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等母亲一把提起弟弟的小脚丫子，确认是男孩后，应该是父亲这辈子最高兴的时刻了。 漂泊岁月的飘零记忆——我是二胎 by 南北 1 伤感幽远的曲调最容易把我推进悠远的记忆长河，而关于我儿时随父母躲计划生育的那段岁月却要几近干涸在遥远的北方了。 四岁那一年，我已经有了一个六岁的姐姐，也有了第一个妹妹。妹妹是在外婆家出生的，出生不到一星期就送人了，因为计划生育抓得紧，父母带她在身边不方便。我隐约记得那天早晨她被送走的情景，我把自己心爱的紫色新外套盖在她小小的身体上，围跪在她的身旁瞅着她，也许是那时的我已经预感到了这将是永远的血缘诀别。 收养她的那户人家和我们是远亲，女人得了一种不能生养的病，家里也自然没孩子，所以至少保证了妹妹以后不用和她的兄妹们争宠，而这也正是父母在无奈中的周全举措吧。 这之后的第七年，在堂哥的婚礼上我终于又见到了她，是那么的陌生，爸妈让我和姐姐给她拿几个苹果吃，她用一种惊恐又似落寞的眼神拒绝着，七岁的她一定已经猜到我们是谁了，只是不确定吧，更不敢有相认的想法，也或许心里正泛着恨意，下着决心，立誓永不认她狠心绝情的爸妈。而那眼神永远的印在了我懵懂岁月的稚嫩记忆里。 在我们农村最忌讳送出去的孩子再要回来，更不能让孩子知道她是抱养来的，能瞒多久算多久，相认也是难上加难，除非孩子自己长大后愿意相认，而养父母也是极不愿意让孩子的生身父母与孩子亲近的。而我那可怜的妹妹却在稍稍懂事时就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世了，听说是她村里一个病入膏肓、生命垂危的妇人告诉了她全部，那么她又是在怎样的心境中走过童年、步入成年？而爸妈却也只能就那样远远的注视着年轻时候的他们在漂泊岁月里抛弃的这个孩子。 而这也是至此二十年中我与她的仅此一次的相逢了，姐姐也一样，而弟弟与她谈不上相逢，只是初遇。父亲母亲在镇里的集市上后来又见到过她几次，然而她的养父母却连打招呼的机会都没给。 再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在去县里的班车上见到了她。那时她已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辍了学，在县里的饭店当服务员。我想，父亲见着她一定高兴，只是这高兴之余是无尽的慨叹与懊悔吧，也或许疲于奔命的麻木生活让父亲只是坦然的接受了面前那个叫他“姑父”的亲生女儿。父亲给了她100块钱，她怎么也不要，直到她奶奶说：“这是你二姑父，你二姑父给你钱你就拿着吧”，她才收下了。父亲说他本想多给一点，奈何带的钱又不多，还又怕妹妹起疑心。然而尽管如此，一个素不相识的远方“二姑父”见面就给钱也令人生疑，所以她一定是已经八成肯定了这个所谓的“二姑父”就是她生父时才在心情复杂、不知所措中收下那张一百块的吧。 堂哥婚礼一别之后的不久，她的养母竟然奇迹般的有了身孕，有了属于她的弟弟。她的小学是在我一个小学同学的村小学读的；她的初中是在我就读的初中读的；她的高中是在社会上读的，她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做了打工妹。她的养母不着家，在她读初中时在外瞎跑，她的养父没本事，只是个四处打零工的，甚至连家里日常用度的钱都供不上，再加上要她照顾的年幼弟弟，更何谈大学，简直痴人说梦！不过后来她家的地里进了石油，生活改善了不少。 而以上这些，就是我们一家五口关于她的几乎全部了解了，而也仅仅只是口口相传所知。