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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莫言的《丰乳肥臀》，写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白鹿原》，陈忠实讲述的近代中国农村故事更具客观性，政治上不左不右，令我信服。 中国古代农村（包括近代），农民苦，地主也不容易，但相比较于农民，地主实属生活在天堂。在生产力发展停滞的几乎静止的专制社会中，一个人要想从农民阶级上升到地主阶级，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套用经济学分析，当时的农业社会生产关系为Y=f(L,G),Y为产出，L为劳动，G为土地。在产权明晰的农业社会里，土地对劳动享有合法的伤害权，并且随着土地兼并日益集中，这种伤害权就愈发变本加厉，直到突破农民生存底线，改朝换代，土地又一次重新分配。土地重新分配，首先成为地主的是那些革命有功人士，普通农民最多分得三瓜两枣的土地，在生产关系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土地兼并集中又一次的开始，历史又一次的重复。勤劳致富，让农民成为地主，对在土地里刨生活的中国农民来说，那是绝无可能的事情。勤劳，只是减缓一个农民成为一个更加悲惨农民的速度，而不是致富。既然勤劳改变不了命运，剩下的也只能是“富贵险中求了”。这里的“险”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冒险精神，而是革命或者违法乱纪、杀人掠货。 小说《白鹿原》就非常真实的揭示了这么一个过程。主人公白嘉轩原是白鹿原中等资产的本分勤劳农民，在连克六个老婆之后，家道几乎要破败——农村娶老婆经济成本较高，一般农民勉强娶到一个传宗接代，有的“拉帮套”暨几个合用一个女人，差不多耗尽了家里的田地。白家聚资冒险要娶最后一个女人的时候，发生了转机，这个女人为白嘉轩带来一株仙草—罂粟，在偷偷摸摸种了三年鸦片之后，白家又发达起来了，重新买了田地，盖起了雄壮的四合院，重掌白鹿原的权威。而同样勤劳的白嘉轩长工鹿三及他的儿子黑娃，苦熬长工，即便是在一个仁慈厚道的白地主家，始终无法拥有可以自主生活的田地，黑娃最终走上了叛逆的道路，过着有时红有时白的“冒险”的生活。 前段时间，网上多在为四川最大地主刘文彩平反，说他是仁慈的地主，并非恶霸地主，痛批《收租院》油画作者。有的学者还把刘文彩说成是县域乡村自治的杰出管理者。其实，刘文彩再仁慈再杰出，都无法改变拥有良田千顷的事实，而这千顷良田所拥有的对劳动的合法伤害权，又如何使其管理下的四川乡村农民勤劳可以致富呢? 时过境迁，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这种土地拥有合法伤害权的生产关系彻底改变过来了。由Y=f(L,G)，变成了Y=F（C,L,K,G,A）,其中F代表经济制度（法治社会），C代表企业家才能，A代表技术，K代表资本。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下，使勤劳的劳动者L，转变成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成为社会当中最富贵的人，而仅仅拥有土地和资本的人无法享有这种荣光。当勤劳能够致富之后，谁还会干“富贵险中求”的事情？ “五一”劳动节，劳动最光荣。在此沉痛悼念具有非凡创造力的陈忠实先生。 杨均伟 2016/4/30 温州宏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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