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岸让河水奔流，它有什么好痛苦的？| 云也退

按：年轻时看电影《弗里达》，对电影里的苦难和浓烈的情感心有畏惧，但人生之苦，有多畏惧，就有多少承担。

云也退说，“她用画中人，她的另一个自己，来分担现实中感觉到的痛苦”。所以她的画里才有那么浓重、不忍直视的痛楚吧。

心爱的男人里维拉管不住自己下半身的欲望，有多少人能像弗里达说出“河岸让河水奔流，它有什么好痛苦的”的这样的话来？

弗里达·卡罗，传奇的墨西哥女画家，6岁时弗里达感染小儿麻痹，造成右腿比左腿短，也许因为如此，她经常著长裙。18岁那年的秋天，弗里达出了严重的车祸，并影响受孕。一生中经过多达三十五次的大手术。与墨西哥著名画家迭戈·里维拉相爱，情感纠结一生，传说她与前苏联流亡至墨西哥的陀罗斯基也有一段情感。

“这幅画是我的石蕊试剂，我用它来测试我喜欢谁，我不喜欢谁。”麦当娜说。麦当娜，就是那个被誉为“玛丽莲·梦露第二”的时尚偶像，她指的这幅画，名曰《我的诞生》，画了一个裸体女人躺在血污中，下体的地方冲着观众，钻出了一个婴儿的头颅，歪在床单上。你不欣赏它，甚至看了害怕、恶心，麦当娜拒你于门外，反之，你能欣赏它，说明你富于性情，有感受力，有阅历和正确的三观——麦当娜发你一张好人卡。

《我的诞生》

放下麦当娜不说，且来看看画中的婴儿：它像是死的，紧闭着眼睛，面容毫无生气。再看它的母亲，机械地岔开两腿，脖子以上被蒙在白被单里，看不见表情，但她脑袋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画，一个戴斗篷女人的肖像，朝上望的眼里三分惊恐，七分迷惑，仿佛代替白布下面刚刚分娩的女人来表达她的心情。

 

正像弗里达·卡罗，那位传奇的墨西哥女画家，用这个女人和婴孩代替自己来说出痛苦。

弗里达·卡罗

麦当娜的好人卡不算什么，值得在乎的是麦当娜为什么推崇弗里达。那时，她买下了《我的诞生》以及弗里达的另一幅画，在她的带动下，1907年生、1954年就去世的弗里达，成了与梦露、杰奎琳·肯尼迪、麦当娜等人平起平坐的全球影响力女性。她的风格跟其他三人都不一样，梦露是“艳星”，肯尼迪时尚，弗里达却是痛苦的同义词。在《我的诞生》里，婴儿那两道连在一起的眉毛表明，这就是她自己：她总是处在痛苦和死亡的威胁之下，画出来的自己也都是一张严峻的、男人味十足的脸。看她的自画像，东方人即便很难欣赏女人唇上的汗毛，也不能忽略画中女人的两道浓眉和下面刚厉的目光。

 

我生而痛苦，我为感受痛苦而生——问问女士们，是否人同此心？再问：你如何处理被欺骗的屈辱、自卑的感觉和患痛的折磨？麦当娜讲，女人习惯于隐藏和掩饰个人痛苦，而同样的痛苦，弗里达用绘画的方式一一揭开，让别人共鸣。爱的丧失，拒绝，分娩的剧痛，流产……不管经历过其中哪一种或几种，你都能从弗里达的自画像里看到自己——也看到在你之前发生的心碎。

 

《我的诞生》问世于弗里达25岁第一次流产时，据《弗里达：传奇女画家的一生》作者海登·赫雷拉所说，它“描绘了弗里达自己的出生”，“也指最近她未能出生的孩子的死亡，因此它是弗里达自己生产自己的一幅画”，画中画里戴斗篷的女人，是指圣母玛利亚，“那圣母像并不灵验地注视着这一悲惨之极的双重死亡”。

 

