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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地域文化特征分析 从中国文化发生阶段中的各地域文化的发展状貌来看，《中华文化通志》中的“地域文化”典所述的10大地域文化分别是：秦陇文化、中原文化、晋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 [size=+0]所谓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地理范围内，长期形成、独具特色、而又基本稳定的文化。文化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存在和发展的，因此，文化既有不同时期的历史特征，又有不同空间的地域差异。一般认为，地域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内涵的地域性，二是形式的独特性，三是传承的长期性，四是传统的稳定性。地域文化由于诸多原因，也在不断整合与变化中，但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黄河蜿蜒曲折，流过黄土高原，众多的支流水系分布于秦陇地域，有泾河、渭河、洛河、延河、无定河、窟野河等。其中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源于甘肃渭源县，经陇西、武山、甘谷、天水等地，汇聚了榜沙河、葫芦河、籍河、牛头河等东流进入关中平原，沿途又纳入了金陵河、涉河、美水、漆水、沣河、橘河、产水、灞水、石川河、泾河等在潼关流入黄河。其中的泾河又是渭河最大的支流，泾河发源于宁夏泾源县，主要流经泾源、平凉、咸阳等地。由于古代河流水量丰沛，带来了灌溉的便利，分散各处的原始农业聚落，依赖众多的支流联系起来，好似黄土文化圈的血管，支撑着原始农耕和村落的发育。没有黄河及其渭河、泾河、洛河等支流，黄土高原就不能成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或核心区。 中华民族号称炎黄子孙，而炎黄部落就是起源于西北高原，黄帝部落发源于甘肃东南部，炎帝部落发源于陕西西部。西北高原的严酷自然环境造就了秦陇人坚韧勇敢智慧的个性，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都出生于这里。因此，秦陇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周秦汉隋唐朝的统治集团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关陇（关中陇西）集团。享国八百余年的周王朝就起源于秦陇。春秋战国时期，最后统一六国的秦国，起源于秦陇地区，先霸西戎，后向东扩展，不断发展壮大，最后终于统一全国。虽然秦二世而亡，但是汉代的辉煌可以说是在秦统一六国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秦王朝的铺垫，就不会有文景之治和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唐帝国的皇族也是在秦陇地区发展起来的。李唐王朝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巅峰时期，而抒写这个辉煌篇章的李氏皇族，早在汉代就已经在陇上成为望族。汉代名将李广、李凌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人物。李世民的直系先祖李暠在五胡乱华时期聚集了逃亡西域的汉族人建立了西凉国。可以说，秦陇地区对早期中华文明是影响最深刻的地方。 秦陇地区是丝绸之路的精华部分。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为这条东起中国古都长安，西达地中海东海岸安都奥克，全长7100余公里的线路，取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开辟于公元前2世纪末，是沟通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它沿途所经之地产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也是当今世界主要文明的母胎。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当今世界历史悠久、自成体系、影响深渊的文明只有四个，就是古希腊、伊朗、印度与中国，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大文明汇流的地方只有一处，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而这一处所指，其实就是整条‘丝绸之路’的精华部分。” 丝绸之路在甘肃段全长1600多公里，行至兰州时被分为北路、中路和南路三条线路。