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从上古时代就有了。唐尧时有不受禅让,而隐居箕山的许由和隐士巢父,周武王时有不食周栗,而饿守首阳山的隐士伯夷和叔齐,孔子时有躬耕不仕的长沮和桀溺及楚狂接舆,战国时的庄周其实也算是一位闭门著书的隐者。 其实,中国古代的士人说起来只有三种,就是儒士,侠士和隐士。儒士当然是儒家者流,侠士是墨家者流,而隐者当属道家者流。然而,隐士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阶层。 有由隐而仕者,有由仕而隐者,又有由隐而仕而又隐者,有为邀名人世而隐者,也有为逃名避世而隐者,有处乱世而隐者,也有处盛世而隐者。 动机各不相同,隐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总之,隐士的流变性很大,真正甘心做一辈子隐士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是迫不得己才做隐士的。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隐士中有怀德而隐的高士,有怀才不遇的才士,也有既无德也无才只是借隐逸捞取名誉的俗士。 据新旧唐书《隐逸传》共载隐逸之士近三十人,如王绩,宋桃椎,孙思邈,田游岩,史德义,王友贞,卢鸿,王希逸,卫大经,李元恺等,唐代相当多的仕人,都是有隐逸经历的。 隐士多出在乱世,而唐代特别是盛唐,本是盛世,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隐逸呢?原因是复杂的,归纳起来大致不过以下几种。 以退为进,以隐逸书仕。唐代文士大都有一颗壮志报国的雄心,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手段之一,便是通过隐逸这种以退为进的仕进方式,以引当局的注意,以达其进入仕途的目的。 《新唐书,隐逸传》中所说的“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的一些士人。 这其中当然也不乏钻营利禄之徒,但大多数只是借此为仕进的手段,实现其报效国家的政治理想的,当亦无可厚非。 以退隐为终南捷径的,当以卢藏用最为典型。
其实卢藏用对司马承祯是大不必惭愧的,司马承祯何尝不是以隐逸来邀名的呢? 由于隐士是一种对抗朝廷的潜在力量,历史统治者多以“举逸民而天下归心”,来征召隐士入朝,一则表示礼贤下士,二则隐士一旦被征召,使失去了“上不臣天子”的高士资格,已经成为天子的顺民了。
所以唐代统治者深谙此道,从唐高祖皇帝起,太宗,高中,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代宗,德宗,文宗等,对隐逸之仕有过征兆或嘉奖,这样皇帝既有了礼贤下士的美名,隐士也达到了邀名,或仕进的目的,皆大欢喜。 功成身退,以隐逸避祸。
历来的封建帝王都是喜怒无常,恩威多变,对功臣猜忌成性的。 他们与臣下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富贵,故古人有:“飞鸟尽,良弓;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功臣亡”的感叹。 因此不少高明之士,当功成名就之时,便抽身而去,急流勇退。历史上越国的范蠡,汉代的张良就是这样。 而那些贪禄位的,如李斯之流,常常遭杀身之祸。 唐代也是如此,如张亮,长孙无忌,裴炎,张光辅等,不是被杀,要不然就是被贬死,不得善终。 连善于算计别人的奸相李林甫,死后也落得个破棺削爵,被贬为庶民的下场。 鉴于历史和现实的教训,一些明智之士,便趁好抽身,功成身退,如孟诜,贺知章就是这样的。 孟诜曾仕武则天春官侍郎和相王侍读,后便辞官致仕,后睿宗即位,召他入朝,将委以重任,他固辞不赴。被时人誉之谓有“古人之风”。 贺知章官至秘书监和太子宾客,天宝三载,他见玄宗日益昏愦,不纳忠言,宠信奸佞,便主动辞官,归乡去做道士,玄宗大为嘉奖,亲为之题诗,并命百官于长乐坡饯送之,为人称羡。 独善其身,以隐逸逃世。然而对于大多数的仕人来说,终南捷径的机遇很难碰到,更不用说功成身退了。因此他们既然不能兼善天下,就只好独善其身了。 唐代绝大多数的隐士,就是抱着这样的人生信念而终老林下的,像大诗人孟浩然,年轻时一直隐居在襄阳,四十岁时始游京师。
由此可见孟浩然非无心求仕,而是迫不得已才终老林下的。既不能兼善天下,只好独善其身了。 总之唐代士人的隐逸是复杂的,总结起来,大概有上面的三种。即以隐逸为终南捷径——另一种求仕手段;以隐逸功成身退——理想的生活方式;以隐逸独善其身——隐士的最后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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