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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偶读《诗刊》副主编李少君的《隐居》，对隐居生活有了一番新认识，很受启发。 “晨起三件事/推窗纳鸟鸣，浇花闻芳香/庭前洒水扫落叶/然后，穿越青草地去买菜/归来小亭读闲书/间以，洗衣以作休闲/打坐以作调息/旁看娇妻小烹调/夜晚，井边沐浴以净身/园中小立仰看月。” 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李主编隐于都市的水泥钢筋丛林之中，隐于现代文明的大背景之下，“隐士”情怀就在于他安于自然、崇尚“静”的生活状态和“淡”的生存态度之中。其实，这种隐居生活隐士文化在魏晋时候就非常流行，唯一有区别的是，李主编隐居在都市，魏晋人隐居在山林。 晋朝的隐士，其实都有自己的追求和志趣，不过，有的确实是厌恶官场生活，隐居后，或消极无所求，或致力于文化研究；有的隐居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人在野心在朝，如陶弘景隐居山中，从事道、儒、佛的研究，但仍为朝廷谋划大事，被称为“山中宰相”。但更多的是以隐求仕的假隐居，隐居为出仕做准备，如孔子所说的“隐居以求志”，而非消极无所求。 于是，当时的人时常在纠结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去做官呢，还是去做隐士呢? 一个奇怪的现象也油然而生，朝廷越想让某人做官，他越会推辞，说他很看淡功名利禄，一心只想做隐士。结果导致不推辞数次都体现不出他的价值来。 来自陈郡长平的殷浩，清谈水平很高，见识度量清明高远，年少负有美名，尤其精通玄理，与他的叔父殷融都酷爱《老子》、《易经》。殷融舌战辩论斗不过殷浩，殷浩因此被那些风流辩士们所推崇。太尉、司徒、司空三府征召殷浩为官，他都推辞不就任。有人曾问殷浩：“将要做官而梦见棺材，将要发财而梦见大粪，这是为何？”殷浩回答说：“官本是臭腐之物，所以将要做官而梦见死尸；钱本是粪土，所以将要发财而梦见粪便。”当时的人都将他的此番言论认为是至理名言。 但后来殷浩还是出来做官了，像他这种高水平的人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很快就做到司徒长史，相当于现在国务院的秘书长。然而此时他却突然辞官不做，一时舆论哗然，无数名流纷纷劝他重新出来做官，他都一一予以拒绝，而且一隐就是十年。“于时拟之管、葛。”当时把他评价为管仲、诸葛亮，殷浩不出天下苍生怎么办，他是东晋第一个得到这个评价的，可见他的地位。 十年间，他的名声达到了顶点，他愈不出，就愈显高洁，而声望愈隆，朝廷为了让他出仕开出的价码愈高。最终，殷浩出仕了，永和二年，在褚裒的保荐，会稽王司马昱的劝说下，他出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天下士人泪流满面，奔走相告，国家有救了。当时的舆论是，以殷浩是否出仕来卜江左兴亡，殷浩若出，则晋兴，殷浩不出，则晋室危矣。 谢安也是先隐再出仕。他从四岁起到弱冠之年，就从当时几位地位显赫的士族那里得到极高评价。但谢安并没有急不可待地出来做官，他采取了欲仕故隐、待价而沽的办法。他拒绝了无数次征辟，甚至因历年征召不应，结果惹怒了朝中大臣，被建议为禁锢终身。但这些并没有吓住谢安，反而继续他的隐居、吟唱、诗酒、清谈生活。他或者躲在石洞中美滋滋地慨叹：“此去伯夷何远?”或者与王羲之、孙绰等人游弋山水。一时间，他几乎成了高洁隐士的象征。但是，他仍然逃不过明眼人的眼睛。谢安早年在东山隐居养伎，司马昱说：“谢安一定会出山。他既然能与人同乐，也不能不与人同忧。”司马昱已经看出谢安出山的必然，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其实，连谢安自己也在平时中透露出将来未必不出仕的意思。当初谢安在东山隐居的时候，自家的兄弟有的已经富贵起来，经常是高朋满座，权贵接踵。妻子和谢安开玩笑说：“大丈夫难道不应当如此吗?”谢安捏着鼻子笑着说：“恐怕我也免不了这样吧!”这里的“免不了”，除了自己未必不出的意思外，可能还有惮于时势、不得不出的意思。果然，在一代枭雄桓温的压力下，他出任桓温手下司马。据《世说新语》记载，谢安当初在东山隐居时，朝廷屡次要他出仕，都被他拒绝。后来出任桓温手下的司马，上任前要从新亭出发，朝中的官员都来为他送行。当时担任御史中丞的高灵，也来为他送行。高灵先前喝了点酒，仗着酒意，对谢安开玩笑说：“你屡次违抗朝廷命令，高卧东山。大家都经常议论说谢安不肯出来做官，将如何面对百姓?如今百姓又该怎么面对你呢?”谢安笑着不回答，肚子里估计在想，你小子懂个屁。 可见在晋朝，有隐逸情怀的士人不少，但真正的隐士却不多。隐逸情怀是人生的一种调剂，而真正的隐士却要耐得住寂寞。多数的人士，出士入仕，因之政局的变化也就与他们息息相关。家国情怀似乎是中国士人的一种根性，于是他们制造了一种假象：对名利的淡泊。其实还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当时也有人对这种假隐居以获仕途的做法持否定态度，就是东晋的名臣卞壸。他认为不管是真隐还是假隐，隐士们在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隐逸不宜提倡，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还应加以反对。 朝征要征召南阳人乐谟和颍川人庾怡分别担任郡中正和廷尉评，这可是好事，但不知道是嫌弃职位低，还是直接答应怕掉身价，这两人死活不肯去上任，理由也不直接说自己想隐居，均称父亲不同意，找了个孝道的借口，不去就任。卞壸就上奏皇帝说：“人都是父母生的，职位都是因事情需要而设置的。作为父母，必然会对子女们有所要求。而职位呢，也必然有喜欢和不喜欢的。如果每一个父母都不允许他们的儿子担任他们不喜欢的职位，那么，国家这些急需用人的职位不就废弃了吗？这样下去，古先圣贤的训导不就成了一纸空文了吗？君臣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不就散乱了吗？人臣不应以私废公！”大家都觉得卞壸说得在理。最后乐谟和庾怡二人只得上任去了。 魏晋以隐求仕的这般做法被唐代的卢藏用运用的淋漓尽致。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着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这就是“终南捷径”。用这种隐居手段以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 对隐居和做官，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宁稼雨一语中的，皇权一方既要用隐士来装潢门面，又要避免隐逸之风可能产生的不安定因素；隐士一方既要追求独立意识，又不得不承认为人君之臣民的现实，即尽管“道”优于“势”，可又不得不服从“势”的绝对统治。于是，双方如同一对命里注定的冤家，互相排斥，而又互相吸引。 文末，我突然想起另外一层意思，如果一个人既有隐者心态，又有仕者干劲，那是不是国家有幸，黎民有福了。隐士的心态，就意味着对物的超脱，对权的淡泊，仕者的干劲，就意味着对国家的忠心，对责任的担当，两者相融，那就是最完美的结合了。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一厢情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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