可以说每一条线路都是连接着众多古人智慧的结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对“丝绸之路”的中国段进行考察，准备把这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作为“文化通道”项目展开“申遗”。甘谷的大像山石窟也是开放在“丝绸之路”上的一棵奇葩。 历史上，甘肃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我国有56个民族，甘肃就有45个，其中少数民族44个。”（《甘肃民族与宗教》P2杨明前 范鹏等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东汉时期，甘谷时称冀县，曾经一度是凉州州治、汉阳郡治所在地，又曾经为羌族所占领，并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乱。东汉政府不得不派兵清剿。东晋十六国时，匈奴、氐、羌、鲜卑、羯等‘五胡’相继内迁，战乱频繁，民族政权林立，甘谷县域全部处于少数民族政权之下。从公元317年到589年的二百年间，大体上先后统治甘谷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前赵、前秦、后秦、北魏、西魏、北周等国。唐朝宝应三年，吐蕃贵族率兵东侵，占有今陇山地区，甘谷也陷入吐蕃之手，当时境内生活着许多的吐蕃部落。同时，因境内控扼秦渭，屏障关中，故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期，是魏蜀争夺的重要“咽喉要道”。宋代庆历年间，是北宋和西夏的边界地区，又曾经是北宋与吐蕃的边界地区，军事战略地位较为重要，县域内设有多处军政性质的城、堡、寨等，如筚篥城、永宁寨、甘谷寨等。南宋时期又没于吐蕃。蒙古南侵，甘谷成为蒙古大军南下的必经之地。这种民族的、地理的因素，造就了历史上的腥风血雨，也造成了多民族的融合的语言环境。以黄帝语言和炎帝语言为主根，同时长期以来受到多民族语言的影响，形成了秦陇方言独特的方言词汇。在长期的多民族融合中，使一些少数民族语言词汇遗留到甘谷人独特的方言词汇之中。总体上看，甘谷方言属西北方言区秦陇片陇东话和陇南话交接带的一支。语音从北到南，略有差异。北部接近陇东话，南部有陇南话色彩。 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统治陇上期间，对秦陇方言的影响渗透也可以从一些词汇中窥见其端倪。 在中国地域区分的文化类型里，秦陇文化是典型的农耕与游牧文化交融区。从大范围看，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特征迥异的经济、文化类型一直处于冲突碰撞和长期对垒的过程，朔方漠北的游牧民族往往进攻中原腹地的农业民族，造成双方水火不融，发生激烈的冲突。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蛮族没有文化，最初就是马贼，是由武装马贼组织起来的暴力集团，以抢劫杀戮为业，如同狼群一般。每当遇到旱灾、雪灾，就以抢掠为生，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最初是互相抢掠，就连亲兄弟也是同样。后来则联合在一起，组成流贼，主要抢掠定居从事农业的汉人。游牧民族天生就是战士，同时也是贼寇，杀人抢劫不以为非，而以为荣。当首领一声令下即呼啸而聚，外出征战。出征时群狼自备一切，所抢掠的财物与奴隶，三分献于狼主，七分归自己。戎狄蛮夷尚处于低层次的丛林社会，居住分散，强者为王。主要的社会危害就是抢掠，不劳而获，这是由于人类的自利性所决定的，属于禽兽社会，奉行弱肉强食，物竞天择。戎狄无亲，轻老幼而重强壮，强者为王。据社会学者所言，澳洲土人不以杀儿为不道德的行为，因为他们过的是游牧生活。生了一个儿子，未到四五岁，而又生了一个儿子，不但无法养育，而且行动不便，所以只有把后生的杀死。美洲土人对其家中老人，往往置之死地，而不视为悖理的事。因为他们过的也是游牧生活，而生产力又甚幼稚，一人一天的生产只能维持一人一天的生活。年老的人既然不能随群奔走，而又无法觅食，所以只有听其死亡，使他不受现世的苦痛。其实何止是澳洲土人如此，古代中国漠北的游牧民族都是重壮轻老的。秦国地处西戎，受到西戎的深刻影响。秦穆公时期，楚人百里奚入秦之后，传播了中华文明，秦国的精神文明得到大的发展。百里奚在秦国当了上大夫（丞相）以后，始终保持着爱民思想，他勤勉政事，劳累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打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的车辆，不带武装防卫，深得秦国人民的信赖。对内，则提倡教化，开启民智，也就是精神文明，按照周朝的官制和朝仪，百里奚改变了秦国落后的国体；对外，搞好与邻国的关系，不兴战事，使秦国短期内大治。