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用文名称的出现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应用文”这一名称出自清代刘熙载的《艺概·文概》，其中有：“辞命体，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如果认真推敲刘熙载的用意，便会发现，他的的目的不在于把“应用文”一词作为专门分类的文体概念去解释它的内涵，而是目的在于强调“一切应用之文”的实用性。辞命，本指古使者之间交往应对的言辞，《艺概·文概》中说“文有辞命一体， 命与辞非出于一人也。古行人奉使，受命不受辞，观展喜犒师，公使受命于展禽可见矣。若出于一人而亦曰辞命，则以主意为命，以达其意者为辞，义亦可通。辞命之旨在忠告，其用却全在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辞，盖因时适变，自有许多衡量在也。”结合这两段论述来看，一是说明，行人出使受命，在具体场合要因时适变，应对要言辞通变。“其用却全在善道”即强调了“用”；二是想通过这样来推导出“一切应用之文”重在实用，强调了实用性特点。
至于刘熙载所讲的，应用文有上行、平行还有下行之分，虽然使用了应用文的名称，却也不能因此认为这就是对这个专门文体概念的界定。因为与现代应用文的概念进行比较，其外延范围比较窄。如果按现代文章学分类的话，划分应用文的种类应该根据其用途，大致可分为私人应用文和公务应用文两种。文中，刘熙载所说的其实相当于我们今天所指的公文，也正因为这样，才能有上行、平行、下行之分。
“公文”一词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就比较早了。目前可查的较早的如《三国志·赵俨传》中有“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再比如《后汉书·刘陶传》中的“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此外还有案犊、文犊、文案、公案等名目，如《唐书·李巷传》：“天资长于吏事，治家亦勾检，案犊簿书如公府。”再如《宋史·梅执礼传》：“文犊山委，率不暇经目。”又比如《南史·彭城王义康传》“性好吏职，锐意文案。”还有《东坡奏议集·辨黄庆基弹勃割子》：“今来公案，见在户部，可以取索案验。”这句话中的“案”，原指食器， 后指凭几，在这里借用为官府处理公事的文书、成例或相关的狱讼判定等。犊，原指木简书板，在纸张通行使用后把书信称为“尺犊”。在《后汉书·匈奴传》中有：“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犊。”案犊，在古代的诗文作品中也有所提及，例如谢眺《落日怅望》：“情嗜幸非多，案犊偏为寡。”还比如刘禹锡的《陋室铭》：“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犊之劳形。”
二、古代应用文写作的文体选择
中国古代文人写作十分重视文体的选择，正所谓“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 。其义就是，只有选择正确文体才能在写作时为文合体，也才可能得体。古代应用文体的选择和辨析开始于曹丕，后来经过陆机、挚虞、刘勰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成为是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就是说从文章的基本规律来说是共同的，而不同的文章具体的体裁又不同，各有自己的形式和特点。于是，他进而进而概括出文体的特点：“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的这一理论在古代写作文体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首先，提出了“本”“末”论，并且能够把本、末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量，这明显比先秦时期对于文体分类中对于文章的模糊分类要进步了许多。其次，就“末”而言，根据表现形式把不同的常用写作文体的特点总结出来，分为四科八类,称之为“以体论文”。这样一来，古代常用文体的写作研究更加细化，更加注重了不同文体的特点。而这些“科”“类”也主要是指常用的应用文体。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古代应用写作文体的最重要文体选择和分类。
而陆机的《文赋》是继曹丕的《典论·论文》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不仅对在文学作品创作中的艺术想象、灵感等提出了自己创造性的见解，同进也对既有的文体进行了比前人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对于文学作品的体裁，陆机主要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入手。较前人进一步承认了体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他认为，作者的文章所要反映的现实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形态，以及作者本身的主观认识不一，是造成体裁多样的主要原因。此外，他还概括了已有各种文体的特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相较于之前曹丕的论述有两个特点：其一，体裁划分的更细，把原来的四科八类发展成了十类，使更多的应用文作品体裁得以收纳其中；其二，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不再简单从作品的形式角度来归纳文章体裁，更加注重内容与形式上的互动关系，用以解释不同的体裁出现的原因。
除此以外，陆机还在概括文体特点的基础上，阐明了各文学作品体裁特点的内在相对性：一方面，他认为文章体裁上的不同只是表象上的不同，用以相互区别，是相对的，其内在有着共同性的规律性东西；另一方面，也强调，即使是在每一种文章体裁内部，各篇文章也应该发挥自己的写作特点，形成自己的文章风格，不必强求细节上的一致性，以利于产生多样化的文风。
客观上讲，陆机的阐述与曹丕的理念相比，更加尊重客观事实和写作的创作特点，更加理性，既体现了文学作品的规律性，也最大程度不同地保留了作品评论中的个性化元素。