日后，弗里达起码还有过两次流产经历，身体如此脆弱，是因为18岁时遭遇了一次惨烈车祸。她对付病痛的办法，是不停地表达，呐喊，必须知道这些，你才能慢慢理解，为何自画像里会有这么锐利的目光、挺拔到夸张的眉毛以及永远抿住的嘴唇。

 

眼睛直视命运，嘴巴关住心火。凝视与沉默。

电影《弗里达》海报

信息量太大，且先看赫雷拉的传记。它是英语世界第一本弗里达传记，发表之际，伦敦刚举行了她的作品展（与另一位墨西哥女摄影师的作品合展），弗里达主题的明信片、T恤衫、首饰珠宝等等陆续而出，一个偶像冉冉升起。尔后，第一部弗里达主题电影也是以这本书为蓝本拍摄的。海登对弗里达感情深厚。鉴于1978年前，弗里达的名声主要只限于墨国国内，海登是最早被她感动的外国人之一：三十多次大手术，不能生育，于是把母性的期待和生之希望投射到画布上，铸成自成一体的风格。

 

但即使对不具艺术鉴赏细胞的人而言，弗里达也远不只是一个励志的偶像。首先，她跟丈夫、壁画巨匠迭戈·里维拉的关系就很有说头。书中说，弗里达少女时代就倾心里维拉，“愿意给他生孩子”，她的闺蜜指出里维拉是个大肚子糟老头，弗里达却说：“迭戈有绅士风度，温柔，聪明，可爱，我会给他洗澡。”她25岁成为里维拉的第三任夫人，一个女人言出必行，达到目的，当然很了不起。

弗里达和丈夫里维拉

如何管住名人的下半身是个世界性难题。糟老头里维拉并没有被小他29岁的娇妻束缚，寻花问柳的事情不断，两人还离过一年的婚。海登写下了弗里达式的隐忍：她把婚姻的实情告诉外人，同时又表示原谅里维拉。这种原谅需要强大人格的支持。她说过一句让成熟的女性主义者精神一振的话：“我不觉得让河水奔流的河岸有什么好痛苦的。”

弗里达笔下的她和里维拉

第二，让她死而复活的，正是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所谓“第二波”（相对于19—20世纪之交的第一波而言），以美国为主要阵地。她和丈夫各有各的房间；她保留了娘家的姓氏“卡罗”；在弗里达身上，“不服”二字是具体而微的呈现。不服习俗，不服宿命，不服自然的本能无法满足。她的婚姻解决了困扰她家很多年的贫困，可她并未依赖丈夫，丧失人格；她被身体所拖累，但不顾影自怜，而是将怒火付诸画笔来倾述——倾述的形式则是前面说的“凝视与沉默”，是无声的，有尊严的。伦敦展出弗里达作品时，一个批评家说，展览的墙壁应该用石棉盖起来，因为这些画仿佛点火就着。超现实主义诗人安德烈·布勒东也说，弗里达的画作是“炸弹外边绕着的一圈缎带”。

自画像

她的自画像里，有一种独特的紧迫意味破纸而出，每一幅画都似乎在开口高呼：我要活下来，我要摆脱痛苦，我能主宰自己的生活！你听不见声音，可你会被她的目光所穿透。女性主义要的就是这种态度：永远不服，永远说不。

 

也许多数人都是通过电影认识弗里达的，似乎她的名声可以归功于电影拍得好。不过，仔细想一想，弗里达真是太容易成为现代偶像，因为她慷慨地分享出个人最私密的情感，对一个经常因自我发现、自我披露而迷狂的社会而言，她肯定是典范人物。接下来，她披露的私密是什么？是受虐、受害、被暴力宰制——又是一个迷人的话题。而且，弗里达还告诉人们，她是一个迷幻药物的常年服用者，这让她踩在了罪与非罪、界与越界之间那层薄脆的玻璃上，从而，她的坦荡引起的崇敬里又充入了必不可少的紧张。

 