后来，孔子在鲁国讲学，开创儒家教育，宝鸡千阳的燕伋， 陇上壤驷赤、秦祖、石作庶不远千里东鲁求学，列孔子七十二贤人之间，首开秦陇教育先河，为儒学西传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后人因此称为“陇上儒学先贤”。这些儒家贤人把东方先进的文化引进到秦陇地区，使孔子的儒家学说在秦陇一带得以广泛传播。在他们的身上集中凸现了中华民族敬老博爱、求知若渴、矢志不渝、锲而不舍、笃敬恩师、兴学育人的优良传统。 秦国的经济是畜牧和农业经济的混合体。从秦陇地域上看，农业、畜牧始终互补互摄，决非两个自我封闭禁锢的系统，数千年来“以农带牧，以畜养农”成为本地区经济、生活、文化的基本形态。在一定的意义上，秦陇文化是农耕人与游牧人的共同创造，是农业文明与畜牧生活的交汇整合，是两者结合的典范代表。秦陇文化不是单纯的中原农业文明，也不是单纯的西戎游牧文明，而是两种文明的混合产物。秦陇人即具有西戎少数民族的彪悍性格，也有汉民族安土重迁重人伦礼仪的特征。 秦陇文化具有起源早，根系大，脉络清，生命强，延续长等特点，曾经长期处于中华多元文化中的主体文化的地位，以其领先地位、传播中心、表现形态等方式给各地域文化重要的影响。虽然宋代以后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秦陇文化呈现衰落，但仍然是炎黄子孙精神联系的纽带。 秦陇文化最鲜明的特征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它的叛逆性。叛逆性是秦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秦襄公被册封为秦国的第一个国君时就敢于在祭祀中“作西，祠白帝，其牲用驹、黄牛、羝羊各一云”而表现出来。按礼制，白帝是天帝之一，只有周天子才可祭祀，秦襄公是没有资格祭祀白帝的。战国诸侯之间虽然攻伐激烈，但对于周天子名义上的共主地位还都有所顾忌，不敢染指，而秦却敢于消灭周赧王的正统王室，又在公元前249年消灭周王室的最后一支——东周君，彻底结束了周朝八百余年的统治。应该说，正是秦人的这种叛逆性，促成秦国有足够的勇气打破传统等级的规范，从而由弱变强，统一天下。二是它的尚武精神和暴戾性格。秦穆公时，向西“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在关中的崛起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并形成“民风尚武，民气胜于六国”的地域特点，秦国的军队被称为“虎狼之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当然，在尚武风气的背后，也暴露出秦人性格中的野蛮残暴成分。秦人的野蛮性有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如公元前260年，秦军围攻赵上党，赵将赵括突围失败，被乱箭射死，四十万赵军向秦军投降，秦将白起竟把他们全部坑杀。这一事件虽不应排除白起个人性格中的残暴因素，但也多少反映了秦人普遍具有的暴戾性格。秦皇陵建成之后，将墓道里的二十万民夫全部作为活殉，死后在坟墓列雄兵数十万。明末张献忠屠川同样是秦人残暴性格的再次反映。张献忠出生于延安，1644年入四川称帝建立“大西国”。张献忠以残暴好杀好色闻名，明初反清知识分子明彭孙贻著《平寇志》：崇祯八年张献忠焚毁凤阳，“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2650余间”。同年12月，八大王（即张献忠）攻克和州，“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好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另据《蜀难叙略》，侯之鼎《时变纪略》，费密（川人，与张献忠同时代，目击证人）《荒书》，《蜀乱》等书记载，张献忠“除城尽剿”“凡居四野均叛逆，悉行剿灭，城内俱良民免死”。屠杀方法是张的军队“前一日布兵环围，次日开剿，四下齐向中央搜杀，如围场合龙口之状”。彭县一带城野的分解线是离城五里，“搜各州县山野，不分男女老少，逢人则杀”。张献忠部下有一个甘谷人，叫赵云贵。据清初巩建丰《伏羌县志》记载，赵云贵“刑杀自恣”。1630年投张献忠，随其转战中原。后带兵到甘谷，听说有一女马氏为绝色美女，派部下携带厚礼，欲娶为继室。马女居楼上，亲属畏赵云贵的权势，劝她答应。但是这马氏也是个暴烈性子，把彩礼从楼上投掷到地上，厉声怒骂：“告尔主赵，若欲强娶我为室，唯有头可断耳”。赵闻其言，感其刚烈，遂作罢。但是，赵云贵和他的主子张献忠一样是一个残暴的兵痞。《茂州志》有“血染茂州”的记载，同时，甘谷民间也流传着“甘谷有个赵云贵，杀得四川没一个”的民谚。无论是张献忠还是赵云贵，我们都可以从他们的身上看到秦人暴戾性格。三是它的事功务实精神。秦陇之民还养成一种强烈的事功精神。从秦穆公到孝公再到昭王、庄襄王及至始皇，从百里奚、商鞅到范睢、李斯，就是这一精神的突出体现者。秦人的事功精神源远流长，它建立在文化功利主义取向之上，与秦文化的叛逆性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追求事功的精神，决定了秦人在强国之路上采取法家的主张而绝弃儒学。