可以说，曹丕与陆机的文体研究理论是对中国古代文论最重要的奠基，也是对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具有示范性和总结性的作用，此后，后继学者，比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文体方面的专论，主要对各种文章体裁的起源、性质、发展、演变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而且主要针对应用文体裁，可以说，这种考察文体渊源和流变的研究方法，是前人所没有的新的研究视角，对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文体论和古代应用文写作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沿着这样一个研究方向，继续深入，拓展领域，把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文体论和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进行了充实和完善。而《文心雕龙》则全面继承了前人对应用文写作体裁的研究，并且更有创建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已经有系统明确的理论来指导作者的对于应用文体裁的研究。比如，把《文笔说》引入他的文体研究中。刘勰先从“论文叙笔”说起，以表达方式为划分标准把文学体裁与各种文章体裁大致分为两类，然后，对这些文章再进行个体化的研究。比如，他在《序志》中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 后面，又在《总术》中具体解释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而《文心雕龙》通体的文体论也正是根据这个定下来的：前10 篇谈有韵文，而其中不少是应用文体；后10 篇谈无韵笔，主体讲是应用文体。由此可见，刘勰的写作理论研究已与曹丕、陆机等人不同。
其二，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对应用文体裁的论述已更加完备和周详。
《文心雕龙》的20 篇文体论文章，即《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这些加起来占了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二。其中14 篇属于是兼论两种体裁的，共详细论述了34 种文体，这里面论述的大多是应用文，如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封禅等；又于《书记》中简述了24 种体裁，绝大多数也是应用文。由此可见，《文心雕龙》中论述应用文体裁是非常完备和周详的，远超过前人。
三、古代应用文写作规律
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同其它的文体写作一样，都有其规律可循。而控寻这一规律的，主要是曹丕、陆机和刘勰等人。他们对于古代应用文体写作规律的研究，对于写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关于写作艺术的运用方面，曹丕是持肯定态度的。在《典论·论文》中，他对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代表性作品进行了评价，其中也包括应用文体裁，例如称：“琳、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 由此可见，曹丕充分肯定了应用文章在内容之外的文采和艺术欣赏性。陆机的《文赋》则大量论述了创作中需要注意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对当时古代应用文的写作规律控讨。概括起来，主要强调两个方面：
第一，紧紧围绕中心，突出重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文章写作，尤其是应用文体的写作，对于中心的把握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到整篇文章的方向，也将极大地影响文章的形象。 陆机认为：“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所谓立警策，其目的是为了使文章的中心和主旨更加突出，表文达意更加有明确指向，而他讲的方法就是通过简明扼要的“片言”来完成这一效果。于是，文章既简洁明快，又说理清晰，条理不紊。
第二，合理安排内容，谋篇布局古代文体理论认为，一篇好的文章，不仅要有突出的重点和中心，还要有合理的谋篇布局。陆机的《文赋》中提到了：“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 的现象,其实是作为反例来说明写作行文中，前文不达后意，前后互相干扰，互相矛盾的不正确现象。他认为：“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精要的指出了在行文中要注意的结构布局问题，也就是说，在行文之前就应该根据自己所要创作作品的义理选择合适的文章结构，句子结构，以决定什么词使用，用在文章的什么位置。就算从今天看来，这些都依然是文章写作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规律，更是应用文写作应该遵循的法宝。
四、古代应用文功用
古人对于古代应用文体在当时社会的社会政治功用也多有论述，散见于王充的《论衡》、曹丕的《典论·论文》以及刘勰的《文心雕龙》等论著中。王充的著作《论衡》其实是一部唯物主义哲学著作。而他的这部著作由于具有很强的社会指向性，使得他的哲学论点中提到的文学观成为重要的文学观点。正如在《佚文》中所说：“《论衡》篇以数十，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他认为：为文应该重“世用”，也就是文章应该社会政治功用。除此之外，他还强调文章要“有补于世”、“劝善惩恶”，虽然，他的这部著作并没有专门针对古代应用文体的实用性进行论述，而是泛泛就各种类型著作而言，但毫无疑问，应用文体的实用性理应在此之列。
为了更好地阐述他的实用性为文理论，他结合了大量的具体现象进行论证：一类是关于应用文起于实用的例子，另一类是关于为文要讲求实效的例子。他在《对作》中提出：“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益于补。”也就是说，写文章不能临时起意，是有目的而为之的，是要考虑一定的社会功用的。王充以汉初时陆贾对汉高祖上奏的事例来说明。根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载，陆贾好以诗论天下，而刘邦不以为然，认为天下不能靠诗、书得来，而只有武力可以。于是，陆贾开始陈列历史事实向刘邦奏书，以证其说，共上奏十二篇。结果，“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王充认为陆贾的奏文之所以成功，就是应了时局，起于实用功效的，他评道：“高祖不辨得天下, 马上之计未转, 则陆贾之语不奏。”也就是既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又能有效地针对当时的政治发展态势，所以才让汉高祖信服。至于论述为文要讲求实效的例子，王充在诸多篇目中以汉赋为例反复论证。他针对汉赋发展过程中已失去了讽谏作用的事实，批评了这种倾向。例如，在《定贤》中指出：“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 可以看出，王充评价文章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能不能“辨然否”也就是能不能起到“劝善惩恶”作用，才能决定文章的好坏。
显然，王充的《论衡》中阐述的写作理论要求文章包括应用文体要发挥社会政治功用，不能草率为文，对后世应用文写作的影响深远。
