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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之际，陈胜“苟富贵，无相忘”（《史记·陈涉世家》）以及项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史记·项羽本纪》）的名言，体现不同人等对“富贵”的共同向往。对于“富贵声名，人情所乐”（《三国志·魏书·王昶传》），“人之所乐者富贵显荣也”（《三国志·魏书·卫覬传》）所体现的倾心“富贵”这种比较一致的价值取向，当时社会舆论肯定其正当性。而所谓“君子耻贫贱而乐富贵”（《后汉书·郎顗传》），似乎反映文化素养较高的社会层次也明确表露企慕“富贵”的心理倾向。“富贵”追求，在当时是一种正面的人生目标，人们公开地毫不掩饰地宣示这一志愿。瓦当文字、玺印文字、镜铭文字多见“富贵”字样，汉墓随葬的钱树和汉代装饰形式中常见的钱纹图案，也都是反映“富贵”追求成为社会共同理想的文物资料。对“大富贵”、“长富贵”、“常富贵”以及“富贵毋央”、“富贵万岁”的期盼，成为秦汉社会意识的重要表现。史籍记录的汉代人言论所谓“富贵不离于身”（《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刘宇》），所谓“长有富贵”（《汉书·宣元六王传·淮阳宪王刘钦》），所谓“富贵累世”（《汉书·元后传》），所谓“富贵传于无穷”（《后汉书·冯衍传上》），又体现出祈求这种人生幸福能够长久甚至无限的梦想。郦炎有“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诗句，又举韩信、陈平事迹，称赞他们“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后汉书·文苑列传下·郦炎》）。“富贵”与“德音”“功名”有着对应关系。 期求“富贵”，当时被看作一种健康的理想，一种积极的志向。然而，在世俗鼓噪“富贵”追求的声浪之外，我们又可以听到指出“富贵”之负面作用的清音。不少人通过明智的社会历史考察，在辉煌的金光背后清醒地发现了“富贵”阴暗的文化表现和社会作用，注意到“富贵”可能导致的人生病患和家族危害，指出面对“富贵”的合理的人生态度。其中有些认识，今天依然具有可以提供社会启示的价值。 暴得富贵不祥 陈胜举义之后，反秦武装蜂起。陈婴被推举为王。陈婴的母亲提醒他：“暴得大名，不祥。”陈婴于是“不敢为王”（《史记·项羽本纪》）。“暴得大名，不祥”，《汉书·叙传上》作“卒富贵不祥”，也就是“猝富贵不祥”。《后汉书·耿纯传》李贤注引《汉书》写作“暴得富贵者不祥也”。而《耿纯传》的对应文字是：“宠禄暴兴，此智者之所忌也。”“宠禄暴兴”就是“暴得富贵”。没有艰苦努力，没有合理基础，没有适当积累而实现的暴富暴贵，“智者”视为“不祥”而深心“所忌”。《淮南子·人间》：“无功而富贵者勿居也。”说的也是类似的道理。《论衡·问孔》写道：“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强调富贵皆“人之所欲”，但是应当“以其道得之”，否则不应当占有和享受。在专制时代，最高执政者有“富贵”臣子的权力。“富贵”，也是帝王政治控制和心理威慑的一种手段。如《汉书·贾山传》所说：“富贵者，人主之操柄。”然而王符《潜夫论·思贤》则指出，帝王“欲无功之人而强富之，则是与天斗也”。 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 《汉书·景十三王传》赞曰：“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以为没有道德而取得“富贵”地位，其实是不幸的事。《潜夫论·贵忠》中的一段话可以理解为这一认识的解说：“夫窃位之人，……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疏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马，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细人谤讟于道。前人以败，后争袭之，诚可伤也。”无德者“一旦富贵”，往往走向人生的伤败。无德而“富贵”者“丧其本心”的情形其实还有多种，王符指出的仅仅只是局部表现。 富贵极，物极则衰 《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正当权倾天下，炙手可热之时，曾经感叹道：“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司马贞《索隐》：“李斯言己今日富贵已极，然未知向后吉凶止泊在何处也。”李斯后来果然走向悲剧结局。也许正是以“富贵极”，“物极则衰”的认识为基点，出现了《后汉书·阴兴传》所见“富贵有极，人当知足”这种有意义的人生格言。 富贵无常 “富贵无常”据说是孔子的话，然而在秦汉时期已为世人所熟悉，得以习用。《汉书·刘向传》：“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常战栗，不敢讳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汉书·盖宽饶传》所记录盖宽饶的劝诫之辞尤为真切生动：“（盖宽饶）卬视屋而叹曰：‘美哉！然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所阅多矣。