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秀全和曾国藩这两个政治军事对手来看，洪秀全似乎更加相信上帝和天命，带有更为浓厚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在世人的眼里往往成为一种异端。而曾国藩则更懂得中国社会，相信传统的力量和个人努力的重要。他用整体的文化品位和个人的人格力量，赢得了世人特别是文化人的理解和支持。他们的政治斗争已成历史，而历史的选择则多少带有某种悲壮的色彩。但他们的文化选择则永远可以成为历史的借鉴。
一、曾国藩注重理学经世之术，成为儒生地主政治势力的代表。
曾国藩长期注重研习理学，开展以理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术交往，并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讲理学的士大夫群体，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际，他们聚集于湘军大营，形成了晚清文化史上重要的湘军文化集团，使湘军在对内、对外的活动中，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最终在他的周围聚集起一批死心塌地的追随者，使他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太平天国，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二、曾国藩注意以捍卫名教为号召，迎合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信仰。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都有自己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追求。对太平天国毁坏传统、扫除名教、摒弃孔学运动早已心存疑虑。曾国藩审时度势，用捍卫名教、承继国学传统的旗帜，沟通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心灵，唤起他们共同的人生信仰和价值取向，是极富号召力的。这不仅赢得了道义的力量，而且赢得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心。
三、曾国藩注重网罗人才，形成了卓有见识的文化集团。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十分注意网罗和培植各类人才，特别是文化人才。到过太平天国的容闳在描绘湘军大营人才盛况时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两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溢美之词尽在其中，与他当年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截然不同。在湘军中，不仅曾氏重视人才，胡林翼、左宗棠等也极重视发现和搜求人才。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晚清文化界出类拔萃的人才，或为宿学名流，或为西学新人。他们虽无显达的名位，却是当时知识分子中最富信仰的部分，往往以一介寒儒历兵戈而成悍将，最终，大都成为湘军的军政骨干，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军立下了汗马功劳。相比之下，洪秀全则显得十分可怜，几乎没有什么有作为的文化人进入他的帐下，就连李秀成也认为太平军的劣势在于“官兵多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入”。
四、曾国藩注重个人人文品格的养成，使他具备了负重前行的意志和能力。
曾国藩既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深厚的文化积累，又十分注重个人道德品行的修炼；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者和实践者，又深受湖湘文化的熏染，形成了他独特的个性品格。他在家书中说：“‘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咬牙立志之诀。”曾国藩每次战败都遭人唾骂，“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同时他还强调要善“耐”，“不为大府所器重，则而冷为要；则以耐闻为要”。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坚韧的心理素质，使得曾国藩具备了百折不挠、强毅奋发的品格。另一方面，曾国藩又继承了宋明儒家“慎独”的修身传统，养成了勤勉、谦谨的性格。曾国藩的一生正是遵照这些信条努力的，并达到了胜不骄、败不馁、居安思危、处变不惊的境界。他正是以这种品格赢得了世人的称誉，也赢得了“事业”的成功。倦理朝政、耽于奢糜、醉心宗教迷信的洪秀全，在个人修养上，不仅文化底蕴不足，品行炼砺也不够。要在个人品格上战胜曾国藩，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的努力也有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