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中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他在文中例举了好多人的文学作品以论证其观点，比如王粲、徐干、蔡邕、张衡的辞赋和陈琳、阮、孔融的章表书记，从他引证的作品来看，可以看得出来，他认为应用文体的文章功用同样是很高的，有很强的社会政治功用，可与立功、立言相提并论，可以垂世不朽。相对于王充的观点而言，曹丕把应用文章的功用提高到了国家层面来评论，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因为曹丕的个人特殊身份，也使得他的评价对应用文写作及其理论的发展起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而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不朽巨著，其中，对于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研究更是高屋建瓴。他也十分重视为文要具有社会政治功用，《文心雕龙》的第一部分《文之枢纽》以及《长怀序志》等篇目里都有所论述，他提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可见，他也把文章的社会功能上升到了国家影响的高度来进行评价。此外，对于辞赋，他也在文体论中多处论述。例如在《诠赋》中同王充一样，针对赋的流弊进行批评，称：“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认为赋由于过分追求辞采而使其作品丧失了本来应该具备的规范性和讽谏作用。在应用文体的的社会评价方面，他比曹丕评价得更为具体，在《章表》中提出:“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经针对专门的应用文体作品进行评价，而不是如前人那样泛指文章、文学。他单独针对章表奏议类的公务应用文体进行关注，而且认为这种文体的作用更加核心和重要，足见评价之高。
总之，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应用写作理论的研究也有力地促成了中国古代应用写作的发展。从社会功用上来看，中国古代应用写作是成功的完成了“劝善惩恶”的作用，达到了“国之枢机”的地位。对于中国古代应用写作的研究无疑会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应用写作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篇二：古代文体知识
中国古代文体常识文体，文章的体裁。不同体裁的文章，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各具特色。对文体的研究：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是研究问题的发轫之作。
曹丕——将当时流行的文体分为四类：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并概括其特征分别为：“雅”、“理”、“实”、“丽”。曹丕的论述，开创了对文体进行分类研究的先河，在文体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陆机——把文体扩大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对各类文体的特点和写作要求作了较为细致的探索，如：“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可以说，魏晋时期，已经开始对文体的类型和特点进行研究。
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现存最早地系统地论述文体的著作。书中作为篇名标示的文体有三十三类：诗、乐府、赋、颂、赞、祝、盟、诔、碑、哀、弔、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啟、议、对、书、记。
《文心雕龙》，形成了周详的体例，为后世的文体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它具体地探讨了各种文体的源流，解释了名称的含义，阐述了个体的特点，是研究文体的重要文献。
清代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选取从战国到清代文章，同时把历史上流传的诸多文体合并为十三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
这样的分类比较符合古代文体的实际，因而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直到今天，仍以其分类法为主要依据。
按照语言形式标准分类，可以把古代文体分为三大类:
（一）散文：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叫做散文。其语言形式比较自由，没有固定的要求，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随意写作。经、传、史书，都属于散文。
（二）韵文：押韵的文体叫做韵文，诗、词、曲、辞、赋、以及颂、赞、箴铭等，都属于韵文。因文体不同，其用韵的严、宽也不相同。
（三）骈体文：讲究骈偶的文章，是在辞赋影响下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它像散文，却讲究平仄和对仗；像诗歌，却不押韵。自成一类。
古代的散文
按照内容和功用标准分类，可以把散文分成四大类：论说文（说理文）、传状文、杂记文、应用文。
论说文：或称“说理文”，是一种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以辨明是非正误为主要目的的文体。这种文体的特点是：“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钻坚求通，沟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刘勰《文心雕龙》）
一、论说文的发展：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论辩类者，盖源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昭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环境，为说理文的孕育和产生提供了条件。《论语》，形式短小，哲理性强。由于没有题目，没有完整的篇章结构，只能被看作是说理文的前奏。《墨子》，“十论”，逻辑性强，语言质朴，每论各有主题，已粗具论文规模。 《孟子》，辩巧而流畅，具有雄辩的气势，对后代论辩文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孟子·许行》篇中，孟子主要对许行“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主张进行辩驳，先后运用“诘问法”、“类比法”、“归谬法”等论证方法，是一篇典范的驳论文。《庄子》，汪洋恣肆，机趣横生，运用大量寓言故事说理，具有深刻的哲理性。 《荀子》，细密严整，以说理取胜。《韩非子》，精切犀利，说理透辟，特别善于运用寓言故事和譬喻，先秦的说理文中，能与《韩非子》匹敌的极少。先秦以后的封建时代，说理文的立论与驳论方式，基本上没有越出诸子散文的规范。先秦时期，没有单篇论文。现存的最早的单篇论文是，汉初贾谊《过秦论》。 此后，单篇论文的形式逐渐发展起来