唯谨慎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对于“富贵无常”，《论衡·命禄》富有宿命论色彩的说法是“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 一日之富贵，凶人且自悔 《汉书·叙传上》说到短暂的“富贵”：“及至从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说，羇旅骋辞，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李斯奋时务而要始皇，彼皆蹑风云之会，履颠沛之势，据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贵，朝为荣华，夕而焦瘁，福不盈眦，祸溢于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赖虖！”所谓“一日之富贵，朝为荣华，夕而焦瘁”，显然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李斯“自悔”的故事，有“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的著名情节（《史记·李斯列传》）。宋人诗句“试问李斯长叹后，谁牵黄犬出东门”（秦观：《次韵太守向公登楼眺望二首》之二，《宋诗钞》卷三六）“君看上蔡牵黄犬，悔杀人间万户侯”（苏泂：《绿阴》，《泠然斋诗集》卷八），就是对这一历史故事的感叹。 久乘富贵，祸积为祟 秦汉智者通过社会观察和历史思考发现，“富贵”其实往往与祸祟相联系。《史记·田叔列传》写道：“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祟。”《后汉书·乐恢传》也指出：“近世外戚富贵，必有骄溢之败。”正是“盛”“满”而导致“溢”。《后汉书·樊宏传》记录了“为人谦柔畏慎，不求苟进”的樊宏常戒其子的话：“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吾非不喜荣埶也，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所谓“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也是可以得到历史证明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王符《潜夫论·贵忠》又说“富贵盛而致骄疾”：“历观前政贵人之用心也，与婴儿子其何异哉？婴儿有常病，贵臣有常祸，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过。婴儿常病，伤于饱也；贵臣常祸，伤于宠也。哺乳多则生痫病，富贵盛而致骄疾。爱子而贼之，骄臣而灭之者，非一也。极其罚者，乃有仆死深牢，衔刀都巿，岂非无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王符以“婴儿有常病”比喻“贵臣有常祸”，所谓“富贵盛而致骄疾”，应当说是社会病理学的清醒判断。《后汉书·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常观富贵之家，禄位重迭，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重迭”“再实”，则伤其根，也指出了“富贵”超出常态的“盛”“满”势必将导致危害。 富贵骄慠，富貴生不仁 《后汉书·崔骃传》：“传曰：‘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慠。’生富贵而能不骄慠者，未之有也。”《史记·魏公子列传》：“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史记·太史公自序》：“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汉书·外戚传上·孝文窦皇后》：“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富贵骄人。”《后汉书·朱穆传》李贤注引邕论略：“彼贞士者，贫贱不待夫富贵，富贵不骄乎贫贱，故可贵也。”富贵不骄，是“君子”“贞士”的道德表现，然而却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富贵骄慠”，是说“富贵”容易导致修养的缺失和识见的浅薄。仲长统《昌言·理乱》写道：“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这也是富贵骄慠的表现，于是，“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目极角抵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入则耽于妇人，出则驰于田猎。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弥流，无所底极。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雠也。