我也疑惑过，为什么父亲母亲没能为她做点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在生下她以后，我们全家便在计划生育的追赶中四处奔波躲避了四五年，几乎倾家荡产，回到老家后，就连做饭的柴火都是从村长家院门口的柴垛上拉来的。之后便是归零生活的从头再来，在黄土里剖拉金钱的艰苦岁月。我们姐弟三更是父亲母亲的沉重负担与责任，我想夜深疲惫的深长呼吸，早已把他们交给了沉沉的岁月，早已忘了他们其实还有一个送人的孩子。 而父亲母亲也偶尔庆幸的念叨着，说其实妹妹送了别人其实享了福，不像我们姐弟三还要下地干体力活，一个顶半个劳动力。但也偶尔淡淡忧伤的带着微笑说到，其实若是当初把她留下，也就是再苦一点累一点的事儿。而我们全家讨论最多的是她的长相，妈妈说她像姐姐多一点，爸爸说她像我多一点，弟弟说她根本和我就像一个人。而我和姐姐没有发言权，因为她长大后的模样我两没见过，然而我们心里都知道她到底长的像谁多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画面与时间的错叠吧，我总隐约记得我出生的那天早晨，大山里那种特有的耀眼清澈的晨光洒满圆木门窗，洒满小院，泛黄的木门用铁门栓扣着，门里是因镇痛在炕上打滚儿的母亲，门外是与奶奶推攘着要闯进门的计划生育办的人。不管怎样，这确实是我出生的场景。我出生后，爷爷和爸爸托人找了关系，给妈妈做了假的结育手术，罚了700块钱，而700块钱在1993年也不是小数目，但为了要一个儿子，别无选择。 在80年代初的农村，留子留根的传统观念依然牢牢束缚着人们。当然生活的种种不堪里我那年轻的父母也想过放弃，只是他们不能忍受村里人的流言蜚语，“断种子”、“亏人了”等等在当时听来特别恶毒的话语一步步刺激着他们离开了那个本不必逃离的小山村。 是的，在当时那个年月，像我父母这样为了生一个儿子而甘愿过颠沛流离生活的人也不在少数，而像妹妹一样被送人的孩子更是不在少数，医院里、大街小巷口经常有被放在纸箱里的出生不久的女婴儿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之事，只是她们没有像我妹妹这样幸运而直接交到养父母手里，她们可能会被饿死或冻死。然而有些女婴儿根本没有存活的机会，在呱呱落地的没多久就被自己的亲生父母弄死后丢在了野山里，山上的放羊人总能经常碰到已经风化的小孩儿衣物或骨骸。 这些久远的记忆，让我在南方沉闷的淋雨午时，倍感沉重，但让我欣慰自豪的是，这茫茫世间里，还有一个人和我几乎长得一模一样，我不孤独。2 我的第二个妹妹，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母亲的孕期养胎不周，过于繁重的体力活使她出生落地时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只知道父亲在她死后把她送到了我们门前对面的大山里，也正因为这点儿记忆，我的脑海里总有这样一副画面：夜幕降临，黑压压且浓重的空气充斥着那座大山，只能看到略泛白的山顶，山腰上是裹着枯黑树皮的老树林，与夜幕融合成黑乎乎的一片，黄土高原冬季的凛冽寒风吹过，响起一阵凄凉幽怨的风声。不管是怎样的后期脑补而得到这样的记忆，我总是在夜深人静时偶尔的想起，想起残酷生活里一个生命的无辜。 她出生的地方是我们全家的第三处落脚点了，也就是我们邻县的叔伯家里。这之前，在我们县城里的那段岁月，也零零星星的烙印在了儿时的记忆里。 初到县城，我们租赁了一间破旧的土房，全家的生计主要靠父亲跟着小姨夫跑黄包车维持。