二、论说文的分类：
明·徐师曾《文体明辨》——“论”有八品：理论、政论、经论、史论、文论、讽论、寓论、设论。 以今天文论观来分，古代论说文大体可以分为： 正论、史论、学术论文。 此外，古代按照题名和写作角度，将“论”看作是论说文中的一体，另分，说、解、辩、原等。
1.论、说：“论”，议论，说理以论证为主，是概括各种学说来集中研讨一个问题的，一般重在见解精深，逻辑严密。如贾谊《过秦论》、苏轼《留侯论》。“说”，说明，其说理方式以解释为主，是阐述关于某一事物、某方面问题的道理的，一般重在解说、说明。如韩愈《师说》、《杂说四首》，柳宗元《羆说》。
2.解：用来解释疑难的文章，有两类：
（1）假设问答——先假设有人提出某种疑难问题，然后，针对问题加以解释。学术性较强，如扬雄《解嘲》、韩愈《进学解》。
（2）为解释某类问题或书中的某些语句而作，有时也以“释”做篇名，一般为纯学术性短文。如蔡邕《释诲》。
3.辩：是针对某一主张、某一观点而写的驳论文章，具有很强的辩论性。如韩愈《諱辩》、柳宗元《桐叶封弟辩》。
4.原：是一种追根溯源性的文章，是对一种理论、制度或社会习俗从根本上加以探索和考察的论文，作用是以古鉴今。如，韩愈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黄宗羲的《原君》、《原臣》。写这类文章，需要有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能够洞察事物的眼光。
传状文 传状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史传文、文人传记、行状
1.史传文：又叫“历史散文”，主要有三种体裁：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
<1> 编年体：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来编写。如：《春秋》、《左传》、《资治通鉴》
特点：容易看出同时期各个事件间的联系，但所记之事前后割裂、首尾不能连贯、历史人物的生平等也无从详其原委。
<2>纪传体： 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创始于司马迁《史记》。
特点：突破了编年体的局限，有利于表现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其出现，标志着人物传记走向成熟，是古代历史散文在形式方面的一次革命。
<3>纪事本末体： 以历史事件为纲的史书体裁，首创者为宋代袁枢。袁枢编写《通鉴纪事本末》，将《资治通鉴》的内容概括为239件史事，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每件事按照年代顺序抄录成篇。
特点:事件首尾明晰，脉络清楚，有利于考察某一历史事件的始末。弥补了编年体、纪传体记事缺乏连贯性的缺陷。
2.文人传记 指除了史官以外的作家所写的人物传记。深受史传文的影响，特别是《史记》。 真正形成于唐代，唐代的古文运动，对文人传记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使其描写的对象更加宽泛，如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
自传—— 文人传记中有一种自叙生平的传记文，文人与史官共同采用。
篇章命名的方式有两种：
①以“自传”名篇 ，如：陆羽《陆文学自传》、刘禹锡《子刘子自传》等。
②不用“自传”名篇，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是我国最早的自传体散文。《汉书》中《叙传》、《论衡》中《自纪》都是对《太史公自序》的模仿之作。
特点：这种序传，既是全书的序言，又是作者的自传。它的位置一般在全书之后。后来的序言、跋语，就由此而来。此外，有的自传不用第一人称来写，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白居易《醉吟先生传》等。
3.行状：又称“行”、“行述”等，其含义是：一个人的德行状貌，古人中，有名望的人死后，一般由亲友、门生、故旧等将逝者的世系、籍贯、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迹概略的记述下来，以便向朝廷请求谥号，或者为撰写墓志铭、史传提供参考材料。这样的传记文章就是“行状”。
特点：第一，叙述人物的生平事迹比较详尽，篇幅较长。第二，有褒无贬。
杂记文
一、概念：其范围较宽，除传状文、碑志以外的记叙文，大都可以归入此类。
二、产生及发展：
远古时期，《尚书》中部分篇章已初具杂记文的雏形。
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是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杂记文。
魏晋时期，杂记文逐渐多起来，如陶渊明《桃花源记》、王羲之《兰亭集序》等。
唐宋，杂记文的成熟时期，出现了大批以杂记文著称的作家，如“唐宋八大家”。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杂记文的典范作品。
明清，杂记文的繁荣时期，数量繁多，作者如林。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是杂记文发展史上的丰碑。其他，如：方苞《狱中杂记》、龚自珍《病梅馆记》也是该时期的代表作。
三、特点：以记叙为主，不少篇章直接以“记”名篇。其表现手法较多，常用有：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说明等。其内容，广泛而种类繁多。清人吴曾祺《文体芻言》：“杂记者，所以叙见闻所及，或谓之杂志，或谓之杂识，其意义一也。凡遗闻遗事，下至一名一物一理一细，靡所不有。”
四、类别
1.台阁名胜记：一般为刻石，碑文，重在记事和歌功颂德，前面有序，后面有铭，记事为缘由，重点在于发挥议论、书写个人抱负和感慨。语言典雅、风格庄重。代表作品有，欧阳修《醉翁亭记》、苏轼《喜雨亭记》。
2.山水游记：主要记写作者游历山水的见闻和感受。重点在描绘大自然的美景，并且由此抒发作者的情怀。代表作有：柳宗元“永州八记”、姚鼐《登泰山记》。
3.人事杂记：以记人叙事为主要内容，多以“记”名篇，少数标为“志”，如，归有光《项脊轩志》、方苞《狱中杂记》等。
4.书画杂物记：专门记述书画内容、艺术风格、物品的形制及来源去向等。代表作品有：韩愈《画记》、白居易《荔枝图序》等。 此外，杂记文中有一种较为特殊的文体——笔记文，因为其杂谈琐语的性质，故将 其看作是随笔而录的杂文。
笔记文，又称“笔记小说”，是有别于正史的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笔记文始于魏晋，繁荣于宋元明清，著名的笔记小说有：沈括《梦溪笔谈》、顾炎武的《日知录》、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等。
应用文 主要是用来处理日常事务时所使用的应用性文体。古代应用文的种类很多，重点介绍以下几种：
