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士人归隐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隐逸文化，曾被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产”,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学者蒋星德在为堂弟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认为隐士是“中国社会的特产”（ 见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 页） .梁漱溟则指出： “中国隐士与中国的文化却有相当关系……我们今取它为第十四特征，而研究之。”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终南山 近几年来，随着新闻媒体对陕西终南山一带隐居现象的连续报道，隐逸文化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终南山不仅“隐士”众多，而且类型多样： 他们当中既有隐居多年的画家、修道者，亦有一些暂时隐居、若干年后又融入繁华都市的人，还有周一至周五上班，周末选择到此隐逸的人。 古代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隐士？何为隐士之“隐”? 它在古代有特定涵义，是与“出”、“仕”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周易·系辞上》说： “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孟子·万章下》也说： “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均与“出”、“仕”相对而言，大致相当于“不仕”.那么，士人不仕为何就被称为“隐”? 这是士阶层形成之际就被规范了的。 陶渊明 古代社会的归隐现象由来已久。撇开《庄子》等作品虚构的传说时代的隐士不谈，至迟在商朝末年就出现了有信史可考的隐者，如佯狂为奴、隐遁乡间的箕子。《论语》等经传不仅提到箕子，且将他与商末以身殉国的比干相提并论，同称为商朝的“三仁”: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 ‘殷有三仁焉。 再如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兄弟，在东海之滨、渭水岸边隐居过的姜太公等（ 姜太公的两次隐居有文献可证。《史记·齐太公世家》曰： “吕尚处士，隐海滨。”是其第一次隐居。《战国策·秦三》记： “臣闻始时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之滨耳。”则是第二次隐居） ,都是早期隐士的例子。 现代隐士 可见，在先秦两汉隐士概念最初出现、定型的阶段，隐士与出仕者相对而言。他们属于古代士人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本身具备一定文化素养、有机会或有条件出仕，却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了不仕或暂时不仕。 现代版的终南山隐士如果按照古代隐士的认定标准，近现代社会显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隐士。一方面，封建专制业已瓦解，读书人奉“学而优则仕”为圭臬的社会土壤不复存在。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读书人也可相应地划分为不同类型，既有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亦有技术型的知识分子； 他们当中有从政的，有从事教育、媒体工作的，有经营商业的，也有专注某技术行业的。 终南山 终南山等地的现代隐士较之古代有了很大不同，不是仕、隐选择背景下的概念； 他们有别于大众的生活状态、精神实践，又与古代、西方隐士不为外物所役、不为外物所累的精神具有高度一致性。这是当今社会广泛关注终南山隐居现象、继续使用隐士名称，并给予肯定的一个重要原因。终南山隐士与古代隐士的差异与共性，以及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注与肯定，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古代隐士文化在今天的传承。所以，在快节奏、过度物欲化的现代社会里，我们并不提倡隐逸行为，但不妨有点隐士精神。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