97年左右，县城一时起了一场“黄包车”热，很多人都靠着一辆脚踏三轮黄包车闯生活，所以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因此也成立了他们专有的黄包车车夫抱团组队抢生意的现象，偶尔的打架斗殴争顾客便也是常象，而父亲和小姨夫受欺负的日子也是有过的。三轮黄包车车夫的日子肯定是很苦的，为了多拉几个顾客，父亲常常是早出晚归，风雨兼程，就那样几乎不停的双腿蹬一天，能不累吗？ 而此时，七岁的姐姐却被丢在老家，一个人独自照看院落，白天也见不到什么人，村里人都忙着在地里劳作呢，而小孩子能带到地里的都在地里了，不能的也都就是未满月的婴儿，所以她也没什么玩伴儿。 姐姐说，她就常常一个人坐在我家土墙垛的后面望整个村子，望狭小蜿蜒的土路，盼望着吃饭，盼望着天黑，盼望着父亲给他承诺回家的日子快到。而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我家的驴按时添草，那时，家里的田地还是照样耕种的，所以唯一的耕种工具——驴，必不可少。除此之外的任务便是吃饭。姐姐说她总是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去一里路外远的奶奶家吃午饭，于是奶奶就在我家的院子里画了一条线，说如果阳光移到了那条线的位置，她就可以去吃午饭了。而到了晚上，爷爷会来陪她睡觉，爷爷总是嘴馋的炒我家的鸡蛋吃，于是为了这件事，她向母亲告了好几次爷爷的状，因为母亲临走时告诉她要看好家里的任何东西。 年幼的姐姐一个人这一待便是好几个月，直到爷爷摔坏了腿，她才随爷爷来了县里，之后没多久就又去外婆家读小学了，而我一直被父母带在身边，于这一点儿，我是多么的幸福。 爷爷摔坏腿后，便住进了县医院，拖小舅爷找了最好的接骨医生做完手术后，为了省钱，便搬进我们那小小的租赁土房术后休养。记得那时，爷爷的术后营养品在早晨是鸡蛋炖奶粉加白糖，而我为了能每天早晨都尝着，便勤快的帮不能下地走路的他天天倒排泄物，也不嫌脏不嫌臭。 鸡蛋奶粉白砂糖外的记忆便是那次挨打。 我只记得那天晚上，好多人围着哭泣的我，挡着要打我的母亲。因为白天我和小姨家的孩子玩耍时弄丢了母亲刚缠好不久的新线团儿，于是母亲就大发雷霆，打着骂着逼我找回，直到引来了左邻右舍，而母亲依旧不依不饶。我忘记了最后是怎么收场的，但我知道母亲当时打我是给小姨看的，她认定是小姨指使了自己的孩子把线团儿偷走了。然而那只丢失的线团儿终究也没找着，不知去向，也许是我们几个小孩子把它丢到水井里了吧。 而母亲只是和那只线团儿过不去吗？她在愤恨什么？她为什么而憋屈？她也许很想大哭一场吧，可惜她已是个27岁的妈妈，是个被生活肆意蹂躏的母亲，她没资格哭。 不要忘了我们全家此次“远征”的任务：生儿子。这期间母亲也有了身孕，但因为吃了孕妇不该吃的一种水果而不幸流产，所以只能继续漂泊的岁月。在计划生育办的追赶下，房东也不要我们了，我们只好又辗转到邻县的叔伯家躲藏。3 邻县的二叔是个包工头，手下有二十几个工人，在当地的一处采石场负责开采和搬运，而所谓的搬运就是人扛。父亲后来便是其中的一员，而母亲做了他们这帮汉子的厨娘，负责他们的一日三餐，还要亲自担着沉甸甸地饭菜送往工地。 这样的机会总算给了我们全家一条生路。当然，我永远无法体会当时年轻的父亲承受着怎样的生存压迫，他年轻的脊梁又承受着怎样的疼痛折磨。而母亲挺着怀胎八月的妹妹在盛夏热气腾腾的锅灶前又咬牙坚持了多少次。我却是个正逢无忧无虑的孩童，不能为他们哪怕分担只是一点点。 然而哪怕就是这样咬牙坚持的日子，随着二叔的癌症罹临，也不再有了。