务机构的规模和工作的复杂性，不同的发展程度应该拿不同水平的工资，企业也是这样的。所以秘书长的工资应该要综合考虑。

崔澜馨：从事公益行业与其他行业是平等的，我觉得秘书长的劳动所得可以参照商业公司的CEO。在商业领域，因为各公司的情况不同，不同企业CEO待遇差距也非常大，有的非常高，有的却只拿基本生活费。公益人付出了相应的劳动，所获得的回报不单是精神回报，在物质上也需要有保障，才能支撑他在精神层面继续从事这一行业。在一些国家，公益机构负责人的薪酬是商业公司的80%左右。

郭媛：作为公益行业，公众通常会认为秘书长的市场价值还应当与社会价值、道德规范相关，而不是直接与商业公司的CEO画等号，但作为一名从业者，我能够了解秘书长所付出的劳动，并不比CEO少。

刘海军：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的薪酬水平向商业公司的CEO看齐是肯定的。商业公司CEO薪酬水平和其绩效一般是紧密挂钩的，我觉得公益界也可以学习，制定秘书长绩效的衡量标准，我认为一个关键指标是所做项目的社会影响力。

杨钦焕：秘书长的薪酬待遇，根本上和法理上应该由理事会决定，这是一种职业经理人和雇主之间的双向选择。当然，如果从职业经理人的角度来理解秘书长的角色，则应当遵循人力资源市场的基本规律，毫无疑问要体现人才的市场价值。但是慈善组织也有其特殊的社会公益属性，我认为秘书长的待遇始终难以企及顶级的商业公司CEO，也不具备较强的可比性。

中国财富：你是怎么看“为秘书长众筹百万奖金”的？

王利民：我觉得这是好事，如果真有些有识之士拿出钱来奖励秘书长，让他们能够坚守初心安心做公益，那真是太好了。这个项目也能够带动社会关注公益领域的带头人，关注他们的付出和生活状况，这群人应该得到关注。

崔澜馨：首先可以刺激及推动行业的发展及公众的认知，让更多愿意为公益事业捐赠的人认识要想吸引有能力的人就应该有相应的薪酬福利。同时也让现在从事公益行业的小伙伴看到信心，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如果可以晋升为秘书长，也有机会获得此奖金。

郭媛：这个项目非常好，新兴行业就需要更多创新的思路和项目。近年来，陆续有一些基金会、商业公司关注到专业公益人才的发展，并且规划一定资金给予支持，但这对于行业发展而言还远远不够。我很期待这个项目成为高端、专业公益人才持续获得合理回报的开端。

刘海军：项目会让大众更加关注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这个群体，建议在评选过程中，对不同领域社会影响力产生的程度，作为一个评价的标准。

杨钦焕：这个项目非常有创意，抓住了当前公益行业发展的最核心问题，可以直接打破公益职业体系的待遇天花板，让一批优秀的慈善组织职业经理人获得应有的劳动所得。但是，面对中国几十万的慈善组织和数千个基金会的规模，显然不具有高覆盖率和可复制性。项目更大的意义还在于用近乎夸张的方式，引起社会公众和政府政策制定者们对于慈善人才的关注，将有效地改善慈善人才的社会舆论和政策环境。

中国财富：对于奖金的使用，获奖者有着极大的自由，但主办方不鼓励用于机构和团队，对此，你们怎么看？

王利民：奖金不能用于团队，我不鼓励这样的设置，因为秘书长的成绩很难界定到底是个人努力还是团队合作的结果，很多时候不能离开机构看个人。而且秘书长个人收入很高的话，也不利于团队的融合。我觉得这种通过拉开收入差距去治理现有问题的做法，效果还需要再看看。

崔澜馨：给获奖者极大的支配自由非常棒。我在“银杏伙伴”计划中连续三年每年有10万元资助款，我每年带父母出去旅行，极大提升了家庭幸福指数，同时参加学习及国际考察，开阔视野，我申请到中欧商学院EMBA公益奖学金，用作部分学费。我觉得能够自由支配奖金，对获奖者的自身生活及学习成长都很好。

