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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证实验”可是近年来中医界某些人士为反诘人们认为中医无“科学实验”而提出来的。认为：“在传统文化里，存在很细微、很精深的内证实验，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正是因为这个内证实验和理性思考的结合，才产生了传统文化，才构建了中医理论。”并将现代医学的“科学实验”称之谓“外证实验”，只不过是弄几个大白兔、小白鼠或其他什么动物的小玩意。似乎“内证实验”较之“外证实验”更高出一筹。 其实，所谓“内证实验”只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心学”、佛家的“禅宗”和道家的“内丹术”，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大杂烩，是一种所谓心灵的体验、感应。所谓“六通境界”、“六根互用”等等“练气化神，入神出化”的境界，此时即进入了修炼气功的“特异功能态”。于是乎，出现所谓超视觉、透视、遥视、意识传感、意识致动及其他等等超感觉的功力。 如李时珍所说“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察照之”的“内景返观”就是典型的所谓“内证实验”，具有这种所谓“内证实验”能力的人就能看到人体的“经络”、“穴位”、“五脏六腑”等等，而如今的“科学实验”是看不到的。并能通过这种“理性思考”和“精微实验”产生出系统的所谓“中医理论”来，与现代医学运用科学实验方法所产生的“科学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仔细琢磨，这“内证实验”，不就是所谓“内景反观”的改头换面；是古今中外“灵学”的翻版再现；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由“耳朵识字”等等“气功”、“特异功能”现象所引发的一场尚未演完的闹剧；是打着“传统文化”的招牌，却在兜售“子不语”的“怪、力、乱、神”。一个亘古而神秘的“幽灵”翻来覆去，还在中华大地上徘徊游荡！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实际、注重实践的民族。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知行观”开来，就是“知易行难，以行为主”。虽然后来先后有宋明程朱理学的“先知后行”，明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行可兼之，而知不可以兼行”的“行先于知”等等诸多论说，但终究还是“知易行难”。也就形成了近两千年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之术和愚民政策，所谓“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是也。其为羸弱的统治阶级所采纳，目的旨在于让卑下者不能侵犯尊卑森严的等级制度，因为，只有愚昧的百姓才能被愚蠢的统治者所摆弄！直到国父中山先生才提出了“知难行易”的新命题。 在中国古圣先贤看来“知”之所以“易”，是其为神仙、圣人的先知先觉，所以认识事物之道理易如反掌；“行”何以为“难”，是其为庶民百姓每日所必须实行之事情较为艰难。 正是在这种主流思想的影响下，实践行为的价值取向始终压过了对知识的获取，也就淡化或阻挠了人们追求知识，探索真理，明辨是非，深化认识的意识和勇气。只要老祖宗古圣先贤们发个话怎么说，天下士子、庶民百姓都得按其所说的去做去执行，如法炮制依样画葫芦。“为圣人立言”，“非圣人之言不敢言”矣！不但不能用实践和逻辑去检验神仙、圣人的所谓理论认识是否正确，相反还把当下提出需要验证的观点视之为异端邪说。 难道在中国古圣先贤们那里就没有点点是非、正误和曲直之辨、没有说不准说错了的时候？一旦“知”真的是“错”了，“行”将何以为“对”？岂不是满盘皆输了！ 在古往今来的中国历史上，由“思想认识”之“错”导致“实践行动”之“误”的事可谓比比皆是。远的不说，近的就有圣人毛老人家那点事，人欲便是天理，以致后来为天理所不容！还有那大大小小的各级领导冒号，想当然、拍脑袋、乱指挥、瞎折腾，以致劳民伤财、白缴了学费的事儿难道还少吗？何况医学这人命攸关的大事，可来不得半点含糊和马虎，输不起嘀哦！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并不能排斥科学标准和道德规范在衡量人的认识价值上所具有的极其重要作用！ 1628年在英国医生、生理学家、解剖学家和胚胎学家哈维〔William Harvey 1578～1657〕用科学实验证明动物体内存在血液循环之前，可以说传统医学惯用的方法是从古代自然哲学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古代医学理论出发，通过类比、猜测、思辨，来研究临床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整理所得到的经验，中医也毫不例外。 哈维突破了这种惯例，他用实验来取得知识的方法，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医学家们所采用。但这一过程的进展十分缓慢,并遇到不少阻力。医学所服务的对象是人,对医学来说,最可靠、最有用的资料理应来自对人的直接研究。但在那个时代人的身体既不能伤害，人的权利也不容侵犯，对人体进行的科学实验，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所以，起初的医学实验，只是以各种化学物质及物理因素在动物、微生物、人的离体组织及各种分泌物、乃至人的尸体上进行研究。而在人体上，实验的方法仅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很谨慎地应用。 