1.奏议：臣下写给皇帝的书信、报告。因内容不同而名称各异。“章”，谢恩；“奏”，弹劾；“表”，陈情；“议”，执异；“封事”，述机密。 奏议的题目有时也写作“上书”、“疏”、“箚子”。
对策：是奏议的一个附类。试举时，写在简上的皇帝亲自出的试题题目，叫做策问；应举者按题陈述己见，叫做对策。
2.诏令：是皇帝写给臣下的书信、命令。书信中，臣子写给皇帝的，叫做奏议；皇帝写给臣子的，叫做诏令。最早的诏令见于《尚书》，以“命”、“诰”、“誓”等名篇。汉代，诏令的各种形式齐备，有“策书”、“制书”、“诏书”、“诫书”等。 檄文：是诏令的附类，是古代一种军事性文书。《文心雕龙》：“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由于其用途特殊，檄文往往具有号召性和煽动性。
3.碑志 碑志：碑文 、墓志铭
<1>碑文 按照内容和用途，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记功碑文，用来记述某人或某次重大历史事件中文武功业的，如，韩愈《评淮西碑》。
第二，宫室庙宇碑文，用来记载某项建筑物兴建的缘由和经过。如，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
第三，墓碑文，记述死者生前事迹兼悼念。张溥《五人墓碑记》。
古代规定，五品以上官僚可以立碑，五品以下官僚可以立碣，没有官制品位的人只能立表。碑和碣的内容一般有两部分，前面有志文，后面是铭文；铭文押韵，又称韵语。表一般没有铭文，例如，欧阳修《泷冈阡表》。
<2>墓志铭：记载死者生前事迹的，由两部分构成，前面是死者的传记，叫做“志”；后面是赞颂性韵语，叫做铭。
4.哀祭：哀悼死者或者祭祀鬼神的文章，包括哀辞、祭文、弔文、诔等，一般有韵语。具体来说：
第一，哀辞，多用于身遭不幸而死或童稚夭殇者。一般前有序，记写其生前才德、死因；后面有韵语。
第二，祭文，在祭祀的时候宣读。有一定的表示祭享的格式——以“惟年月日”开始，以“呜呼哀哉尚飨”结束。
第三，弔文，一般具有客祭的性质，致弔者为客人。弔文重在安慰死者，也有借死者抒发自己胸中郁闷的，如贾谊《吊屈原赋》。
第四，诔，其内容与碑志基本相同，只是不石刻。
5.箴铭：规劝告诫性的文章，一般是四言韵语。
<1>箴，箴石可以治病，所以用箴作为这种文体的名称，喻其有攻疾防患的功能。多用于指出过失，以劝谏皇上或上司。如，韩愈的《五箴》——《游箴》、《言箴》、《行箴》、《好恶箴》、《知名箴》。
<2>铭，铭刻下来用以自警的文体，叫做铭文。可以根据内容分为四类：
器物铭：体协或镌刻在日常器物上，内容是，从器物的性质、功用写起，联想到人事活动，从而写出有哲理性的短语，以物喻意，用以劝人勉己。如，沈德潜《古诗源》中《杖铭》、《衣铭》、《矛铭》。
居室铭：题写或刻勒在居室中，如刘禹锡《陋室铭》。
篇三：应用文
第一章 概 论
1.1 应用文的产生与发展
一、应用文的萌芽：原始社会后期。
二、应用文的产生： 殷墟甲骨刻辞，是迄今为止我国已知最早的文章，也是最早的应用文。 1898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陆续发现了刻有文字的甲骨，考古学家称之为“甲骨文书”。 如：“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钟鼎铭文是刻在铜器上的文字,其中贵族之间契约，是我国最早的私务文书。这类文章都是应用文。
三、应用文的发展
1、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是应用文文体成型和文书制度确立的时期。
由李斯等制订的公文程式，对公文写作作了一系列规定，产生了“避讳”、“抬头”、“用印”等制度，这些都标志着公文应用文的成熟。 秦代的书、奏，是我国最早的上行公文。比如，李斯的《谏逐客书》。到了汉代，明确皇帝对臣下用诏、令、诰、制、戒、谕、教、檄；臣下对皇帝则用章、奏、表、议、策、疏；官府之间，平级官员之间用平行文种“移书”。“公文”的称谓在这一时期出现。 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可以看出私人书信已形成明显的文体特点。
碑：是用于墓葬的碑文。
铭：在公务文书中用来表扬功德，而私人应用文则用来自儆自戒。
吊：是借伤悼古人古事而发感慨。如贾谊《吊屈原赋》。
2、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应用文的自觉时期。
曹氏父子对应用文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 曹操的《修学令》、《求贤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曹植的《求自试表》等。 应用文理论成果也十分突出。曹丕的《典论 · 论文》，高度评价了文章的社会作用：“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西晋陆机的《文赋》涉及更多的应用文体，并对文体的特点和写作规律作了更深入的探索。 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是我国第一部针对应用文体的文体学专论。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巨著，奠定了我国古代应用写作理论的基础。
3、隋唐宋时期： 隋唐宋时期是我国应用文发展的高峰期。 隋文帝曾诏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李谔的《革文华书》强调了应用文的实用性。“古文运动”对应用文的发展和文风的转变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应用文”一词。苏轼在《答刘巨济书》中曾说：向在科场时，不得已作应用文，不幸为人传写，深为羞愧。
4、元明清时期：元明清时期是应用文稳定发展时期。应用文的文体分类更为详备，应用文各体趋于定型化。
四、应用文的变革与繁荣
1、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前： 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公文程式》，废除了几千年封建王朝沿用的公文体制，规定政府公文为令、谕、咨、呈、示、公布、状五类七种，确立了新的体式。1916年7月，北洋政府公布的《新公文程式》，将公文文种增至13种，并规定：“凡处理公事文件曰公文”。这是我国应用文史上首次对“公文”概念作出的明确界定。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的第一批公文，就是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所产生的决议、纲领和宣言。 1931年，瞿秋白起草了《文件处理办法》。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推进了公文改革，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对公文写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2、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末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公文处理暂行办法》，为新中国公文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198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暂行办法》。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 1999年，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2000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新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