二叔的离去，大祖母甚是难过，毕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而来年春季，三叔的意外死亡，又给这位垂垂老矣的母亲带来了更大的打击。 这些生离死别、捶胸顿哭的沉重记忆随着时间已在封存，漂泊岁月的飘零记忆里我们一家还要继续奋斗下去。4 没了靠背石头养活全家的经济来源，父亲只能偷偷溜回老家多种粮食。而那时的粮食不值钱，五谷杂粮的价值还没被参透，更不会想到大量种植土豆，况且山路崎岖窄小，交通也不便利。因此那微薄的收入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 邻县的叔伯家那里，山大沟深，水草丰茂，野生动物颇多，尤其是野鸡、山鸡、鳻（发音bān，当地人读bàn）子（山斑鸠）、鸽子等。当时卖一种类似蒙汗药的药物，将这些药物与玉米或荞面拌匀、渗透后，撒在山里，这些鸟吃到了一定量，药性发作便会昏厥。若到了寒冬，晕厥的它们很少有再苏醒的机会，很快便会被冻得硬邦邦的。于是，药物撒出去几天后，你就只管猫着腰拾了。而父亲每次出去都能捡几只回来，有时甚至还能捡一大尼龙袋，吃不完了便拿到集市上卖。 而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父亲出山回来时，肩上挂着一串用绳子串起的山鸡。而我便会兴奋的跑近扯下那串东西，一个个拎起来看看，似乎希望它们是活的便可陪自己玩儿了。再想到又可以吃肉，便跑来跑去的帮父亲给它们倒水、拔毛、剔除肝脏。但我记得最香的不是他们的肉，而是做肉时熬煮的汤，再配上一碗母亲亲手擀的细白面，那真是香的不得了。 一次，父亲派我和姐姐去捡这些野物，我两在一片蒿子地碰到了三只正在药效发作的野鸡。于是就想着逮到它们，结果因为我在这空荡荡山沟的一阵莫名大笑，把两只都给吓跑了，就剩一只还躲在茂密的蒿子下。结果害怕它啄人，我俩僵持了好久才把它拿下。而如今，我一直好奇那次大笑的笑点到底在何处。 肉腥汤细面条的美味填充了整个“逃亡期”的心酸，二叔去世后的那年腊月，弟弟终于出生了。 弟弟是晚上10点左右出生的。我隐约记得那天晚上五六点的样子，天已经黑麻了，由于我们住的那个窑洞没通上电，我和爸妈也就睡下了。我记得母亲当时躺在我的旁边，说腰有点困，父亲一只胳膊侧倚着躺在母亲的另一侧，用另一只手轻轻触摸着母亲的肚子，一边傻呵呵的望着母亲说，“他好像在动！”那神情既慈祥又可爱，我一直记得。 小孩子睡觉比较沉，等我被弟弟响亮的哭声吵醒时，只见昏黄的油灯下，父亲正一番忙碌的样子，弟弟已经用小毯子包裹好了。 于是我好奇又惊喜的凑过去看着弟弟问爸爸，“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爸爸笑笑说：“你自己看吧，看他长的啥。”之后又继续不知忙着什么，貌似在给母亲熬粥吧，但嘴一直合不拢的带着微笑。 后来父亲忙碌停当便睡了，而6岁的我却守在弟弟的旁边看了一夜。 后来等我再长大一些的时候，父亲母亲又提起了生弟弟的那个夜晚。母亲说她当时已经无所谓了，无论男女这都是最后一个了。而父亲说他当时很紧张，害怕又是女孩，都没勇气把爬着的弟弟翻过来。而等母亲一把提起弟弟的小脚丫子，确认是男孩后，应该是父亲这辈子最高兴的时刻了。 后来等弟弟长到一周岁时，我们全家终于回到了故土，终于回到了前所未有的洒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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