至于运徙埶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所谓“富贵生不仁”，可以说是“洞悉政体”至于“明切”，“辨别是非”至于“醇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一）的仲长统的一项历史发现。 乐亡乎富贵 《淮南子·原道》说：“至德则乐矣。古之人有居岩穴而神不遗者，末世有势为万乘而日忧悲者。由此观之，圣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乐亡乎富贵，而在于得和。”“富贵”的竞得和享有，可能会妨害人生之“乐”。“居岩穴”者可能享受亲近自然之“乐”，在精神生活方面反而优越于“富贵”至极的“势为万乘”者。《后汉书·逸民列传》称颂隐逸之士的品格和趣味，说道：“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他们的“乐”，自有高尚清新的境界。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 虽然前引郦炎有谓“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司马迁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汉书·司马迁传》所载《报任少卿书》写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也就是说，“富贵”未必等同于人生真正的成功。“富贵”往往不能够留下历史文化印迹，而“倜傥非常之人”多垂名青史。其实，如果评论历史文化贡献，也正是前者无足道而后者多堪称不朽。对于所谓“倜傥非常之人”，司马迁又说，“昔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这段文字最精彩的内核，是陈说了“发愤”可以成就文化“大业”的道理。而“富贵”与“拘”“厄”“放逐”等人生境遇完全相反，是显而易见的。 有人强调“德”“义”道德标范高于“富贵”的道理。如《华阳国志·巴志》：“惟德实宝，富贵何常。”《淮南子·精神》：“君子义死，而不可以富贵留也。”《后汉书·逸民列传》：“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也。”社会上有不事王侯，不逐浮利的高洁之士。他们能够“骄富贵”的态度，是以一种“志意”和“道义”结合而凝成的人生原则为坚定支撑的。《后汉书·种岱传》：“富贵不能回其虑，万物不能扰其心。”《后汉书·刘陶传》：“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苟同，贫贱不易意。”都表现出“骄富贵”的高尚格调。 秦汉人的富贵追求，是以商品经济的空前发达为社会文化背景的。甚至关于女娲造人时就已经区别了“富贵者”和“贫贱者”的传说，也正是在秦汉时期见于文献记录。《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务剧力不暇供，乃引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者絙人也。”《风俗通义·穷通》引述战国时人的说法：“夫富贵则人争归之，贫贱则人争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战国策·齐策》作“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史记·孟尝君列传》作“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潜夫论·交际》作“富贵则人争附之，此势之常趣也；贫贱则人争去之，此理之固然也。”说“理之固然”固然合理，然而应当看到，这是商品经济进入一个新阶段的“理”。在这种“理”的作用下，社会成为竞争市场，人生也各有贵贱价格。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追怀“五帝三王之治天下”时代“民修德而美好”，“不慕富贵”的境界，但是显然历史已经不可回复。《淮南子》“富贵广大，守之以俭”可以成为对“守天下”者的有效劝谏（《道应》），而所谓“使王公简其富贵而乐卑贱”（《俶真》），无疑只是不可能实现的妄想。 扬雄《法言》卷二《吾子》说：“或问‘众人’。曰：‘富贵生。’”注家解释：“苟贪富贵，不义而生。”“志在苟求富贵贪生而已。”也许将“富贵生”理解为以“富贵”为人生目标，也是适宜的。这正是“众人”心态。而超越“众人”的智者呢？《法言》同篇写道：“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有学者解释说：“子云以为三闾不肯喔咿嚅唲，从俗富贵偷安，宁杀身以全其洁，如玉而莹，其可变易而为丹青也哉！故玉可碎，莹不可夺。”（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卷八）屈原《卜居》：“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拒绝“从俗富贵以偷生”的精神，得到有识之士的肯定。然而对社会多数人而言，这可能是一种过高的要求。对于世俗社会追逐“富贵”的狂热，或许《论衡》中《非韩》、《刺孟》、《自纪》诸篇四次说到的“不贪富贵”，是道德要求虽然有限，然而却有益引导世风且切实可行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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