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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发展普惠金融已成中国金融改革和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但是，囿于固有金融市场格局，大型传统金融机构服务重心难以下移，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信用社等传统普惠金融机构在覆盖面上存在瓶颈，普惠金融此前一直难以落地。 可以说，2013 年后，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为构建真正普惠金融体系提供了新思路，，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理财、以阿里贷款为代表的电商小贷、以宜信、恒易融为代表的各种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平台相继崛起，提供了区别于传统金融的差异化服务，互联网金融开始与普惠金融显现出深度融合、相互促进的大趋势。然而，行业迅猛发展的同时，致使行业出现高成本获客、挪用投资金等乱象，甚至出现了“e租宝事件”这样的极端个例。 2015年以来，监管当局开始加大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监管，2016年普遍被行业定义为“监管元年”，尤其是随着《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暂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以及提出18个月整改期的要求，行业正进入新一轮洗牌。在这种大背景下，正确认识新兴互联网金融势力对于普惠金融的价值，对于判断未来行业走势意义重大。 普惠金融的要义在于服务于社会所有阶层，其中，低收入阶层的需求应该获得满足。 由于中小微客户的信息获取较困难、缺乏信用评估和抵押物、单笔交易金额小等原因，传统金融业普遍偏好于发展大金融，而普惠金融概念的出现，在认知层面上，往往等同于小额信贷、小微金融。 其实，小额信贷（小微金融）同属于普惠金融这一系统，普惠金融强调的是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体系，而不仅仅只服务于小微企业、农民或是低收入人群，更不同于扶贫金融或政策性金融。而大型互联网金融平台往往进行全产品线布局，服务所有社会群体。 以恒昌利通为例，自2011年成立之初就致力于普惠金融领域战略布局，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为借款人与出借人实现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搜集、信息公布、资信评估、信息交互、信息撮合等服务。 为了更好的践行普惠金融，日前，恒昌与格莱珉银行在其孟加拉国银行总部签订了“恒昌-格莱珉精准扶贫国际合作项目”，项目于今年6月正式启动，首期将建立3个网点。格莱珉模式在全球创造性地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信贷难题，而恒昌与其合作，希望借此机会能够创新性地给中国低收入阶层、农村提供一些资金解决方案，改善他们的经济与生活条件。 借助信息化及产品创新，互联网金融在业务层面可更好实现普惠金融。 受限于运营机构铺设的高成本，传统金融机构的物理网点往往分布于人口、商业集中的地区，难以渗透到经济落后地区以及低收入人群。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的跨界融合避开了这种弊端，一些地区即便没有银行网点、ATM 机，客户也能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工具，低成本寻找需要的金融资源，完成交易，这样就突破了客户服务物理空间的限制。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金融的产品创新降低了客户准入门槛，无论是类“余额宝”的互联网理财工具或者是P2P 网络贷款，亦或是阿里小贷等电商小额贷款等，均有客户低门槛的特点。 例如，理财产品的起购点由传统理财产品的动辄数万元，变成了1 元起购；阿里小贷披露的2015年3季度的数据，截止当时，服务超过140万用户，贷款余额达到4000亿元；恒昌利通已通过其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平台服务数十万的客户，用户享受互联网金融服务的手续大大简化，金融机构也不再要求如此多的先决条件。 正是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产品创新，金融的平民化趋势日益凸显，体现了普惠金融的应有之义。 互联网金融的技术突破，强化风险控制保障机制的有效性，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 大型互联网金融平台，普遍采用了最先进的IT技术，广泛应用数据的存储、挖掘与处理技术，降低客户的信息甄别成本和搜集成本，对数据信息的分析结果成为授信依据，突破了过往传统的审核、评估以及抵押和担保去辨别客户信用的方式。比如，阿里、京东等电商小贷就是将自身平台数据优势与小额贷款相结合，利用平台中客户的大数据积累，对客户进行信用评级和风险评估，并依此进行授信决策。 事实上，由于中国基础数据不健全，纯线上风控模式难以把握，即便是阿里、腾讯等大平台，也在四处拓展其线下的数据来源，行业内也出现了各种风控创新。恒昌利通，经过近5年的发展，服务客户群体已经遍及全国二十余个省市自治区，两百余座城市。与此同时，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端，推出了以“恒易融”为主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平台，坚持五审五催制度，既保证了客户快捷、简单的体验，又保证了严格系统的风险控制。在业务的开展中积累数据之外，恒昌公司与同盾科技等数据服务商达成战略合作，完善整体信用数据体系，以尽可能降低平台的运营风险。 总体来说，普惠金融意味着要为所有客户提供便捷化、小额、成本合理的金融服务。这是金融行业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创新的过程往往又是试错的过程，业已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经营模式和业务平台。无论监管或者竞争，大浪淘沙之后才知道谁在“裸泳”。其中，只有真正矢志于普惠金融的玩家，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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