1.2 应用文的涵义、特点、功用与分类
一、应用文的涵义。广义，应用文是除文学文体以外的各个文体，具有明确的实用性。狭义，是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处理公共事务、私人事务时所使用的具有某种惯用格式和直接使用价值的文章。 应用文通常又称文书。 基本属性：工具性、直接的使用价值。
篇四：历代应用文选择题
A
1、商汤伐桀前向全军将士发布的一篇誓辞是A、《汤誓》
2、《汤誓》这篇誓辞出 A、《尚书》
3、越王勾践为洗雪国耻而向民众发布的A、《与国人誓》
4、《告江神文》以祷告江神方式，表达选拔真C、朱彝尊
5．“红示”，实际上是 D、告示
6、曹操以“令”的形式自叙心迹C、《让县自明本志令》
7、提出“示下万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A、《遗诏》
8、诏书所属的文种是 D、下行文
9、不仅提出“天下万物之萌生，靡有不死。C、刘恒
10、曹操为激赏社会广泛推举有用人才B、《求贤令》
11、《问魏征病手诏》的颁布者是 C、李世民
12、古代主要用于新官上任前张贴在官府衙C、告示
13、《入关告谕》的颁布者是 B、刘邦
14、要求语言凝练、准确、坚定，给人不容置B、教令
15、最早提出“唯才是举”用人方针的是 A、曹操
16、对教令文体传统格式进行D、《让县自明本志令》
17、要求语言简洁、明白，用语朴实，能让人C、告示
18、与《让县自明本志令》文种相同的选项C、《求贤令》
19、提出“平天下需要人才，安天下同样需要B、《求贤诏》
20、根据下行文种的特点， A、誓辞，诏书，教令
B
1、以向君王陈述政事，表达情感为特征的文种B、表文
2、以明白公允，诚恳笃厚为本，以辨析事理（A、奏疏）
3、以“贵粟”为基本论题，着重谈论“重农贵粟” A、晁错
4、主张文章以“明道”致用，反对宋B、欧阳修
5、古代应用文体中，有一种机密性很强 D、封事
6、表文的语言要求是A、文辞力求清丽
7、疏对语言的要求是B、文词典雅
8、力主以韩愈、柳宗元的表文为写作范本B、朱元璋
9、 “札”作为朝廷官府使用的简便公文是始于B、宋代
10、晁错向景帝提出“重农贵粟”思想的C、《论贵栗疏》
11、《谏太宗十思疏》文体上属于C、奏疏
12、魏晋时代向以“白眼”看待俗礼之士而著称于C、阮籍
13、《谏逐客书》的文种属于 B、奏疏
14、基于居安思危的思想，向君主A、《谏太宗十思疏》
15、《戊午上高宗封事》的写作者是 B、胡辁
16、与《谏逐客书》的文种相同的有 C、《论贵粟疏》
17、以《陈情表》向皇帝提出。“暂缓出仕” D、李密
18、《出师表》最初见于 C、《三国志》
19、选出同属上行文种的选项 C、表文、奏疏
20、作为上书君王的特殊文种 D、表文、奏疏
C
1、古代下级向上级陈述事实或百姓向官府申诉B、奏记
2、不全面介绍死者的生平事迹，仅记写死者C、逸事状
3、在支辞上要求张扬其辞，务在雄壮刚健 C、檄文
4、古代把以声讨为目的一类文书称为 B、檄文
5、汉代的檄文，写在木简上，长二尺， D、二尺书
6、以“奋其怒气，此若江河”来概括A、张溥
7、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时，骆宾王为其助势B、檄文
8、“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 B《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
9、“盟文”的产生应在B、春秋战国
10、行状是古代状文的一类，类似于 C、人物传记
11、行状区别于记传文的最大D、记述人物能否褒贬自由
12、《段太尉逸事状》作为D、仅仅记写人物的轶闻逸事
13、《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这激昂慷慨B、骆宾王
14、古代一般将用于上陈的简便公文称为 C、奏记
15、建安七子之一陈琳讨伐曹操C、《为袁绍檄豫州》
16、传记文中列叙人臣事迹的一类，称作B、列传
17、记录人物轶闻逸事以补充正史的传记文B、外传
18、人物传记正式发展成为文书中的一体A、唐代
19、我国历代的正史都基本沿袭的体例是 C、《史记》
20、开创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史书编写D、司马迁
21、《方山子传》这篇格式特别的传记文A、韩愈
22、记载人物遗闻逸事的记传文，称为 B、内传
23、补充本传的传记文，称为 B、后传
24、《张中丞传后叙》D、对《张巡传》予以补充与发挥。
25、古代的碑文按其用途和内容D、记功碑文
26、王夫之用以总结生平，抒发抱负D、《自题墓石》
27、《自题墓石》在文体上属于 B、碑文
28、《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C、以志文为主，先序后铭
29、“移”这种文书的功用主要是 D、劝喻训诫
30、古代常常将一切记事、记物的文章称为 B、杂记
31、古代山水游记在文体上属于 A、杂记
32、《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是一篇 C、杂记
33、《张中丞传后叙》属于传记文中的B、后传
34、《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文体属于 B、墓碑
35、《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抒写了悠闲自适A、王禹偁
D
1、序文最早出现于 A、汉代
2、古代将写在书后、文后的说明文字或议论文C、跋文
3、在古代为送别师友而作，由诗序演化而成A、赠序文
4、赠序与序跋并非同一文种，下列篇目属于同一文种的选项是 A、《送孟东野序》、《兰亭集序》
5、“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A、《滕王阁序》
6、下列以“书”命名的作品不属书信体D、《谏逐客书》
7、《答司马谏议书》是最能够见出改革家B、王安石
8、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就其功用而论A书信
9、《与陈伯之书》是一篇广为传诵的 C、书信
10、从文体上看，李白的《春夜宴诸从弟桃李B、赠序文
11、对赠序文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是 A、韩愈
12、开创散体祭文新格局的作家是 A、韩愈
13、古代祭文内容虽然繁复，但最主要涉及C、哀悼伤亡
14、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是一篇 D、韵文
15、素有“书圣”之称的王羲之A．《兰亭集序》