郭媛：如果这是一个“奖”，那么奖金的标准设定、分配方式、使用用途，无论是由奖励方、出资方还是活动举办方议定，只要合法合规均可。此外，能够成为获奖者，相信其对公益事业是有归属的，也已取得一定的行业认可，因此奖金使用自由并不等同于挥霍、乱花。

刘海军：参照国际一些科研奖金的做法，挺好！目标是让个人在其领域做出更大贡献，故自由支配比较现实和有意义。

杨钦焕：我赞同这样的安排。主办方是真正站在体现公益人才市场价值的立场来组织这个活动，而且提前声明这样的规则，可以避免社会公众和所在机构对于获奖者的道德绑架。

中国财富：在您看来，秘书长拿百万奖金，会否存在问题和风险？

王利民：这会有什么问题，合理交税呗。要是发给我的话，我就先把税交掉，然后把剩下的一半分给团队，另外一半给基金会。

崔澜馨：1、入选机制设计是否公平？2、社会上一定会有人说风凉话，如是不是又出现郭美美了，秘书长把钱都贪到自己腰包里了。3、如果资金仅限定用于个人，获奖人所在机构可能会产生内部矛盾，秘书长的工作绩效是团队合力取得的，所以建议不限制，或者制定一个指导比例。

郭媛：根据《慈善法》此前的多次讨论，“秘书长拿百万奖金”应该不属于调整范围；但就连日来备受争议的“10%还是15%”、“高了还是低了”等话题，社会舆论对于公益人拿工资、拿高工资还是很敏感的，这也是该项目考验主办方、获奖者个人及其所在机构的地方，尤其需要更多专业人士普法、媒体传播引导。

刘海军：只要评选过程合理，捐赠者接受结果，作为个人奖励，应该没有什么风险，在舆论上也可交代。

杨钦焕：我觉得这是一种普通的民事赠与行为，赠与者和受赠者在确保有效的民事法律手续和依法纳税的情况下，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主要的风险点可能包括：一是作为热点事件，要确保资金分配的合理性，要有严谨的评选规则来确定获奖者；二是切忌把活动当成是慈善活动，不要在宣传中将出资者的行为说成慈善捐赠，否则其公益性将受到严重质疑。

中国财富：如果条件符合，你会否愿意接受这笔奖金，为什么？

王利民：我肯定愿意了，这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认可。我会拿着一部分去健身、去跑马拉松、去潜水，把身体锻炼好，能够更好地投入工作。我本来想把一半的钱发给团队，一半给基金会，但如果主办方不允许，那我就给大家发红包好了，天天发。

崔澜馨：我愿意，因为有了这笔钱，我会更无后顾之忧做好秘书长。我会做好规划，用30%加上积蓄，首付一个小房子或者租一个大房子，并将父母接到身边照顾；30%做银行稳健理财，用于家人的健康保障金及购买商业大病保险；40%用于能力提升、专业学习及出国参访等，这部分资金还可能做些回报较高风险较低的商业理财。

郭媛：当然愿意，任何一笔正当来源的资金对我而言，都会是促进我个人成长和公益事业发展的良好资源。我很感兴趣这个项目的甄选标准，并且有信心去争取它。

刘海军：愿意！只要公平合理，获奖不仅代表了秘书长群体的价值，也是对本机构在领域贡献的一种认同和鼓励！

杨钦焕：我当然愿意，作为一名年轻的基金会秘书长，生活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压力非常大，得到奖励既是荣誉，也能改善家庭生活。同时，我也为自己的职业选择感到骄傲和幸运，虽然收入只有企业普通员工的水平，但是时常可以代表基金会出席各种大型活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拜访各种顶级企业，与不同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的人进行平等对话、洽谈业务，并且得到对方的尊重和赏识，这也是我们坚守职责、努力工作的一大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