同尚武精神一样，秦人的事功精神也有反面因素，那就是非道德主义倾向，即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秦人处理邦交，攻伐时，往往背信弃义，翻云覆雨，如秦对楚怀王的欺骗及造成屈原的悲剧就是明显的例子。这种行为与道德准则大相径庭，虽然使秦国在统一的过程中如虎添翼，但也使六国人更加痛恨秦的统治。这就使秦的统一只是国土的统一，而人心反而在一次次的军事与政治胜利中丧失殆尽，并且在统一大业完成后，始皇帝仍不肯收敛事功的程度，大兴土木，强征人民戍边长城，严刑苛政，最终使统一帝国的崩溃一发而不可收。 甘谷处于秦陇文化的中心位置，在秦陇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甘谷地域文化是典型的秦陇文化，具有秦陇文化的一般特点，甘谷人的性格中也具有秦人性格中的某种叛逆性。这种敢于蔑视权威的叛逆性，直到当代甘谷人之中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控制及其严格的人民公社时期，任何个体经商行为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当做投机倒把而受到严酷的打击，但是许多甘谷人为了生存，仍然不惧被批斗和捆绑吊打，仍然到处经商贩运。秦陇文化中的尚武精神和暴戾性格、事功务实精神在甘谷文化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陇上有一句“甘谷的鸡娃子都会倒脚步”的俗语，就是说甘谷人尚武使鸡娃子都学会了武术。 甘谷文化从产生的地理气候条件属于黄土文化，从经济基础来看属于半农半牧文化，从民族融合角度来看，先秦曾经有猃狁、西戎，秦汉之后又有匈奴、羌、氐，给甘谷带来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气息，也带来彪悍尚武的民风。 甘谷地域文化既有秦文化普遍的特征，同时还有自己的独特个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独特地理位置形成的既重农又重商的氛围。中国历史上的重农抑商，肇始于秦国，随着秦帝国统一六国而推向全国，以后秦帝国虽然很快覆灭，但是“历代都行秦政法”，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甘谷处在渭河河谷地带，土壤肥沃，灌溉方便，适宜农耕，长期以来有精工细作的习惯，农业是基础产业。但是，作为秦帝国的重要发源地甘谷，却在历史上有着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甘谷处在交通要道，从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来看，甘谷在宋代就有着相当发达的商业贸易。根据《宋史》记载，宋代在永宁镇（遗址在今磐安镇四十铺，康熙五十七年毁于地震）设立“茶马互市”的贸易特区，是宋王朝和吐蕃进行茶叶和战马交易的重要经济特区。此后的元明清民国，一直都是陇上重要的贸易集镇。因此甘谷人重视商业，有“西北的犹太人”之说。即使在人民公社经商被作为资本主义作为投机倒把进行严厉打击的严峻时期，甘谷人仍然有许多人甘冒被批斗被关押的风险去四处贩运经商。二是甘谷是秦地最早接触儒家文化的县，因此，重视教育，有较高的儒家文化积淀。中原的礼仪教化在先秦已经对甘谷有所影响，例如冀（今甘谷）人石作庶不远千里到东鲁拜孔子求学，是孔子七十二贤人之一。从西秦到东鲁，相隔数千公里，但是由于鲁国是周武王宰相姜尚的封地，使用的是周语言，因此，孔子和他的弟子石作庶之间没有语言障碍，可以顺利地进行交流。石作庶学习儒家文化，对崇尚事功，鄙视文化，缺乏教育的秦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从此冀县有了民间文化教育，对儒家文化的西部传播做出了贡献。 秦陇地域文化的特点和甘谷地域文化的特点对甘谷方言的形成无疑有着密切的影响。例如在甘谷方言中，有关农事方面的方言特别丰富和具体，有关牲畜方面的方言也很丰富，这都是长期的农业和畜牧生产生活方式留下的痕迹。甘谷方言中表现抽象概念的词汇比较贫乏，而表现具体劳动动作和具体物质名称的词汇比较丰富，这都表现出秦陇文化注重物质层面，缺乏对精神世界的关注，具有重功用轻精神的实用品格，过于关注现实，关注此岸，缺乏精神的超越性。此外，甘谷方言中有许多词汇言简意赅，含蓄幽默，绘声绘色，丰富多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特征。从这些一直沿用的一些方言词汇为媒介，我们可以穿越历史时空，去感知这一方水土养育的人民从来就有的率直、憨厚、朴实、智慧、达观的精神状态，以加深外地友人对甘谷方言的质的了解；同时，也可以让家乡人民体悟到本地方言优点和缺陷。 （本文是拙著《甘谷方言》中的一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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