随后，实验室中取得的许多资料慢慢开始应用于人体，因此实验医学对整个医学才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人的离体的组织器官甚至人的尸体毕竟不等于活着的人体，所以医学的发展固然需要依靠实验室研究，但若不能在临床工作中直接对人体观察到的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其发展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少数优秀的临床医学家于是开始尝试在病人身上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取得第一手资料。 到了1865年,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Claude Bernard 1813～1878〕发表了《实验医学导论》，从方法论的高度分析和阐明实验的方法及其对医学的重要性，并提出医学中的知识都应当经过实验的证实。这一著作的问世，标志着用实验取得知识的方法，已得到医学界的广泛承认。后来在实验室中研究人的生命与疾病本质以及治疗规律的学科群，如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等学科及其科学实验方法,迅速地发展起来。可以说这些学科的科学实验才是对人类真正的科学实验的开始。再后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实验方式方法，就更趋于完善了。 上个世纪60年代，临床药理学中的药效动力学首先明确提出药物临床疗效的判断必须作为科学实验对待，强调了随机、双盲、有对照组、大样本统计的科学实验，这种方法后来已为世界各国所采纳所公认。 70年代问世的临床流行病学更把科学实验的思想全面地应用到临床工作各个环节，除疗效观察外还有病因、诊断、预后、临床决策等等的研究中去，使原来只被少数优秀临床医学家掌握的人体科学实验方法系统化，变成广大临床医生通过学习都可以掌握的科学。 90年代所兴起的循证医学，是人类社会和科学发展的需要和必然。它的产生与随机对照试验的问世、统计学方法的发展和临床流行病学的产生与应用密切相关。其核心思想是临床医生对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应基于当前可得的最佳研究证据，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和专业知识技能，并尊重患者的选择和意愿做出临床治疗决策，从而保证患者获得当前最好的治疗效果。 上个世纪末的人类基因组、蛋白组学和干细胞等等人类生物技术的研究将进一步把医学科学的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局面。 科学是不断进步创新发展的，实验是可操作可重复往返以致无穷的。科学理论的进步推动着实验技术的发展，实验技术的不断更新又推动着科学理论的不断提高。 人类对自身及整个自然界的探索和认识将永无止境不会停息。 而中医的所谓“内证实验”只是一种心灵的体验。是“感觉”加“类比”的认知；是“直觉”的内省、顿悟；是主观的冥想；是所谓“内向思维”；“方术”而已。即是只有古圣先贤们才能做到的，通过体验、直觉、自我调控和内省顿悟来达到对自身的认知，所谓“心明便是天理”是也。而不是凡夫俗子们用“科学实验”方法对人类实体构成及其功能实质所进行的不断深入探讨和研究。这种连提出“内证实验”者本人都认为：时下，具备这样一种“内证”能力的人“也许一个也没有”的学术理论，能让天下人信奉？！ 其指向不明，力所难及，无法把握，缺乏科学的理性。一定要将其套上“科学”、“实验”等等现代的名称，并与之发生瓜葛，不能不说存有几分攀附心理及自我的心虚和不踏实。其实，此“科学”并非“科学”，此“实验”亦非彼“实验”。古、今、中、外，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完全不牵扯也没丝毫关系！对科学常识不了解，对科学方法不会运用，怎能掌握科学精神？不懂“科学”而妄言科学，不懂“实验”而胡诌“实验”，正是当今某些落后、迷信的东西居然能够以科学的面孔出现的重要原因。 科学所赖以创立和发展的基础是不带任何偏见的观察、实验和逻辑推理，这恰好是中国古圣先贤们所缺少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究的只是内省、顿悟而忽视了对客观事物本质不断深入细致的观察、分析，更无实验检验和逻辑检验的科学证据。而思想的认识完全是借助于权威来推行，一旦居于尊位，便可据此而论说挥指一切，卑者必须唯命是从。 实际上，如果人们用错误的思想认识去指导自己的实践行动时，必然会导致实践的错误。正确的认识是在不断地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经过反复地认识和实践然后才能逐渐形成。绝不是由一、两位神仙、圣人所创立，更不是一次认识所能够完成嘀。 企图将中医“内证实验”与现代科学的“科学实验”等同起来，简单的把“内证”当成“科学”，把所有的“过程”都当成了“实验”，或证明其较之更高出一筹，并用人文知识来论证中医“内证实验”的神秘性、诡秘性、超科学性，完全是对科学和科学实验的嘲弄与无知。其所炮制出来的东西只不过是忽悠老百姓的一大泡沫。 敢问，天底下如今到底谁能操弄这种“内证实验”？！谁又具有“这个条件”！如果真如其所言：“我想在我们许多人里，也许会有人具备这样一种内证的能力，也许一个也没有。” 那么，后来的人们只能学习遵从这种“理论”，而无法掌握和运用这种“能力”，不能在实践中进行还原重复操作。这种“神乎神”“玄乎玄”只停留在个人感知之上无法再回到实践中的“医术”能否传承？开办这种“也许一个也没有”能学得到做得到的“中医药大学”又有何用？岂不是误人子弟，荒谬至极！ 〔[原创 2010-03-08 07:45:01] 今日有感 故整理重发 京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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