还有品位。弗里达对时尚的影响同样能比肩梦露和肯尼迪——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她是一位拿画笔的香奈儿。海登写道：弗里达喜欢的“是特旺特佩克地峡的女人所穿的服装”，这个地方的社会，据传说是一种“母权社会”，“由女人来管理市场、打理财政、统治男人”，而有时，她也会采用其他时代、其他地区的服装，也会大胆放肆地混搭。女为悦己者容，是的，她会穿戴首饰来取悦里维拉，然而，我们在她的画中所看见的除了自恋，还是自恋——一种标彰女性独立的坚决姿态：美丽的绣花衬衫和长褶裙，掩盖她的微跛，而不是故意把自己画得十分健全。

她不假装健康，否则就不会有1932年《我的诞生》这样凄凉的作品了。她用画中人，她的另一个自己，来分担现实中感觉到的痛苦。服装也是，海登写道：“服装总是一种社交形式，随着岁月的流逝，弗里达的衣着成了对付孤独的解药。”缎带和褶皱都是她的朋友，它们进入到她的体肤之下，很深很深的层次里面，与微乎其微的内心悸动相关；而当她以褶皱和缎带加身的形象立于画中，她又是如此直接地在对观者言说，完全是一个赤裸的肉身。

自画像

你看她的自画像，连续看十幅，是否觉得那张脸并不是脸，而是面具？可当你在画面中看到泪滴，比如1944年的《破裂的脊柱》、1945年的《毫无希望》、1946年的《希望之树》，你会觉得这个人在那个名叫“心碎”的蛋糕里切走了最大的一块。她说过：“我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从1926年到去世的1954年之间，她画的二百多幅画，组成了一场同自己的对话，有这么多替身围伴，在肉体崩溃之前，精神还能踏踏实实地挣扎。

《破裂的脊柱》

《毫无希望》

《希望之树》

《Vogue》，麦当娜的歌，旋律一纵一纵地好似拉美草原猎手挥舞的绳圈：

 

Look around everywhere you turn is heartache

It's everywhere that you go

You try everything you can to escape

The pain of life that you know

When all else fails and you long to be

Something better than you are today

I know a place where you can get away

 

…… ……

 

她给弗里达代言，反过来，说弗里达给她代言也可以。

 

拉美社会的男权中心极为强悍。弗里达刚嫁给里维拉，有个叫弗洛伦斯·戴维斯的好事记者就写了篇文章，说这个壁画大师的太太也“涉足艺术”。“当他丈夫用巨笔在一面大墙上挥毫时”，弗里达，这个“仿佛微型人一样的小女人，脑袋上郑重其事地盘着一根根又长又黑的辫子，黑丝裙外边围着一条傻呼呼、皱巴巴的小围裙……”

 

即使在今天，这种文字绝无生存空间，弗里达“业余画家”的身份依然是唯一不能让女性主义满意的地方。女性主义要求女人有职业，能自立，而弗里达只是随性地作画，不太愿意在工作室里待着。因此，她生前只有过两次个展的机会，作品也大多被朋友买去。在她极其强烈的性欲和残败的身体之间，在她出众的才华和自我克制的野心之间，在她“女汉子”的个人形象和对脆弱、孤独、痛苦的畅快表达之间，在明显的性勾引和同样明显的冷淡矜持之间，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和令人费解之处。

 

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弗里达身上的自己，能跨越代际而不朽的偶像，都得有个共性：他或她，必须是每个人的镜子。她说过：“我从不画梦。我画我自己的现实”，她对“超现实主义”的帽子的抵触，让人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反感：哪里来的魔幻，我写的都是真的！我们看到了弗里达的现实，它的力量如此耐久，那对眉毛，那副眼神，那张被汗毛修饰的嘴……她的脚底，垫起偶像的座石，被投向她的每一个认真的注目所加固。

 

《弗里达：传奇女画家的一生》，（美）海登·赫雷拉著，新星出版社2016年3月版，52元。

云也退

独立记者，书评人，

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