16、被称为祭文中“千古绝调”的是 C、《祭十二郎文》
17、让书信文体获得飞跃性发展的时代C、魏晋南北朝
18、简、笺、札、牍是古代对（ A、书信 ）文体的简称．
19、被称为“绝命书”的一封书信是 B、《与妻书》
20、古代对亲朋好友来往的私人信件称为 A、“帛”
21、《与陈伯之书》中， A、丘迟
篇五：古代文体常识
论辩文：是古代的一种论文文体。有“原??”、“??论”、“??辩”等文题形式。这种文体是作者对某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等，从根本上考察、探讨，辨是非，别真伪，表明看法、观点、澄清对错的文体。援事引例，引经据典，或论其事实，或批驳谬误，语言富有论辩力，逻辑性强，又颇具文彩。如《原毁》、《过秦论》、《讳辩》等。
论。论是一种论文文体，按《韵术》：“论者，议也”。《昭明文选》所载：“论有两体，一曰史论，乃忠臣于传末作议论，以断其人之善恶。如《史记》后的太史公曰??。二曰政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谬误。”如《六国论》、《过秦论》等。
辩。“辩”即辩是非，别真伪，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批驳一个错误论点，或辨析某些事实。如韩愈的《讳辩》、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
原。推究本源的意思，是古代的一种议论文体。这种文体是对某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从根本上考察、探讨，理论性较强。如韩愈的《原毁》、黄宗羲的《原君》。
铭。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叫“铭”。刻在碑上，放在书案右边用以自警的铭文叫“座右铭”。如刘禹锡的《陋室铭》。刻在石碑上，叙述死者生平，加以颂扬追思的，叫“墓志铭”。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
说。古代议论说明一类文章的总称。它与“论”无大异所以后来统称说理辨析之文为论说文。《文章辨析序说》：“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我们学过的这种体裁的文章有：《师说》、《马说》、《少年中国说》、《捕蛇者说》、《黄生借书说》。
书说文：“书”指一般书信。“说”指阐明事物、问题的义理文。把二者归为一类里，是因为“书”在内容上往往同“说”相同，辨析事物，解释义理，二者常常在叙述中表明观点、见解的，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例如《答李翊书》、《报刘一丈书》等。
游记。游记是描写旅行见闻的一种散文形式。游记的取材范围极广，可以描绘名山大川的秀丽瑰奇，可以记录风土人情的诡异阜盛，可以反映一人一家的日常生活面貌，也可以记下一国的重大事件，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文笔轻松，描写生动，记述翔实，给人以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美的感觉。游记有带议论色彩的，如《岳阳楼记》、《游褒禅山记》；有带科学色彩的，如郦道元的《三峡》；有带抒情色彩的，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
赠序。文体名。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的，称为赠序。如韩愈《送石处士序》：“于是东都诸人士?遂名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其后凡是惜别赠立的文章，不附于诗帙也都叫赠序，内容多推重、赞许或勉励之辞。我们学过明代文学家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
序跋。序也作“叙”或称“引”，有如今日的“引言”、“前言”。是说明书籍著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序”一般写在书籍或文章前面（也有列在后面的，如《史记·太史公自序》），
列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序”。这类文章，按不同的内容分别属于说明文或议论文，说明编写目的、简介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属于说明文。对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或对问题进行阐发的属于议论文。
传状文：记述个人生平事迹的文章。一般来说多为记述那些在历史上较有影响而事迹突出的已死的人物生平事迹。多采取叙述、描写等手法，展示人物的生平风貌。这种文体，贯用于史书。诸如《苏武传》、《张衡传》、《海瑞传》等。
杂记。杂记文是除传状、碑志以外的一切记叙文章，它包括较广，有人物记事、山川草木自然之景。文化名胜古迹、历史掌握、遗文遗事、社会风俗杂谈、读书杂记等。这类文章手法灵活，构思巧妙，形式多样。如《桃花源记》、《项脊轩志》《梅花岭记》等。 包括：
（1）山川、景物、人事杂记。描写山川、景物和人事的，如《小石潭记》、《登泰山记》。
（2）笔记文。以记事为主，它的特点是篇幅短小，长的千字左右；内容丰富，有历史掌故、遗文遗事、文艺随笔、人物短论、科学小说、文字考证、读书杂记等五花八门。《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就是这种文体。
奏议。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的统称。它包括奏、议、疏、表、对策等。《文章有体序说》：“七国以前，皆称上秦初改书曰奏。汉定礼议，是有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议。”
小说：小说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它以刻划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上古到先秦两汉，这是我国古代小说的酝酿和萌生时期。主要是先秦的“神话”、“寓言”。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等。
2、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统称为笔记小说。这一时期，小说初具规模。其作品主要有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等。
3、唐代出现了唐传奇。唐传奇的出现，标志古典小说的成熟。著名传奇有蒋防《霍小玉传》、元稹《莺莺传》、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李娃传》。
4、宋代出现了白话小说——“话本”。至此，才以小说作为故事性文体的专称。话本的出现是“小说史上一大变迁”，它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代表作有《三国志平话》。
5、明代出现了“拟话本”，即明代文人模仿话本的体制、形式进行创作的小说。如《玉堂春落难逢夫》、《杜十娘怒深百宝箱》、《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6、明清出现了章回体小说。此时期，古代小说发展到了顶峰，产生了一批伟大不朽的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
按着不同标准，小说可分为不同种类：
按篇幅及容量可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及微型小说。
按写作体制分为章回体、日记体、书信体、仙传体。
按内容分为历史小说，公案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传奇小说。
按语言形式分为文言文小说和白话小说。
我国古代小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语言准确简炼，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化。叙述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
箴铭文：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别人或者称述功德以自勉的文章。这类文章，内含深刻、精警，多有启迪、醒人之作用。语言雕琢、精炼。例如《陋室铭》、《柳子厚墓志铭》等。
碑志文：古代记载死者生前事迹的文章。碑是墓碑，多在碑前；志是墓志，写在碑后，这类文章记述死者生平事迹高度概括，用语极精简。而内含丰富，言尽而意无穷。如《平淮西碑》。
奏议文：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类文章。它包括疏、表、对策、议对、封事等。《文章有体序说》：“七国以前，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汉定礼议，是有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按动，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议。”疏：为分条陈述的意思。如《谏太宗十思疏》。表：是陈述某种意见或事情，如《出师表》。对策：古代考试把问题写到策上，令参加考试的人回答叫策，考生回答的文章叫对策。如《教战守策》，等等。
哀祭文：古代哀辞和祭文，是哀吊死者，追怀生前，表示悲伤之意的文章，祭文要在设祭时所读。这类文内容伤惋，言辞凄切，感情沉重，用语真朴凝聚。如《祭妹文》。
传说文：是长期在民间流传而形成的，带有某种传奇色彩和幻想成分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自然演变的故事。如英雄人物传说。普通人物传说、西湖的传说。有的是以特定历史事实为基础，有的则纯属幻想虚构。大多颂扬赞美，反映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如孟姜女的传说、牛朗织女的传说等。
寓言文：是带有劝喻或讽刺性的故事。通常是借托某种事物，把深刻的道理寄于简单的故事之中，达到借此喻彼，借小喻大，借古喻今的目的。这类文体惯用拟人手法，语言简捷犀利。例如《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等。
颂赞文：古代对他人赞扬、歌颂的文章。古代受人之恩惠，得人之成全，而表示感激之意，对其人其事其恩德进行歌颂、赞美。情真意切，语挚言厚，但不造作。如《子产不毁乡校颂》。
诗：文学体裁的一种，它以高度凝炼的语言，形象的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
骈文：又称“四六文”，以四字六句相间定句，讲求词藻华丽，注重句式整齐，音韵和谐，但内容较空，远离社会生活，其价值就不大了。骈文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盛行于隋唐，较有名的有吴筠写的《与朱元思书》。
曲：是和乐演唱的一种韵文形式，是配乐的长短句。它由词演化出来，兴起于金元时代，体式和词相近而比词自由，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的使用口语。曲包括散曲和杂剧。
辞赋：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最早见于诸子散文中，后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称“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称为“辞赋”；魏晋以后，日益向骈文方向发展，叫做“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入律体叫“律赋”；宋代以散文形式写赋，称“文赋”。辞赋这种文体，讲求字句的整齐和声调的和谐，注重文彩、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侧重于借景抒情，而于结尾部分往往发一点议论。较著名的赋有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等。
词：又叫诗的别体，长短句，写词又叫倚声填词。词产生于唐，成熟繁盛于宋，是诗的演进与发展。词与诗比较，更集中于抒情，极少叙事的内容，也很少揭示哲理。其格律限制比诗更严格。词有词牌，词牌一定了，每首词就有固定的字数、固定的句数、固定的平仄用韵。一种词牌有一种词牌的“三固定”，它是丝毫不可随意的。要想填词或解决词方面的问题，就要熟悉各种词牌的格律，否则是无法办到的。词虽然在内容上无法分类，但按着字数的多少又可划分的：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不分段。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可分段，称上、下阕或上、下片。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可分三叠、四叠??词除了上面形式上有严格要求外，每种词牌的内容大体上也固定，要抒发什么感情也是有讲究的，这些都要注意。
杂剧：是在宋金时期诸宫调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文学样式，是一种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的艺术形式，元杂剧可分为旦本（女主角主唱）和末本（男主角主唱）两种，在结构上包括四折一楔，每折戏只能用一个宫调，如《窦娥冤》就是旦本，而其中第三折用的是“正宫”调。元杂剧剧本由科、唱、白组成，科是剧本中对主要动作表情和舞台效果作出的规定，唱就是唱词，白就是人物的对白或独白。元杂剧的主要角色是末（男子）、外末（老年男子）、净（花脸）、旦（女角色）、正旦（女主角）、卜儿（老妇人）、丑（小花脸或三花脸）等。
传奇文：小说体裁之一。以其情节奇特、神奇而得名。一般用以指唐、宋人用文言文的短篇小说。又因为“传奇”多为后代的说唱和戏剧所取材，所以宋元戏文，元人杂剧、明清戏曲也有称为“传奇”的，例如：《柳毅传》、《南柯太守传》、《牡丹亭》、《桃花扇》等。 （ 部队转载时作了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